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内迁贵州的学校及浙江大学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布迁都宣言,将政府首脑机关迁往陪都重庆,此后大批学校、工厂内迁,约3000万难民撤往后方。从1937年7月开始,清华、北大、南开大学率先南迁,此后内迁的高校近百所。到贵州的学校是当时全面内迁学校的一部分,规模相当可观。当时成建制迁入贵州的大学、中学及各种专业学校达29所,另外为了让内迁单位、难民的子弟以及流浪失学的青少年入学,教育部、交通部和贵州本地在贵州又新建了国立中学9所。这两部分学校合计38所,学校分布在贵州各地。学校人员众多,开展教学需要大量房屋、土地,学校所在贵州各县全力支持。官绅积极谋划利用公产,调动资源;富户腾出场地房屋,划出土地,提供材料物资;百姓出工出力,修路平场,各尽其能。贵州各方面千方百计地满足办学条件,使内迁和新建学校能够正常教学,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抗战时期贵州人民支持教育的峥嵘岁月,永远值得铭记。

图注:王伯群故居

战时内迁贵州和在贵州新建学校的概况

抗战期间内迁贵州的大学共有9所,分别是:私立大夏大学,由贵州兴义人王伯群在上海创建,1938年西迁贵阳;国立浙江大学,原址在杭州,1940年1月从广西宜山迁入遵义(系遵义县,今遵义市播州区,下文遵义、湄潭并列时遵义均指遵义县)、湄潭;国立中山医学院,1940年迁往镇宁县;国立广西大学,1944年日军侵桂时迁至榕江;华北乡政学院由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医院、南开大学金陵大学共同组建,1938年南迁定番(今惠水);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1938年迁到平越(今福泉);国立桂林师范学院,1944年迁至福泉;国民政府陆军大学是国民政府军事方面的最高学府,1938年从南京迁入遵义;国立湘雅医学院,1938年内迁贵阳。

内迁贵州的军事专业学校多来自南京,共12所,分别是:军训部军官外语训练班,1938年迁入遵义;陆军步兵学校,1939年迁入遵义;陆军军官学校四分校(广州),1939年迁入独山;麻尾海军学校,1938年迁入桐梓;南京炮兵学校,1939年迁到都匀;陆军军医学校,1939年迁入安顺;陆军兽医学校,1939年迁入安顺;中央陆地测量学校,1938年迁入镇宁;陆军通信兵学校,1938年迁入麻江;陆军辎重学校,1938年迁入龙里;防空学校,1938年迁驻贵阳,总队部设在花溪;国立中央高级护士职业学校,1938年迁入贵阳。

内迁贵州的中学共8所,分别是:国立桂林师范学院附中,1944年迁入榕江;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附中,1939年迁入福泉;国立浙江大学附中,1940年迁入湄潭;国立汉民中学,1944年迁入榕江;湘鄂教区联合中学,1939年迁清镇、安顺、贵阳;国立华侨第一中学,1942年迁到清镇;国立第二十中学,1944年从湖南芷江迁入贵州定番(今惠水),女子分校迁桐梓;南京中央大学实验中学,1938年迁到贵阳,后更名国立十四中学。

教育部、交通部和贵州地方各尽其力,新建中学9所:国立第三中学,1938年教育部在贵州铜仁江口创办;毕节扶轮中学,1938年由交通部创办;安顺黔江中学,1939年由安顺县地方创办,今发展为安顺学院。1941年,教育部又在贵州各地创办了6所中山中学,分别是:清镇中山中学、都匀中山中学、桐梓中山中学、兴仁中山中学、黔西中山中学、平越中山中学。这些中学的开办,极大地缓解了内迁失学子弟的读书问题。

西迁遵义的国立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时称国立浙江大学,在西迁贵州的学校中,人数众多,规模庞大,建制完整,在贵州时间较长而且办学取得长足发展,可视为抗战西迁贵州学校的一个缩影。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浙江大学于1937年11月在校长竺可桢率领下从杭州撤离,因日军步步逼近,飞机轰炸骚扰不断,师生一路走走停停,历时三年。先浙江天目山建德,再江西吉安泰和,后广西宜山,终在1940年1月到贵州遵义,行程共2600多公里。遵义为贵州富庶之区,文化底蕴厚重,对浙大西来慷慨接纳,鼎力相助,学校有了相对安定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得以稳定下来顺利办学,直到1946年6月迁回杭州,浙大在遵义、湄潭办学近7年时间。

西迁时国立浙江大学下设3个学院,16个系,全校师生员工带家属计3000余人,有图书5万余册,仪器3万余件,机器700余套,标本1.3万多件,如此大的规模,约需房屋1000间。但在浙大未到遵义之前,城区已经接纳了陆军大学、陆军步兵学校和军官外语训练班,还有约2万难民在城区滞留。当时遵义仅是一个只有5万多人的小城,城区面积不足6平方公里,难以容纳浙江大学的到来。浙大就把校本部和文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文科留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理科分设在第五行政督察区(遵义)所辖的湄潭县。遵义、湄潭两县均煞费苦心,为浙大提供了办公、校舍、学生宿舍、会场、图书馆、实验室、研究所、疗养室等所需的场地和房舍,保证其顺利办学。湄潭还划出土地200余亩,辟建了农学院的实验农场。湄潭县城狭小不堪重负,就在县城附近的永兴镇拨出部分房产和万寿宫设立分校,才满足了浙大的办学要求。

浙大在遵义、湄潭的办学场所很分散,相对集中的有以下几处:

老城子弹库(今遵义十一中),原是清末遵义知府袁玉锡创办的遵义府中学堂,民国时期为贵州省立三中,抗战期间为军事委员会第二军械库,民间称“子弹库”。成为浙大校本部所在地,竺可桢的校长办公室、校总务处、文学院和师范学院办公室、心理学实验所均设于此。

何家巷3号和5号(今可桢桥东),3号是清末总兵何行保的私宅,有四合院13个,规模颇大,浙大教务处和训导处设于此。5号是黔军团长周积善的私宅,让出来支持浙大,为浙大在遵义的主要教学点。

江公祠(今遵义一中初中部),清末为祭祀镇压农民起义军阵亡的遵义知县江炳琳修建的祠堂,建制恢弘,民国时期在这里办城成中学。浙大到遵义后让与浙大作图书馆,藏书约10万册,浙大一些活动也在这里举行。

水洞街3号(今老城碧云路人民银行),为抗战时期国军一〇三师副师长郭惠苍私宅,为三栋砖木结构楼房,浙大到遵义后郭惠苍借与浙大使用,为文学院史地所办公地。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在此主编《遵义新志》和《史地杂志》,当时颇有影响的《思想与时代》杂志编辑部也设于此。

图注:浙江大学西迁旧址湄潭县文庙,现为浙大西迁陈列馆

浙大工学院实验工场(今老城遵义宾馆一带),为浙大在城墙外新建,占地约百亩,建有房屋20余间,实验工场内设机械、动力、电工、热工、化工等实验室。

老城石家堡,是清末民国时期地方名流聚居处,环境清静优雅。浙大教授在遵义时都是租赁民居,居住分散,校长竺可桢租住在杨柳街傅梦秋家。唯石家堡居住的浙大教授较为集中,著名教授梅光迪、郭斌和、王琎、张荫麟、费巩、涂长望、沈思岩、李振吾、张君川等曾借居于此。

湄潭县文庙(今湄潭浙大西迁陈列馆),位于湄潭县城,始建于1620年(明万历四十八年)。浙大在湄潭办学期间,学校分部办公室、图书馆和部分教室设于此,是浙大湄潭分部的主体,1944年10月,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来湄潭访问曾在此讲学。湄潭文庙已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理学院旧址(今湄潭县医院住院部),1940年浙大理学院迁湄潭后租用双修寺,另外还修建了一幢二层小青瓦屋顶建筑,作物理实验之用。

农学院旧址,位于湄江镇西郊贺家祠堂(今湄潭县农业局),1940年浙大农学院迁至贺家祠堂办学,并在周围租地200亩开办农场,开展教学实验。该祠堂一正两厢,正房面阔5间,两厢各3间。

浙大永兴分校在永兴镇的万寿宫(今存),浙江大学一年级在此办学,并在万寿宫东侧租用民房作教授宿舍(今存),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曾在此学习一年。永兴镇万寿宫已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浙大研究生院,位于湄潭城郊的义泉万寿宫,为浙大培养研究生的基地,今旧建筑已不存。

校长竺可桢是哈佛大学博士,我国地理学和气象学奠基人,浙江大学所属的各学院均有一批国内著名教授:文学院有梅光迪、郭斌和、缪钺、王焕镳、丰子恺、张君川、张其昀、顾谷宜、钱穆、谭其骧、涂长望、叶良辅、张荫麟、诸葛麒、黄秉维、向达等;理学院有苏步青、陈建功、钱宝琮、胡刚复、王淦昌、卢鹤绂、束星北、王琎、吴征铠、贝时璋、谈家桢、孙宗彭、张耀德等;工学院有李熙谋、王国松、李寿恒、苏元复、吴忠伟、孙怀慈、钱令希、钱钟韩、范绪箕、梁守槃等;农学院有卢守耕、孙逢吉、吴耕民、储椒生、罗登义、蔡帮华、陈鸿逵、祝汝佐、吴文晖等;师范学院有郑宗海、陈立、王倘、朱希亮、郑奠、皮高品、夏承焘、李絜非、佘坤珊、朱正元、周北屏等;法学院有李浩培、赵之远、徐崇钦、陈令仪等;医学院有李宗恩、王季午等;各学院的公共科目的著名教授有舒鸿、邵均、沈思岩、孙恒、谢幼伟等。

浙江大学流亡遵义、湄潭办学7年,于国难当头之际,以教育科研兴邦。在校长竺可桢的领导下,学校得到了长足发展。1937年浙大撤离杭州时仅3个学院,16个系,1946年从遵义回迁时已发展为文、理、工、农、法、医、师范7个学院27个系,1个研究生院,4个研究所,5个学部和1个分校,11个工场,1个农场;浙大离开杭州时有教授及副教授70人,返回时增加到210人;离开杭州时在校学生460人,返回时学生为2171人。

校长竺可桢坚持“求是”精神,重视学术研究,加强人才培养,倡导学术自由。大批著名教授云集遵义和湄潭,教学、科研氛围活跃浓郁,学校定期开展各种形式的学术演讲会、报告会、交流会。学校及各个院系均办有学术刊物,有《国立浙江大学季刊》《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科学报告》《工院季刊》《思想与时代》等30余种。浙大师生出版的个人著作达150余种,在国内外发表的文理工农方面的论文数百篇。《思想与时代》杂志站在中国人文社科前沿,赢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张荫麟的《中国史纲》名扬天下;苏步青、王淦昌、陈建功、卢鹤绂等教授在国外发表的论文,在国际学术界也产生了重大影响。1944年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分别于4月、10月两次走访了浙江大学,对战时流亡西南贵州的浙大评价甚高,喻之为“东方剑桥”。

浙大在遵义、湄潭期间,培养了一批各学科的栋梁之才,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就曾在湄潭学习过。据1989年统计: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浙江大学有67人,其中教授27人,毕业生40人,基本上都曾在遵义、湄潭工作和学习过,学生中比较著名的有:叶笃正、施雅风、陈述彭、冯德新、谢义炳、陈吉余、徐僖、郭可信、张直中、毛汉礼、侯虞钧、徐承恩、丁锡祉等。

浙江大学在遵义、湄潭办学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两县人民的呵护。竺可桢校长在离开遵义时,与当地人民依依惜别,特制《浙江大学黔省校舍记》石碑,计569字,由浙大文学院教授王焕镳撰文,罗韵珊书丹,落款为校长竺可桢,碑文说明了浙大西迁遵义、湄潭办学的原因、经过,结语为“不可以毋记也,故记之以谂后之人”。该碑立于浙大西迁的校本部“子弹库”(今遵义十一中)内,1982年遵义十一中扩建校舍时出土。对这件珍贵文物,遵义特在市中心的河滨公园修建碑亭永久陈列。1989年,时任浙大校长路甬祥在《浙江大学在遵义》一书序言中说:“遵义、湄潭是浙大的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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