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酒店的“陪酒女郎”是怎样的?

  
  中国早在先秦前街头已有酒馆。《鹖冠子·世兵》有“伊尹酒保,太公屠牛”之说,伊尹是夏代人,被视为“中华厨祖”。所谓“酒保”,就是店小二。
  在汉代,餐饮业很发达,酒馆经营者颇有创意,常把酒坛放在店前垒起的高台(垆)上做广告,垆前还站着“促销小姐”揽客,人们喜欢光顾街头酒馆。当年最有名的“促销小姐”,当是卓文君了。《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才子司马相如与美女卓文君私奔后,变卖了车马等物,在四川临邛开了个小酒馆,“文君当垆,相如涤器”,司马相如洗盘子,卓文君在店前的酒坛旁揽客。
  汉代的酒馆为了吸引消费者,一般都会用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做服务员。汉乐府诗《陇西行》中就描写了一位“陪酒女郎”,此女长得相当漂亮,时称“好妇”,既陪酒,又赔笑:“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问客平安不?请客北堂上,坐客毡氍毹。清白各异樽,酒上正华疏。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杯。”
  漂亮又热情的“女招待”,常遭到“性骚扰”。诗人辛延年的《羽林郎》,就记述了霍将军的门人冯子都,仗势调笑当垆卖酒的美女胡姬。胡姬当时只有15岁,冯子都对胡姬动手动脚的,还送了面镜子给胡姬。但胡姬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女孩,卖酒不卖身,结果当场翻脸,警告冯子都:“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
  魏晋人喝酒讲究“气氛”
  魏晋时期并非中国酒文化的繁盛期,由于时局多动荡,生产遭到破坏,酒禁一度极严厉。《魏书·刑法志》载,北魏文成帝太安四年(458年)曾规定“酿、沽、饮,皆斩之”。这只是一时之禁,更多的时候还是放开的。
  魏晋人喝酒已不再是单纯的饮食行为,而是一种文化。有条件的人喝酒颇讲气氛,往往以歌舞助兴。曹植《箜篌引》就描绘了当时边饮酒边欣赏歌舞的场景:“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奏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阳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讴。乐引过三爵,缓带倾遮羞。”
  那时大多达官贵人家中都养有艺妓,这些艺妓各有特长,专为客人演奏、跳舞、陪酒。负责陪酒的艺妓,称为“酒妓”。赏歌舞,让酒妓陪饮,在贵族中间很流行。曹魏时雒阳令郭珍居财巨亿,聚会时常安排数十名美女陪酒。魏文帝曹丕大开眼界,在《典论》描绘当时的情景说,那些美女“盛装饰,被罗縠,破之,袒裸其中,使进酒”。晋武帝司马炎的母舅王恺,宴请必让家里的艺妓出场,《晋书·王导传》载,王恺“使美人行酒,以客饮不尽,辄杀之”。客人若没喝光,艺妓会遭杀身之祸。
  酒还成为一种精神寄托,如嵇康、阮籍等文化名人,都希望从酒中寻找精神家园。宋人叶梦得在《石林诗话》说,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方时艰难,人各怯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这也许就叫借酒消愁吧!
  唐代人喝酒爱玩“情调”
  唐代的达 贵人、普通文人和布衣百姓,都爱光顾酒肆。刘禹锡《百花行》诗说:“长安百花时,风景宜轻薄。无人不沽酒,何处不闻乐。”长安城繁华热闹的东、西二市,酒肆林立,可谓是“酒吧一条街”。中唐以后,酒肆开到了住宅小区“坊里”里,生意好得连皇宫都常派人来买酒。贞元二年(786年),宫里无酒,唐德宗李适便派人到街头酒店买酒喝。《资治通鉴》记载说:“时禁中不酿,命于坊市取酒为乐。”
  而《开元天宝遗事》记载,从昭应县城(今临潼境内),到长安城东门数十里长的官道两旁,也开有许多小酒馆。行人可“量钱数多少饮之”,甚至“有施者与行人解之”。饮酒既方便又便宜,行人称之为“歇马杯”。
  这些城郊酒肆,以渭城最负盛名。渭城在长安西郊,是通往西域巴蜀的要道,送亲友远行多在渭城饯客,因此留下了大量诗句。其中以王维《渭城曲》最着名:“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唐人喝酒爱玩情调,所以,酒肆里,既有“陪酒小姐”,也有“女艺人”,有的直接把情人带到酒店里一起饮酒取乐,李白“妾劝新丰酒”、“君醉留妾家”诗句,就是这情况。二三线城市亦如此,如建康(今南京)的酒肆里,便有“吴姬劝酒”;即便在边远的凉州(今甘肃武威),酒肆里也都有“陪酒小姐”,元稹《西凉伎》便称“楼下当垆称卓女,楼头伴客名莫愁”。
  文人最爱去“酒家胡”。“酒家胡”是胡人所开的酒肆,请有胡地的女孩子做服务员,没钱饮酒可赊账。那些女孩子就是所谓的“胡姬”。胡姬貌美如花,比苏州出来的“吴姬”更有气质,她们有异域风情,有才有艺,温柔热情,令文人为之神魂颠倒。
  酒仙李白《前有樽酒行》为证:“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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