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重蓉:行走在汉魏洛阳城址

近两千年前,继太史公之后写下又一部光耀千秋的史书— —《汉书》的大学者班固,曾在《东都赋》中如此感慨:“增周旧,修洛邑,扇巍巍,显翼翼。光汉京于诸夏,总八方而为之极。于是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可逾,俭不能侈。”(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一《东都赋》,中华书局,1977,32页)他以一代良史的气概和笔调,精细地铺陈出当时国都无与伦比的荣耀。他笔下的雒阳城在岁月的长河里流传下来,伴随着这座城市涌现出的风流人物,走过一朝又一朝的兴衰荣辱,在世世代代的人们心中积淀,交织成瑰梦,至今都吸引着我们去回溯她曾作为汉魏故都的点点滴滴。

一 汉家宫阙

汉魏洛阳故城历史可追溯至西周,周公曾在此建城,作为东都。秦庄襄王封洛阳十万户给吕不韦,吕氏在此扩建。西汉初,高祖欲定都洛阳。但直到东汉,洛阳才再次成为国都。东汉因崇火德,“故‘洛’去‘水’而加‘隹’”,曾改作“雒阳”;到了曹魏,“魏于行次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所以又改回了“洛阳”(参《三国志 ·魏书·文帝纪》,76页)。

东汉雒阳城沿用了秦、西汉时期的故址,南北纵达九里,东西横至六里,号称“六九城”(图1)。全城四面各开设3门,共计12座城门,由城门校尉与司马等官掌管(参《后汉书》卷二七《百官志四》,中华书局,1965,3610页),其中的上东门还曾留下一段佳话:一夜,光武帝刘秀出猎晚归,最方便的途径是进上东门入城回宫,不料时任上东城门候的郅恽却拒绝开门。光武帝命侍者从城门缝里向郅恽讲明情况,以为再怎么也得给皇帝一次通融,可郅恽偏是个死脑筋,竟以“火把照得太远了,看不清来人”为理由,硬是不开门。光武帝有雅量,再憋气也忍下,另外绕道,最后从中东门入了城。哪知郅恽不依不饶,第二天还上书一道。光武帝确是一位难得的明君,得此上书的反应是,贬给他行方便的中东门候为参封尉,而赐布匹给郅恽,以嘉赏其忠于职守(参《后汉书》卷二九《郅恽传》,1031页)。

图1 东汉雒阳城复原示意图

(王绣、霍宏伟《洛阳两汉彩画》,文物出版社, 2015,10页)

雒阳城内面积广大的南、北宫,均为包含若干宫殿的建筑群,附近有衙署、仓库及其他小型宫苑等。汉末《古诗十九首》里的“两宫遥相望,双阙百馀尺”,指的便是南、北宫。两宫的地位发生过转移,最早以南宫为重。 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称帝并定都雒阳,便居住在南宫却非殿。 14年后,南宫前殿建成,遂以前殿为正殿。南宫在整个东汉时期均为皇帝受群臣朝贺议政、国家举行重大仪式的地方。而汉明帝永平三年(60)至永平八年(65),修建北宫及诸衙署。建成后,重心渐移北宫。中央衙署分布在南、北宫外。北宫的东北方向,设置有皇家粮仓 ——太仓武器库——武库;南宫的东南,则有最高行政机构,即太尉府、司空府及司徒府。南宫的西北有雒阳三大工商业区之一的金市,城内东部还分布着社会上层人士的住宅,如步广里、永和里等(参桑永夫《汉魏洛阳故城编年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160-164页)。

章帝时期,梁鸿曾经路过雒阳,登临城邙山南望,目睹都城胜景,触景生情,作了一首《五噫歌》,以抒发心中感慨之情:

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阙崔嵬兮,噫!民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

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将雒阳城焚毁殆尽,仅存残垣断壁。后来曹魏文帝曹丕复建洛阳宫,采用单一宫制,于东汉北宫旧址上营建。汉魏洛阳故城遗址位于今天洛阳东郊,站在310国道高架桥上可以远眺一片广袤的田野,其中一座宽大的白色大棚出现于地平线之上,那是正在进行考古发掘的宫城遗址(图2),据说目前已发掘了太极殿、太极东堂等遗址。遥想当年,“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古诗十九首》)。而如今那故都的金碧历经了沧桑,悉数在历史的波涛起伏中影影绰绰地逃遁流逝,化作一片空影寂寂的平坦麦田,无言地昭示着冥冥中的兴亡。

图2 在高架桥上北眺汉魏洛阳宫城遗址 王杨梅

二 南郊太学

如果说雒阳城内的规划重在烘托政治的威仪肃穆的话,那么城南则成为礼制、科技文化教育的渊薮。雒阳城南,不仅建有礼仪建筑的明堂、辟雍与灵台,称为“三雍”,而且还有著名的太学,遗址位于今偃师佃庄镇太学村西北,洛河南岸。据考古发掘,遗址南北长220馀米,东西宽160馀米,四周有墙,各设一门;遗址内有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内有一排排呈东西向或南北向的长方形房基。太学是自西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我国古代官方的最高学府,东汉太学创立于光武帝建武五年(29)。其规模宏大,太学生最多可达3万馀人。灵帝熹平年间(172-178),树立由蔡邕等学者以隶书体刊刻的熹平石经。直到东汉末年董卓入洛,太学毁于战火。即使后世学者用力甚勤,四处搜寻石经,也不过是残馀之物,让人心痛。如今除了太学遗址,只能从留存下来的汉代石经残块上(图3),去想象昔日诗书斯文的盛景(参《汉魏洛阳故城编年史》,39-43页)。

图3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东汉熹平石经残块 霍宏伟摄

说起东汉太学的石经,便不能不提到蔡邕。这位流传千古的著名学者,精通经史、天文书法等,被称作“旷世逸才”。但他凭借书生意气投身政治,孰料其政治生涯又展开于朝局错综复杂的东汉晚期,虽然他殚精竭虑,却并不为君所用,屡受挫流放,最后还在董卓治下进退两难,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只是虽身陷政治斗争漩涡,蔡邕始终未曾放弃对学问修养的追求与秉持。在早年任议郎时,他不满于当时儒家经籍“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的情况,熹平四年(175),与同僚上奏求正定六经文字,获准后,自书儒家经典于46块石碑上,让工匠镌刻,立于雒阳太学门外,这便是“熹平石经”。史载当碑立好后,“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馀两,填塞街陌”(《后汉书》卷六〇下《蔡邕传》,1990页)。蔡邕之女蔡琰,也是名奇女子。受其父亲传,博学有才辩,拥有极高的文化修为及天赋。不过蔡文姬的命运跌宕起伏,一生三嫁。她留下了《悲愤诗》,诉尽乱世征战中女性颠沛流离与撕心裂肺的坎坷经历,其对生命发出真实深刻的困惑与叩问,触动了无数人的心怀。

从某个角度来看,蔡氏父女的命运与其所彰显出的精神,可以说是东汉晚期士人的经历写照与宿命代表。东汉最为典型的知识分子是太学生,这一群体并非书斋学者,而对政治有着强烈诉求,因而被斥之为“党人”,在东汉晚期曾两度遭遇过“党锢之祸”。他们中间出过许多名留青史的人物,比如主要活跃于顺、冲、质帝三朝的名臣李固。他学以致用,政绩颇丰,后因不肯立刘志为帝,与操纵朝局的外戚梁冀抗衡,最终被残害致死。更让人感佩的是他的气节风骨并未止于其身,还延续到了子女身上。李固死后,他的两个儿子接连被害,唯独第三子李燮在其姐李文姬的谋划下,随父亲门生王成亡命徐州,隐于市井做起商仆,才终于死里逃生,其年不过十三。十馀年后梁冀被诛,李燮得以返还乡里,姐弟重逢,悲感旁人。李燮后来被征为议郎,灵帝时拜为安平相,在位廉方自守、忠正敢言。当无道的安平王被黄巾军掠后,他勇于上奏不宜复其王国,其名声广为流传,京师人誉为“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

固然东汉儒士有激扬名声、意气用事的弱点,并且在与外戚宦官的政治斗争的背后往往也牵涉利益集团的纠葛,无休止的斗争使得朝纲国体雪上加霜。但从另一方面讲,那些儒士和太学生为此除了必须承受个体生命与意志上的摧残磨难,还必须面临一种家国情怀的重创。谁又能说,背后支撑他们的没有一份对国运的忧患与信仰呢?

所以,在今天重温东汉太学生的所作所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被一个时代所记录的知识分子群体,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主流精神气质,还因为从这个群体身上,能够感觉到当时雒阳城的温度与呼吸。毕竟城市对人群思想气质的影响和塑造,是潜移默化又难以忽略的,所以今人不能不去想象东汉的雒阳城,到底是怎样的一座城市,才能哺育出那样一批惊世骇俗、勇于担当的群体?

三 北邙冢墓

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四个王朝相继建都于汉魏雒(洛)阳城,辉煌与衰亡在这里此起彼伏。这座城市曾几度在战火中毁灭,如汉末曹植随父西征马超时,所见的便是“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送应氏二首》,《曹植集校注》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3页)。

除了感叹城市之亡,人们也哀叹生命的沉浮:“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古诗十九首》)这说的便是北邙山。历经数朝,如今可知的邙山汉魏墓葬数以万计,今选择帝陵、官吏墓及壁画墓等三类墓葬,从另一面看看洛阳。

第一类为帝陵。东汉是古代陵寝制度的创新与发展时期(参韩国河《东汉北魏陵寝制度特征和地位的探讨》,《文物》 2011年第 1期),其意义非凡。汉明帝永平十七年(74)正月,原该要拜谒原陵。一夜明帝“梦先帝、太后如平生欢。既寤,悲不能寐”(《后汉书》卷一〇上《皇后纪》,407页),于是挑了个黄道吉日,率百官及故客上陵。这实际就是把每年元旦朝贺皇帝的“元会仪”、饮酎礼、部分宗庙祭祀礼,合并至陵寝处成为“上陵礼 ”,大大提高了陵寝在祭礼中的地位。史书关于明帝感性的一面格外用墨,写他“阅阴太后旧时器服,怆然动容”,给兄弟刘苍去信讲:“岁月骛过,山陵浸远,孤心凄怆,如何如何!”(《后汉书》卷四二《刘苍传》,1438页)一代帝王能有此感怀,可知死生之大事,焉能不重?

洛阳分布有11座东汉帝陵,其中5座位于汉魏洛阳故城西北方的邙山,另外6座位于洛阳故城东南方的洛河以南。北邙三十里铺村南有一座大型封土堆,俗称“大汉冢”,其归属存在争议。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大汉冢应是光武帝刘秀的原陵(参韩国河《文化认定与价值立场:考古学对历史文献的态度》,《光明日报》 2018年 6月 25日;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邙山东汉帝陵地望的探索之路》,《中国文物报》2006年11月3日)。大汉冢封土形制为圆丘形,夯筑,如今已是草木覆盖。取径登顶,四周皆为平地,向北眺望可见俗称“二汉冢”的另一座封土堆(图 4),再北为 “三汉冢”,三冢南北纵列一线,相距一里馀,是为家族墓葬序列。大汉冢和二汉冢之间,开辟出连霍高速公路,车行寥寥,并未打破周围的寂静与空旷。浩浩荡荡的风穿越而来,大汉冢顶的杂草灌木被吹拂得跌宕不休,似乎想要诉说邙山上那几千年光阴的悠茫。

图4在大汉冢上眺望二汉冢 王杨梅

第二类是官吏墓。 2009年至2010年洛阳连霍高速公路改扩建时,在邙山大汉冢东侧发掘了曹魏时期的曹休墓。曹休是被曹操誉为“吾家千里驹”的一名战将,他的墓是带有长斜坡墓道(图5)的砖券多室墓。后室、北侧室、西南侧室分别安葬墓主人及合葬者。出土器物80馀件,其中后室中部出土一枚铜印,篆书白文“曹休”两字,证实了墓主人的身份和墓葬年代(参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大汉冢曹魏贵族墓》,《文物》 2011年第9期)。

图5曹休墓斜坡墓道 王杨梅摄

从连霍高速主路下来,走一段乡间小路,便可以到达曹休墓。从有些陡峭斜向的墓道下去,光线逐渐变暗,经过甬道,进入墓室内部后需要电筒照亮。电筒光束所及,只能依稀辨别近身的墙壁与室顶,置身于那些黑寂中千馀年前的砖与土之间,仿佛能够嗅到那丝丝尘埃落定、死生陌路的决然。曹休去世时,曹植专门写过一篇《大司马曹休诔》,以抒哀痛。这位在诗酒中流连了一生却又抑郁纠结的陈思王,也和洛阳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黄初三年(222),他在入洛受封、返回鄄城的途中,路过洛水,以无与伦比的才思与想象,将心中久积的苦闷郁结尽情迸发,创造了名动千古的洛神,浓墨重彩地向世人宣布他在洛水有过怎样一次动人心魄的奇遇。他笔下的女神,源于楚辞的浪漫多情,也来自汉赋的惊才绝艳,她自古老的湘江一路走来,走向汉魏的洛水,曾由生入死,又最终从死亡中获得永生。这种对死亡的独特视角,向现代人展示出古人生死观的一面。

第三类是壁画墓。如洛阳西汉的卜千秋墓,在墓室主室、墓门与后壁山墙之间的墓顶平脊内侧,用线条与色彩画出一幅墓主人升仙图。在这幅长达4.51米的画卷上,从左到右依次有女娲、月轮、羽人、青龙、白虎、朱雀、麒麟、鱼妇、西王母、玉兔、卜氏夫妇、伏羲和日轮。在原本冰冷恐怖的墓室里,亡者却置身于神人、神兽环绕保护的祥和仙境中,并被引领着走向升仙之路,这种艺术想象暗示于一种无常流变的基调中,希冀浪漫潇洒、获得安抚慰藉的终极关怀。西晋的文人张载登北邙曾作《七哀诗》:

北邙何垒垒?高陵有四五。借问谁家坟,皆云汉世主。恭文遥相望,原陵郁膴膴。 ……

在诗人的感慨之外,死亡作为一种无可逃避的绝对存在矗立在每个人的生命终点,汉代人为此以“事死如事生”的审慎态度来处理和想象死亡,凭着这份洞彻与达观,他们不仅赋予生死以崇高感,也滋养、拓展了艺术的无限天地。

对于人类个体,至大莫过于生死;对于一座建筑,存在莫过于兴废;对于一类精神共同体,功罪莫过于春秋;对于一个王朝,意义莫过于荣辱存亡……而汉魏洛阳城将这一切见证目睹、容纳涵盖,但她不言不语,以一种静默长深的姿态,顽强地抵御着人世的喧嚣与光阴的磨蚀。洛阳城将成败等闲视之,纷纭腾突,谷静山空,一切留与世人评说。她只平静地走过自己的历史,走向自己命运归宿的地平线,走进我们每个人似曾相识的心底。“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司马光《过故洛阳城二首》)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18年第9期“走进历史现场”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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