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文化 | 凉州金石中的碑刻

编者按:碑是凉州金石中的大族,形式上有墓志铭、铭序、墓表、圹志等。

碑是凉州金石中的大族,形式上有墓志铭、铭序、墓表、圹志等。从凉州现存的碑刻中,大致有五种类型。

一是以记述行迹和歌功颂德为主要内容的碑刻。这类碑一般冠以普通碑铭和神道碑、功德碑、孝廉碑、烈(贞)女碑等名称,叙述达官显人及其家族历史、功勋和孝子贤孙、贞烈淑女的事迹等。《贾思伯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家族。碑载:思伯为“武威姑臧人”。据考武威贾氏源于西汉贾谊,贾谊之后曾任武威太守,子孙入籍武威,并出过许多名人,如三国贾诩,北朝贾思伯、贾思同兄弟等。贾思伯先辈及其后代在山东为官并寓籍寿光,与贾思伯兄弟同时代的我国北魏杰出的农学家、《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一般认为是山东寿光人,但若同贾思伯兄弟联系起来看,应与贾思伯是同宗兄弟,祖籍应当是姑臧。《晁大明墓志》记载晁错之后晁大明事迹。汉有名臣贾谊、晁错,凉州皆有传人及名人。唐《德宗赠太尉段秀实记功碑》歌颂了司农卿段秀实面对叛贼朱的淫威,不畏强暴,英勇就义的气概,不仅是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的姊妹篇,又是段秀实为凉州籍名人的确证。从凉州现有的这类碑刻中,展现了从古到今,凉州英华辈出,人杰地灵。

《贾思伯碑》

二是有关祠庙方面的碑刻。这类碑一般立于寺、庙、宫、观、祠堂、塔台等地。凉州城乡寺庙宫观众多,大凡规模较大者都有碑刻,记载其修建、重建、维修等历史演变过程,这对研究祠庙和宗教历史文化及其社会背景具有重要价值。刻于明宣德年间的《重修凉州百塔寺志》、《建塔记》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凉州百塔寺及发生在公元13世纪的“凉州会盟”情况,向世人昭示了西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重要历史。武威文庙究竟建于何时,目前通行的说法是建于明朝正统年间(1436~1450年),主要根据是立于明成化六年(1470年)的《重修凉州卫儒学记》碑。但如果深入研究有关文庙的碑刻,文庙始建年代应在前凉或西夏,这样就可以把文庙的肇建年代提前一千年或四百多年。《凉州御山瑞像因缘记碑》记述了一个美丽的佛教传说故事,对研究北魏高僧刘萨诃的行迹和解说敦煌莫高窟一些壁画塑像提供了实物资料,历来为敦煌研究者所重视。《海藏寺藏经阁碑》记述了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海藏寺主持际善法师不畏艰险,历时8年,东行求经的动人事迹。刻于明天启二年(1622年)的《增修大云寺碑记》,记载了日本僧人志满游历凉州,并于洪武十六年(1383年)开始募化增修大云寺的一段历史,成为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除佛、道之外,凉州是河西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传播较早的地区,因此,也保存了这方面不少的碑刻。

三是少数民族碑刻。凉州曾是少数民族活动的重要地区,少数民族统治时间较长,保存了较多且在金石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少数民族碑刻。弘化公主及慕容家族的九通墓志,为研究唐王朝对少数民族的政策、相互关系和吐谷浑民族的历史、家族世系、民族融合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元朝大学士虞集受诏撰写的《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叙述了回鹘人的起源和流派,史料价值很高。元朝中书平章政事危素撰写的《大元敕赐西宁王碑》则是研究高昌回鹘及斡栾家世的珍贵资料。《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即西夏碑,是目前中外学者研究西夏文字和西夏民族文化最全面、最重要的实物资料,是西夏学的源头,在中外学术界影响颇大。

《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

四是以记史、记数、记名为主要内容的碑刻。主要有水利碑、祭田碑、简史碑、书院碑、种树碑、姓名碑、绅民碑等。大量的水利碑记载了凉州水利沿革、祭水、分水、水系、水利资产、兴修水利、水事纠纷调解等方面的内容,对今天勘界、水资源普查、水文气象研究具有重要利用价值。清欧阳永裿撰写的《敦节俭条约》碑娓娓道来,说理朴实无华,字字句句都在警示人们反对奢侈,提倡节约,特别是“丧祭之费用宜节也”、“嫁娶之费用宜减也”、“酬酢之费用宜简也”的大声疾呼,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教育警示作用。《武威植树碑》记载了武威军各营将士在驻地陇东地区植树造林、绿化第二故乡的事迹,对今天的全民绿化仍有启迪意义。

五是现代的纪念性碑刻。主要有奠基碑、建校(厂)碑、创业碑、共建碑、纪念碑、烈士碑等,从不同方面表达歌功颂德、祝贺纪念之意,同第一种碑刻基本相似,但所异的是此类碑刻多为新中国成立之后所刻,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凉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战天斗地,艰苦创业的业绩,反映了凉州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

《武威植树碑》

来源:凉州区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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