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在上海的“故居”

很多年前,我得知上海徐汇余庆路爱棠新村13号挂了纪念陶行知的铜牌,专程去瞻仰,一看是“陶行知旧居”!他因躲避特务追踪,借住在友人任宗德家中,因突发脑溢血在此去世。准确的说,这是陶行知去世地。

余庆路146弄爱棠新邨13号

陶先生一生为国事四处奔波,曾几次来上海,把这座东方大都市当作第二故乡。他生命的最后三个月在上海度过。他来到这里,是为了完成他的心愿:“要让整个上海都变成学校,让上海500万市民都有受教育和再教育的机会”。可是,他的生命停止在1946年7月25日,这些愿望也付之东流。

为了“让中国人人受教育”,陶行知辞去东南大学教授、教务长之职,放弃了每月五百元大洋的高薪后,从此没有职业,靠卖稿、卖讲、卖文为生。他办学校靠募捐,向武训学习,要饭办学。他把所有的精力、财力、心血,用在办教育上,如他的诗所写:“人人称我老夫子,生活不如老妈子,同时为了带孩子,吃不饱来饿不死。”“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

他没有房产,因为无钱购置,更无心思为自己谋划。陶行知多次往返在上海,住处从不固定。

1919年4月30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应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堂之邀,由日本抵达上海,陶行知与胡适等去码头迎接老师。陶行知当时在南京任教,他到上海后,住在旅馆。

留美归来后执教于南京师范高等学堂

1921年夏,他的另一位著名导师孟䘵来沪调查科学教育实际情况,此后4个月,陶行知一直陪同老师进行调查和讲学活动,除了在南京,其它城市的活动,陶行知都住旅馆,为了省钱,住的都是小旅社

1930年4月12日,陶行知在南京创办的中国第一所乡村师范学校被反动政府查封,他遭到通缉,避居上海。他躲在法国公园旁的孟渊旅馆,房间里只有一张小床,他和躲避搜捕的学生挤在一起打地铺。学生不敢出去,陶行知每天半夜出去,回来带包面条,在五更鸡(一种烧火油的小炉子)上下面条,大家分了吃。不久,传来被捕的晓庄学生谢伟棨、叶刚等十余人在雨花台被杀的消息。陶行知心痛之极,喊出:“刀儿,刀儿,嗬嗬!我们还要干!”

形势越来越紧张,他在同乡程霖生帮助下,住进了程家(现泰兴路306号)。后转移至虹口内山书店(现四川北路2050号),在内山完造先生帮助下,流亡日本。

内山书店

1931年3月,陶行知从日本潜回上海,先是匿居在法租界,后内山完造为他租了北四川路一条弄堂里的石库门(门牌号不详)。当时,他的通缉令尚未撤销,没有经济收入,只能化名写文章获取点稿费,后得朋友牵线,他与商务印书馆签订了翻译世界文学名著的合同,以译稿度日。他整天整夜伏案译书,很快就完成了几部书稿,可惜在“一二八”的炮火中全部化成灰烬。

他的晓庄学生方与严、丁柱中等得到消息,找了个小饭店与他见面,问老师有什么打算。陶行知说了日本见闻后,语重心长地说:“要集合一些有志于改造社会、创造新生活的科学家来倡导一个科学下嫁运动”。学生惊讶地望着这位学教育而不是自然科学的老师,充满了疑虑。陶行知说:“要把科学的种子播到千家万户,一个国家要进步,科学是唯一的桥梁。要把科学知识变得像空气一样,让中国每个人都享用,以造就一个科学的中国!”

此时,他应《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聘请,担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并以“不除庭草斋夫”之笔名,撰写了大量时评、教育理论及小说。史量才得知陶行知要发动“科学下嫁”运动,十分支持,捐款十万元,作为活动基金,还以《申报》顾问名义,每月发给陶行知生活补贴。

得到史量才的资助,陆续出版的科普书籍也有了稿费,陶行知有了一段较安定的生活,他把母亲、夫人汪纯宜和几个孩子接到上海,租武定路石库门(门牌号不详),把家安顿了下来,因钱少,租不起大房子,他自己常常挤在“自然学园”睡。

1931年夏,他租下西摩路(现陕西北路门牌号不详)创办自然学园。这座三层洋房是一犹太人夫妇住宅,主人住三楼,一、二楼租给了陶行知。楼不大,只有两间房,但楼下有厨房,屋顶有晒台,生活很方便。陶行知购置了一些仪器、图书,请丁柱中、戴伯韬、董纯才、方与严住进来,后来高士其也被陶行知请来,加上长子陶宏和他自己,共七人,住在这里,开始了研究和写作。

两间房,既是居室,又是办公室、写作室、实验室,条件虽差,但大家都很尽职,生活既紧张又有趣。每天起床后,他们在晒台晒会儿太阳,陶行知说,这是天然补钙。早饭后就开始看资料、讨论,分头工作。

“科学要从儿童教起”,陶行知计划“自然学园”将编三五百本《儿童科学丛书》,内容包括生物、化学、物理、天文、矿物、数学、农业、生理卫生等自然科学各个领域。要求既能反映现代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又要生动有趣,通俗易懂,适合儿童和老百姓阅读,其目的是“引导孩子把自己造成科学的孩子”。

来工作的几个有的是欧美留学生,有的是晓庄教师、学生,都有实验、研究能力,但如何写出儿童爱读的科普读物,觉得很困难。陶行知介绍了两位“先生”,一是耳朵,文章写好了,先念给自己听,如有不顺耳之处,就要修改。二是老妈子(“自然学园”烧饭的佣人),读给她听,如她听不懂,“稿子只有扔进字纸篓里去”。

高士其因做实验,细菌钻入脑子,得了后遗症,流落上海生活无着。陶行知把他请来,鼓励他写作,他从“自然学园”写“生理卫生”起步,后来成了著名科普作家

“自然学园”供吃住,每人每月还发10块钱大洋补助费,只有陶行知,把史量才发他的个人生活费都投入进去,非但不取分文,还把稿费也捐了出来。这里的生活并不富裕,除了高士其,其他人都打地铺,陶行知也不例外。但大家都全身心投入工作,称它为“自由学园”,每个人都做着有意义的工作。

他们有一架十分精密的望远镜,夜晚,全体同仁由陶先生率领在晒台观看满天星斗,一起认识北斗星,天河、牛郎织女,一起研究天文。每人有分工,丁柱中译外国科普著作,陶行知和陶宏研究天文和化学,高士其写微生物大观;董纯才编《十万个为什么》……

“自然学园”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在陶行知领导下,编出了一套《儿童科学丛书》,他自己编写的就有科学、天文学、度量衡、空气、肥皂的把戏等。由于他仍在通缉中,这套丛书以陈鹤琴、丁柱中名义出版,是我国最早为儿童系统介绍科普知识的书,至今,仍有参考意义。

在陕西北路自然学院编写的《儿童科学丛书》

1932年6月,为了给科学下嫁运动建立一个实验基地,进一步开展科学普及运动,经上海市教育局批准立案,陶行知与儿童书局合办了儿童科学通讯学校。这所学校没有校舍,也没有专职人员,只设了联络处,在爱文义路(现长寿路)小沙渡路(现西康路)永裕村,报名处在浙江路5号儿童书局总局内。陶行知任校长,聘陈鹤琴与“自然学园”全体同仁为指导员。他拟了招生广告:“20世纪的世界,是一个科学的世界。在科学的世界里,只有科学的国家才能生存。我们必须使中华民族具备科学的本领,成为科学的民族,生存于现代世界,科学要从小教起。”

通讯学校采用通讯教学和共同工作两种形式,编了指导书,书中事例尽可能中国化,所提倡的实验器材,发动儿童自造,如酒精灯用水瓶,玻璃管用竹子,破布、烂棉、铁丝、旧钉都可作替代品,提供自学自做自研究。第一期报名者就有100多人,由于经费困难,所有指导老师全义务,大家还把出书稿费全贴了进去,勉强维持了三年,最后连讲义油印费也付不起了,只好停办。

“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因经营困难,无力资助,“自然学园”租不起洋房,搬到了租金较廉的法华寺(现法华镇路525号))坚持工作。在诵经声中,陶行知和大家挤在一起,与僧人为伍。夏天没蚊帐,只能用被单盖住身子才能抵挡蚊子,热得发晕,仍然苦苦坚持,最后连破庙也租不起,“自然学园”只能停办。

不久因房租太贵,陶行知退掉武定路石库门,把家搬到法华寺附近的小房子,全家挤在一起,几个儿子只能打地铺。

陶行知的科学下嫁运动冲破了社会种种束缚,成为中国科学普及的先行者。在艰难困苦中,他和他的团队写成108本《儿童科学丛书》,还有儿童科学活页指导和一批通俗科学译著。他提倡的科学立国,科学强国,“只有掌握科学技术,才可以使中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高瞻远瞩,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科学下嫁运动搞不下去,陶行知进行了反思。他希望晓庄学校复校,但已不可能,出路何在?

他还有很多事要做,同乡程霖生见他无屋可住,再次请他住进自己家(南京西路1550号近常德路),后来几年他断断续续住在那里,直到1936年7月出国。

程霖生公馆

1932年10月1日,在宝山大场,陶行知办起一所新型的农村学校——山海工学团,没有围墙,没有校舍,只在孟家木桥借了一座破旧的红庙,后来又租了菜农张兰庭的房子。

红庙(左后)大扫除

最高的团址——孟家木桥张兰庭家

那时大场离市区很远,交通不便,陶行知住在常德路,去一次工学团要来回好几个小时。他送抽水机、医疗药品、图书下乡等,无法回市区时,就住在工学团,与他的晓庄学生工学团团长马侣贤挤在借来的房子里。

大场地区农民像所有的农民一样,过着贫困生活,挣扎在饥饿线上,很小的孩子要为家庭分忧,割羊草、卖菜、种田,几乎没人上学。工学团提倡“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它适应了大众的生活。陶行知亲自下田教农民使用条播机种棉,使棉花产量成倍提高;遇大旱,他募捐来抽水机,顶着火辣辣的太阳,送到田头帮农民抗旱;没有钱请老师,他发动小孩子当“小先生”,即知既传人;他办共和茶园,放映电影,请来冼星海、聂耳、田汉……实施乡村艺术教育,倡导“三元大洋结婚”,改革陋习……

1934年陶行知在山海工学团推广小先生制作动员报告

陶行知无力扭转乾坤,但他以赤诚的心,尽自己最大能力,改造乡村,为农民谋幸福。他常常在简陋的泥屋里,与农民谈笑风生,把希望送到他们的心里。

1933年11月16日下午,陶母见陶行知衣服扣子掉了,要他脱下上衣,飞针走线,把扣子缝上,又检查了一遍,把衣服穿在儿子身上,忽觉头痛欲裂,步履跚跚地想上床睡觉,一个踉跄,她倒了地上。陶行知和陶宏把老太太抬上床,她拉着儿子手,断断续续地说:“不碍事,别急……”她勉强张开眼睛,想说什么,再也发不出声,手也放开了。救护车还没到,老太太已不省人事,待送到上海国立红十字医院,医生只会摇头。

陶行知父子在病床前守了29个小时,老太太呼出最后一口气去了。任凭儿孙千呼万唤,她再也听不到了。朋友们知道他清贫,筹了一笔款子。他办完丧事,抚棺回乡,把母亲葬在晓庄他父亲墓旁。家破了!他的知音、妹妹文渼已于1929年英年早逝;为他持家、养育儿子的母亲走了;他的夫人汪纯宜因不堪生活重压患精神分裂症已多年,自己忙于事业,四处奔波,这个家怎么办?老友姚文采劝他把夫人送进精神病医院。法华寺旁这间小房子不租了,三个儿子住进法华寺内的“自然学园”,三儿子一直有病,无法正常生活,托付给了姚文采。

法华寺

家散了,从此,陶行知一家再没能在一起生活,夫人于1936年在医院去世,陶行知正在广西准备出国宣传抗日,丧事是朋友帮助料理的。

母亲的人寿保险费一万多元,陶行知买了电影放映机和供放映机用的发电机,买了影片,供新安旅行团和山海工学团放映唤起民众抗日的影片,新安旅行团带着它走遍大半个中国,陶行知对母亲的孝和爱,播送了几万里

1936年6月,陶行知受救国会委派,将去国外宣传抗日,大场农民写了首诗为他送行:“衣裳农民化,知识化农民,对待百姓如亲人,农民见您如亲人。教育可普及,农村不破产,假如中国有一万个陶行知,农家子弟幸福真无穷。”农民用明明白白的“大众诗体”,向农民的朋友托出,两万名团结在山海旗帜下农民赤诚的心。

这一次,陶行知走得很远很远。1936年7月11日,陶行知在香港尖沙咀码头乘“哥夫”轮出发,在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里,遍走欧、亚、美、非四大洲,28个国家和地区,作为民间国民外交使节,向世界宣传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决心,争取各国支持。在大洋彼岸,在陶行知的奔波下,世界掀起了“反对日本侵略”、“支援中国抗日”的热潮,大量捐款寄到中国,“义勇军进行曲”响彻世界各个角落。

1938年8月,他风尘仆仆地回国,未及休息,他马不停蹄去重庆,在古圣寺创办育才学校。为国培养人才,他殚尽竭虑,是真正的“要饭办学”。他在那里收获了爱情,与吴树琴结为夫妻,两人度过了十年甜蜜的夫妻生活。直到1946年4月,他才回到阔别已久的上海。抗战胜利了,他的老友、历史学家翦伯赞也回到上海,向他抱怨说:“没有房子住”。陶行知也没有房子,他为翦先生借了房子,自己借住同乡许士骐之兄许德臣家房子,吕班路(现重庆南路)53号胜利饭店三楼的亭子间。

吕班路(今重庆南路)

房子很小,仅一丈六尺见方,里面放了张生锈的铁床,一张方桌,一个小五抽屉柜。西面有扇窗,整个下午西晒太阳照进来,热气腾腾,剩下的空间,只能站两三个人。他和续弦夫人吴树琴住在这里三个月,几乎天天战高温。

陶行知雄心勃勃,抗战胜利了,国家和平了,可以好好地办教育了。他在这间小屋宣布他的宏愿:“我来到这个东方大都市,想在这里创办社会大学、函授大学、新闻大学、无线电大学、海上大学、空中大学;还要创办育才大学,附设中学、小学和幼儿园。要在上海实现我的生活教育理论”。为他救国救民的壮志勾划了一幅美丽的蓝图。

他的朋友、学生得知他回沪,陆续来胜利饭店探望。沈钧儒与他讨论民盟开展活动,田汉来探讨文化、戏剧创作,晓庄学生希望复校;育才学生讨论迁校;大场农民要恢复山海工学团……屋子虽小,却盛满了希望,陶行知在这里热情接待一拨又一拨旧朋新友。

人民盼望战后能过安定生活,政府却挑起内战,上海掀起了澎湃的民主浪潮。陶行知到处演讲,呼吁民主和平,反对内战。他在这间小屋日夜写作,演讲稿、诗、文章,不断从笔下写出。6月23日,上海十万群众在北火车站欢送各界代表赴南京请愿,陶行知站上主席台,正义凛然地喊出亿万人民的心声:“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假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

7月11日、15日,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暗杀,陶行知在这间小屋,写下了痛彻心扉的悼诗:“杀你的人是杀民主,杀和平,杀害中华民族的生存。这一颗凶恶的子弹不是打你一个人,是打在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心身。”

陶行知在上海的一百天里,为和平民主事业作了一百多次演讲,在报上发表了许多投枪似的文章,他对反动派的罪行,揭露得如此有力,继李公朴、闻一多后,他被列入黑名单上的第三名。

周恩来派陈家康同志到这间小屋,忠告他:“你的门前就有特务监视,最好不暂住此地,随时要提防特务的无声手枪。”陶行知说:“我等着第三枪!”他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开始日夜突击整理自己的诗集,并于7月16日给育才师生写了一封告别信:“两方面朋友都向我报告不好的消息,如果消息确实,我将很快结束我的生命。我提议,死了一个人,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这死了一百个人,就是一百万人,死了一千个人就是一千万人。平时要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勉励。

7月23日,郭沫若和几位朋友要来看望他,因屋子太小,改去郭宅,同去的有马叙伦、茅盾、田汉、郑振铎等。陶行知建议,以上海文化界名义联名致电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要求他们派人来中国调查李公朴、闻一多暗杀事件,将国民党罪行公诸于世界。大家一致赞同,推陶行知草拟电文。

离开郭宅已是晚上十点多钟,郭沫若送陶行知到门口,再三要他保重。他说:“我是黑榜探花,不怕!”为防不测,这天,陶行知离开胜利饭店,独自到爱棠新村13号任宗德家里过夜。

他连夜拟致哥伦比亚大学的电文,第二天上午,托人把电文送郭沫若,请他修改后,让上海文化界人士签名,他自己首先签了名。下午一时起,他整理自己的诗集,连续工作五小时。在许士骐家晚餐后,他又回到任宅,在桌前继续工作。吴树琴和二儿子晓光来此看他,夫人见他双目通红,面容憔悴,劝他千万要注意身体,不要过分劳累。他说:“我的时间已不多了,要加紧工作,我必须赶在死神的前面。”他们走后,陶行知与任宗德畅谈国事,直至午夜后,又开始整理诗稿。

他疲累至极,伏在桌上小憇,用冷水擦一把脸又继续工作,挥笔写下最后一首诗:“……要达到文化为公,学者有其校”。他把笔搁在砚台上,望着窗外,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他发出深重的叹息。一阵困倦袭来,天旋地转,他摸上衣口袋,高血压药未带来,他呼唤树琴,夫人不便随他来此借宿。他挣扎着走进卫生间,轰然一声,倒在地上。

夜寂静无声,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个不朽的灵魂飞离了躯体,1946年7月25日,在无人知晓的凌晨,陶行知因工作紧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突发脑溢血倒在他战斗的岗位上,在他借宿的友人家中去世,终年55岁。

周恩来偕夫人邓颖超立即赶来,他握着陶行知尚有余温的手说:“你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他致电中共中央:“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毛泽东、朱德当天向胜利饭店发了唁电:“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

沈钧儒、田汉、司徒敏、陆诒、廖梦醒、任宗德、许士骐与陶夫人、儿子等围在陶行知遗体旁,听到周恩来深情的悼词,都流下了眼泪。

上海各界5000人在震旦大学举行追悼会。1946年12月1日,陶行知灵柩由上海53个人民团体和各界代表护送抵达南京和平门车站。董必武、沈钧儒、罗隆基等与数千群众在车站举行迎梓典礼,灵前陈列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冯玉祥及各人民团体敬献的花圈,陈设着董必武的《哭陶夫子》诗。从火车站到晓庄,送梓队伍越走越长,沿途家家设香案路祭,人们跪倒在地,以我们民族的最高礼仪哭别陶先生。灵柩所到之处,香烟缭绕,哭声四起,哀歌声声,泪雨纷飞。

工人、农友、学生、妇女、报童、伤兵、流浪儿……用发自肺腑的声音呼喊着陶行知,晓庄的农民个个哀恸欲绝,“陶叟啊,你说要回来的啊!”

灵柩上覆盖着“人民导师”四个大字,在千百人的悲泣声、呼唤声中,徐徐落葬。一生飘泊,处处无家处处家的陶行知,身穿旧学生装,脚套破皮鞋,身无长物,两手空空,回到了他办第一所学校的劳山脚下,在他最后的“住处”,与父母、妹妹、夫人团聚,与他在雨花台牺牲的十几名学生永久相伴。

陶行知只有一处私产,办晓庄学校前,他收到《平民千字课》稿费二万多元,这笔钱用于晓庄开办。他下决心办乡村学校,自己要农民化,便在晓庄学校大礼堂犁宫旁造了茅屋,泥墙茅草顶,屋前种了五棵柳树,他称这座茅屋为“五柳村”。他把家从南京迁来,母亲、守寡的妹妹、夫人、四个儿子,在这里团聚。自1927年晓庄开学,至1932年他把全家接至上海,全家在此住了共五年。前三年,晓庄办得红红火火,妹妹和夫人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在晓庄担任指导员,母亲操持家务。陶行知工作繁忙,但因家在学校,生活方便,全家其乐融融。1930年晓庄被封,夫人受惊吓,落下病根。陶行知为避敌人通缉,匆匆离家,妹妹已去世,老母亲苦苦撑持家,两年得不到儿子一点音讯。五柳村凄风苦雨,老母以泪洗面,儿子无法读书。直到1932年,陶行知回乡把全家接至上海。此时,夫人已病入膏肓,不认识他了。

犁宫 南京晓庄师范大礼堂(右后为五柳村)

陶行知唯一的私产五柳村,于1937年毁于日寇炮火。这里,是他一生中最安定,最快乐的日子,也是全家在一起生活得最长的地方。1946年他回乡祭拜父母亲,五柳村已踪影全无,只有门口仅剩的一株柳树,在寒风中瑟瑟颤抖,与他相看无言,泪眼朦胧。

此后他再没有私产,没有后人可永久纪念的故居,但是千万座丰碑,建立在人民的心中,浩气长在,英灵永存。

来源:上海宝山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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