略述阜新地区辽代佛教文化

胡 健

1963年出生,1979年参加工作,1987年从事文物考古与研究工作。现任阜新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依据史料记载,中国佛教始于汉代,兴于唐代、衰于清末。

佛教,历经千年传承,并由最初特殊的意识形态,转化成特殊的文化现象,最终演变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阜新地处辽宁西部,为农耕文化草原文化的结合部。进入辽代,在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共同作用下,佛教文化随之形成并日臻完善,且成为史学界、佛教界关注的对象。

一、佛教文化产生的背景

佛教是世界上主要宗教之一,由公元前六世纪古印度迦毗罗王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释迦牟尼所创,并广泛流传于亚洲各国。它的出现,既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当时社会思想领域、多元文化衍生的必然。

公元纪年前后,佛教开始由印度逐渐传输到中国,并因传输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不同而形成了三大派系,即汉传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云南地区的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

佛教于辽建国前广泛流传,契丹族原始宗教为萨满教。随着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对南传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均采取宽容、吸纳政策,以使各大教派得以长足发展,尤其是来自中原地区的汉传佛教发展迅速,一度成为各教派的主流。

公元902年,太祖阿保机“以兵四十万伐河伐北,攻下九郡。获牲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数”①掠夺之后,阿保机为妥善安置大量的汉人,使之服从于他的统治,于龙化州始建“开教寺”以“开导”、“教化”被俘汉民。918年,又“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919年“竭孔子庙、命皇后、皇太子竭寺观”。可见,辽代初期,儒教与汉传佛教是被上层领域极其尊崇的,并以儒教为先。太宗时期的佛事初兴,曾将熊州观音像移至木叶山,并建立佛堂,“奉为家神,兴军必告”。辽中期佛教兴盛,圣宗为研读佛经,编撰了《龙龛手鉴》四卷。道宗到寺院“执经亲讲”而广为流传。

如此背景之下,辽朝所辖区域崇佛之火,已呈燎原之势。特别是辽后族聚集的阜新地区,可谓僧侣众多、塔寺林立

二、佛教文化现象

辽朝是以契丹民族为主体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辽朝初期,中原纷乱,藩镇割据。北宋政权建立后,辽、宋曾经多年征战,“檀渊之盟”之后,双方进入相对稳定的社会阶段。正是有了这样稳定的社会环境,使辽朝的佛教文化进入少有的繁荣时期。

历史上,阜新是契丹族重要活动地区。辽圣宗十三年(995年),诏“修山泽祠宇,先哲庙貌,以时祀之”。②从这时期始,阜新地区寺庙开始大量修建。据不完全统计,从圣宗至道宗,阜新已有佛塔几十座,按有塔必有寺的理论推断,那当时至少还应有几十座大型寺庙。

(一)寺庙

辽代,阜新地区曾隶属上京道、中京道、东京道。依据文献资料、考古资料所载,阜新地区辽代佛寺建筑有几十座之多,知其名者有十几座。

崇先寺位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板镇三塔沟。建于辽兴宗时期,此寺应是阜新地区规模较高的寺庙,当时诠微大师在此做住持。受当时帝王喜好,该寺曾为搜集、编校、刊印佛经作出极大贡献。

宝严寺位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营子乡政府所在地。此寺建于圣宗时期,并延用到金代。金人王寂《辽东行部志》中记载“明昌元年(1190)二月二十六日,已酉,是日宿懿州(今塔营子)宝严寺”。可以断定,当时的宝严寺仍保存完好、香火兴旺。而且,该寺原来是辽代槊古公主的府邸,后改宅为寺,取名“宝严”。可想而知,作为公主的府邸,一定是质量优良、建筑宏伟

萧寺位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帽子乡政府西北成州城内,建于圣宗时期。金代王寂曾于《辽东行部志》中记载:“己巳,次同昌,旧名成州……是夕,假宿于城南之萧寺”。由此得知,此寺是以姓氏而贯名的寺院。

白山院位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富荣镇乡贝力房村。此寺建于辽道宗年间,当时寺院内另有佛塔建筑,并在塔基地出土石函一块,上记“显州北赵太保塞”。③

建福寺位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旧庙镇海力板村,始建于辽代中期。金代王寂云:“(自胡土虎塞)行约四十里,过小兰若,曰建福,临洮总管萧汴之祖所创也”“兰若”为梵文的佛寺之意。

灵山县佛寺位于阜新彰武县苇子沟乡土城子城址内,土城子城址为辽代头下州之一,据专家考证为辽代横州④或谓州⑤。金代王寂《辽东行部志》记云:“丁巳,晨发懿州……是夕寄宿灵山县之佛寺。”

除此之外,阜新地区还有大量的寺庙遗址,有的毁于战乱、有的坍塌于风蚀雨林。

具不完全统计,辽代所辖区域的著名寺院约几百座之多。如早期的上京道的“开教寺”、中期的“奉国寺”、南京道的“感化寺”、西京道的“华严寺”等等,都是我国佛教建筑的典范之作。

(二)佛塔

在中国的佛塔史上,辽塔是极能体现佛教观念。辽塔绝大部分是实心密檐式建筑,平面呈八角形,塔的基座高大、平座与莲花座成为一体,雕刻繁复。

懿州塔位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营子镇懿州城内。始建于圣宗时期,通高32米、砖筑八角十三级密檐式、周长41.1米。束腰座,并于束腰处每面雕三个壶门,壶门中间雕有佛像

东塔山塔位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帽子镇政府西北部山坳中。始建于圣宗年间,通高35米、砖筑八角九级空心佛龛塔。分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须弥座,无装饰图案;第二部分为塔身,饰有大量的浮雕图案;第三部分为密檐迭起部分,且迭起部分层层内收、尽显外形美观和建筑风采。

烧锅屯塔位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十家子镇塔山屯。始建于辽会同元年(984年),通高28米、砖筑八角九级密檐式建筑、由塔座、塔身、塔檐、塔顶组成。塔身部分集中浮雕图案,具有较高艺术价值。

除此之外,阜新地区还有大量的辽代佛塔遗迹

红帽子镇的成州城塔、大巴半截塔、务欢池镇的广民塔、彰武福兴地乡辽塔⑥,等等。纵观辽塔建筑,一是工艺充满佛教观念,二是形制为密檐式实心居多,三是有寺多有塔、塔寺相邻相融。

(三)佛教大师

辽代佛教文化传播广泛、影响深远。同时造就了许多著名的佛教大师,这些大师脱离凡尘、与世无争、研诵佛经、弘扬佛法,在辽代佛教史上具有重要一席之地。有辽一代,阜新地区著名的佛教大师有:

诠微大师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板镇三塔沟崇先寺住持。此人曾被兴宗授予崇禄大夫,检校司空官职,秩从二品。辽道宗大安年间圆寂,塔葬舍利。除此之外,此人享有辽代高官、贵族埋葬方式与规格。据诠微大师墓志记载:“维大安五年岁己巳三月壬申朔十四日乙时,于报德山葬大辽国崇先寺崇禄大夫检校司空诠微大师”。由此看来,崇先寺应属国家级的寺庙,诠微大师也是享有很高政治地位和佛事影响的人物。

妙行大师圣宗太平三年(1023年)出生,名萧志智,槊古公主长子。萧志智自幼“深厌尘俗,恳祈出家,其父不得已而从之”并拜于著名的海山大师名下,法号妙行。出家后,妙行大师除一生研诵佛经外,还为自己制订了“世间名誉、誓不沾行、凡得所施、誓不己用、手不捉钱宝、身不着蝉衣”等研经礼佛的行为规范。在其母槊古公主、道宗皇帝及宣懿皇后的支持下,妙行大师在南京建昊天寺。清宁五年(1059年)槊古公主随道宗到南京见妙行大师,这是母子分别十多年第一次相见。随后,槊古公主将南京宅地舍给了儿子、宣懿皇后施钱十三万、道宗赐五万贯做为妙行大师建寺之用。咸雍六年(1070年)延寿太傅太师传戒给妙行,妙行成为当时国家级佛教大师。

吕舟大师辽圣宗女岩母堇丈夫、驸马都尉,名萧绍业。因圣宗驾崩、法天皇后摄政,由此拉开宫廷党羽之争的动乱局面,法天皇后诬陷萧绍业参与宫廷政变,与萧匹敌谋乱,被赐死罪。后因岩母堇之故,以赐死改作出家为僧,岩母堇改嫁他人。所以说,萧绍业出家为僧带有一定强迫性和政治色彩。萧绍业以宅为寺,终日研读佛经,圆寂后建舍利塔,塔旁建寺以祭。

三、佛教文化影响

佛教自产生以来,同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相伴始终。尤其是阜新辽代佛教文化,出现了政教合一,儒、释、道相融的文化现象。

辽代佛教文化兴起,起到巩固政权、安抚民心的重要作用。

辽代佛教发展十分迅猛。在执政者看来“皇朝定天下以武,守天下以文,太平既久,而人心向善,故以此教以盛弘,凡民间建立佛寺,靡弗如意。”辽代中后期,佛教一度发展成“国教”,对当时的政权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佛教让饱受战争之苦的民众找到了心灵慰藉、寄托,缓解了阶级矛盾、民族对抗。

辽代佛教文化促进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沟通与交流。

佛教是汉初由印度东传而来,并由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传播途径在中国大地传播开来。由于佛教的东传,使中国的宗教文化更加丰富多彩。从阜新来看,辽朝早期具有汉传佛教的特点,同时出现儒、释、道相融相通的局面。如阜新辽代墓葬的壁画,就带有多教合一的特征。较为完整的辽代萧和墓,墓道两侧分别绘契丹人、汉人“出行图”、“归来图”,墓室内绘飞天、金刚飞鹤、流云图案。这种图案同出一座墓中,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最好体现。而且,这种图案在阜新地区中晚期辽墓中颇为多见。

同时,辽代的佛教文化渗透于契丹人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出生阜新懿州槊古公主之女名字为例,以“生有佛光”便取名“观音”,即辽道宗宣懿皇后——萧观音,这一现象在其他民族当中极其少见。可见,当时崇佛信佛之风多么强盛。另外,大量的佛教用语流传甚广,如“浮屠”、“觉悟”、“袈裟”、“衣钵”等等,这都是不同语言交流、传播的结果。

辽代佛教文化对后朝产生深远影响。

众所周知,金灭辽后,崇佛之风走向低迷。金朝执政者认为“辽以佛亡”,一度限制佛事活动及佛教建筑。即便如此,佛教文化产生的影响仍在漫延,崇佛之风仍暗流涌动。

金初名士王寂于大定十七年(1117年)第二次巡行辽东路过懿州住于宝严寺,当时的宝严寺仍然香火兴旺。而且,此时的民间佛、道、儒三教归一的活动大量出现。蒙古统一后,成吉思汗对于流传北方地区的道教尤加推崇,影响至深。因此,元明之际,阜新留有大量的道教遗存。清朝初建,佛教再度兴起。如果说阜新辽代早期宗教是儒教、汉传佛教为主的话,清代早中期,阜新地区藏传佛教十分兴盛,出现了继辽朝之后的鼎盛之势。清末,随着革命党人的反清起义,特别是辛亥革命成功,使阜新地区的佛教文化逐渐衰落。

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但也不难看出,它在回避社会现实、社会矛盾的同时,也扼制了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这正是需要总结和思考的方面。

【注释】

①《辽史·太祖上》卷1 中华书局1974

②《辽史·圣宗四》卷 13 中华书局 1974

③刘国友《阜新通史》吉林大学出版社

④、⑤张春宇等《彰武县文物志》辽宁民族出版社

⑥刘国友《阜新史稿》中国华侨出版社

编辑: 刘梓 编审:胡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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