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千年德州仓

悠悠

千年德州

德州仓已有近900年的历史

说起德州仓的历史,应上溯到金代的天会七年(1129)。女真统治者在德州城北运河岸边即今天的北厂村,设立“将陵仓”,专为朝廷储存河南山东两省的漕粮,然后通过御河将粮食等物品运入北京,以满足宫廷和军队的消费需要。

元代至元三年(1266),蒙古统治者把“将陵仓”改名为“陵州仓”,主要还是着眼元大都的运营,以便将河南、山东的物产运回元大都和内蒙大草原。元代中期以后尝试将山东段运河取直,实现江南稻米瓷器木材等特产北输,因此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开挖了会通河和济州河两大工程,德州仓的地位再次得到提升。

明初运河不能全线贯通,北方军需大都由海路运送,经德州转运的军粮不多,德州漕仓的规模有限。洪武二十四年(1391),黄河在河南的原武决口,会通河淤塞,淮、徐两州的部分漕粮只能陆运至德州,而后沿南运河北运到达通州,此时德州仍为重要的漕粮存储地。当时,天下漕粮,“淮、徐、临、德分贮之”。海运“咸输天津仓”,陆运则转德州仓,“天津、德州二仓所受总输之通州”(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37)。将德州仓储存的河南、山东漕粮运至北平,成为海运、淮运之外的第三条运输线路。

永乐五年 (1427),“令山东布政司量起车夫,将济南府并济宁州仓粮运送德州仓,候卫河船接运”(《明史·漕运通志》卷8《漕例略》)。济南府在德州仓附近设济南府兑粮公馆,所属69个州县,其中24个县,直接将粮食交到仓口。宣德五年(1413),命河南、山东粮,皆运于德州仓。

永乐九年(1411),宋礼和白英重开会通河,使京杭大运河全线真正贯通。永乐十三年 (1415),“陵州仓”改名为“广积仓”,又称 “德州水次仓”,除负责征收、储运河南、山东两省的漕粮外,还接纳来自淮、徐、临等水次仓转运的漕粮。由于实行支运法,德州仓接纳转运的漕粮后,由山东、河南两地的卫所士兵再将其运至通州。

北厂漕仓遗址石碑

仓址由城外迁到城内

德州漕仓遗址有两处,即北厂漕仓遗址和南门内漕仓遗址。

北厂遗址位于德城区天衢工业园的北厂村一带。该遗址占地约15000平方米,现为北厂村村舍和农田,仅保留原北厂街格局,主要功能已转换为农村居住区。村内曾发现大量明清时期的建筑残存如石柱、石构件等。现在的北厂村西立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京杭大运河南运河德州段”和“北厂漕仓遗址”两块石碑。德州仓从初设开始,一直到迁入城内为止,在北厂村一共呆了320年。

明正统十四年(1449),基于仓廒的安全考虑,朝廷将德州水次仓连同预备仓一并移入德州城内。德州仓因库容大且附带有级别较高的管仓衙门户部分司,设在南门内东侧的显要位置。预备仓移于城内后分为两仓,移西门者,曰常丰仓;移城隍庙者,曰预备仓。崇祯元年(1628)常丰仓遭遇火灾,仓项归并德州水次仓。原水次仓改名“常德仓”,并开始担负支发驻防兵及运军月粮的任务。

清代德州仓位置未变,只是仓储规模和面积有所增大。清朝的满洲兵米因由此处发放,故名曰“常德兵米”。城内德州仓的范围大致包括今市检察院和德城区委两个大院连起来,南起东方红路,北至三八路的这一区域。其中德城区委处原有一个大海子海子北涯即是仓廒所在地。

仓储容量达400万左右

明永乐十三年(1415),德州水次仓有仓库80座,共800间,主要接纳来自淮、徐、临等水次仓转运的漕粮。宣德五年(1430),德州水次仓增建为德州、常丰二仓,储粮规模进一步扩大,山东、河南两省的全部漕粮皆运德州仓。这一时期每年通过德州水次仓转运的漕粮达300—400万石。宣德六年(1431)实行兑运法后,南方漕粮由民众运往淮安、瓜洲水次仓,然后由卫所官兵运往京城。兑运法的实行虽使德州水次仓地位有所下降,但支运法并没有废除,德州水次仓仍然存储大量漕粮。

正统初年, “运粮之数450万石,而兑运者 280余石,淮、徐、临、德四仓支运者十之三四耳”(《明史·漕运通志》卷8《漕例略》)。成化二年(1466)“以各处折粮银四万两,命官平氽米粟,以实临清、德州水次仓”。成化七年(1471)实行长运法后,支运法逐渐废除。德州及淮、徐、临仓原支运的漕粮也全部改在水次仓交兑。虽江北一带交兑不同的漕粮,仍由以上四仓收储转运,但德、临仓转运作用削弱,只存预备米19.11万石作为填补漕粮缺额所用。遇有灾荒,受灾地区应缴纳之粮可暂时停免,而于邻近地区凑补,待丰年归还。

由于德州仓存储预备粮过多,年久不用,以至于谷多腐烂。于是正德二年(1507)令运军于德、临二仓,年支运35万石至京。此后,德、临二仓储粮渐少,而京、通二仓粮多不能容。因此在扩建京、通二仓的同时,令德、临、河西务三仓各废三分之一。

到万历时,德州、临清仓均有储粮,而淮、徐仓无米,于是规定德州、临清仓储足50万石,其余存入淮、徐二仓。万历三十年(1602),漕粮多折银交纳,漕运京师的粮食仅为138万余石,京城官军以及边军给饷改为银米兼支,京城以及北边所需粮食多由商人贩运,导致德州仓的规模随之缩小。明中期以后,德州水次仓有东仓廒29座,263间;西仓廒12座,117间 (杨宏《漕运通志》卷6《漕仓表》)。

清雍正九年(1731),朝廷又建德州新仓120间。直到嘉庆年间,收缴上来的皇粮多得无处存放,嘉庆皇帝曾一度设想用德州行宫暂作仓廒。据文献记载,同治年间,德州仓仍储存着大批皇粮。由德州仓转运到北京的粮食仍达100多万石。

设专门官员管理运作

为维持仓储管理秩序,元代至元三年(1266),统治者在改“将陵仓”为“陵州仓”的同时,在德州设置捕盗司、达鲁花赤、监支大使等,负责德州仓的安全和运行。

明永乐十三年 (1415)在德州设户部监督分司;天顺五年(1461),改为户部管仓分司,“督理仓务”,在各水次仓或派户部主事出任 “监仓”,或由户部员外郎出任“督某某仓储”。自天顺到崇祯年间,德州共有“监仓”158人。为防止官员久任专权,自宣德至正统年间,监仓官员3年一换;景泰后每年1人,并成为定制。

起初,监仓只是监督粮仓的管理,不直接管理具体仓务,仓务由德州地方管辖。后来由于“官军横者难治”,方由户部官员直接管理。其具体管理人员有仓大使1至2人、副使2至4人,弘治年间裁减为每仓大使和副使各1人。另外还有勤杂人员如攒典、斗级、修仓夫等。攒典,掌管漕粮的接纳和输出;斗级,负责粮食的日常晾晒和存储;修仓夫,负责粮仓的维护和修理。

清初沿袭明代的管理体制,亦设仓大使管理水次仓,并有户部分司加以监督。据《山东通志》记载,仓大使署在德州仓的南面,清初至康熙中期,共有仓大使59人。清初仿明在德州所设的户部分司,“康熙四年(1665)停,仓务委托莱州府通判管理,十八年(1679)改并督粮道”。乾隆二十八年 (1763),裁德州仓大使,归粮道库大使。

明初为更好地保护粮仓,统治者曾用仁、义、礼、智、信等封建纲常用语将粮仓分类,“各仓门以致仕武官二,率老幼军丁十人守之,半年一更”(张廷玉《明史》卷79《漕运·仓库条》)。天启、崇祯年间由于后金势力的屡屡入侵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加之统治者疏于对水次仓的管理,到清初时原明代的德州水次仓出现严重倾毁倒塌。经清统治者的扩建和维护,德州仓在清代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清王朝的腐朽和没落,德州仓也不可避免地重蹈明末的残败覆辙。

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政府裁撤督粮道和仓大使,德州仓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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