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的战“疫”｜五位武汉返乡者的故事
今年1月18日，我从工作、生活的广州返回家乡过年。我的老家位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凤形地村三组，而黄冈属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重灾区。
今年春节期间，我们组91人中，武汉返乡者占18位。迄今为止，全村没有人“中招”。这些武汉返乡者的经历与感受，也许正能从个体的角度，为我们了解疫情中的微观生态，提供鲜活的材料。
故事发生地：湖北黄冈浠水县凤形地村三组。姚华松摄于2020年1月28日 我主要采取了微信语音电话的方式，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五位不同职业的武汉返乡者进行了深入访谈。下面是他们自述的故事。
私企老板：“我对战胜疫情充满信心，目前看，应对疫情的效率、速度与动员能力，我认为只有中国政府才能办到。”
我叫姚红涛，今年52岁，在武汉开了一家建筑装修公司。
和之前一样，我每年过年必回家，家里有一个残疾的哥哥要照顾。今年我是腊月二十三（1月17日）下午到家的，回来之前，我基本上对疫情没有什么听闻，直到腊月二十九（1月23日）武汉“封城”后，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听到钟南山院士说这个病可以“人传人”。
作为武汉回来的人，我当然自觉配合政府的各项规定，严格做到不出门、不串门、不聚会、不打牌、不出村。
但对于“不出门”，我有一点不同意见。我们这里靠河边，是交通的末端，不会碰到陌生人。家家户户都得去菜园摘菜，去池塘洗衣服，去山上砍柴、烧火、做饭，做到绝对“不出门”是不可能的。
鉴于目前我回家已经42天了，村里没有出现任何病例或疑似病例，我认为当下的核心任务是“不和外村人接触”。我基本上每天都会戴上口罩，去河边走走，到山上砍柴，出出汗，增强身体抵抗力。
这样子天天在家呆着，可能有些枯燥乏味，但我是农村长大的，这些都不是问题，我只是有点担心读大四的儿子在老家待着比较无聊和不适应，毕竟他是在武汉出生和长大的。
我还力所能及地为乡亲们做点实事，比如收集村民所需物资，代为购买。我也参与了五户人家的体温测量工作。
代购物资清单（图片源于村微信群，拍摄于2020年2月9日）
这次疫情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这样呆在家里，一个月少说要损失3万块，房贷、车贷、儿子开销、社保、公司日常开销，需要用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每天都要去各家各户测量体温（图片源于村微信群，拍摄于2020年2月18日）
我最担心的是，因为我迟迟不能去武汉，会丢掉很多客户资源。要修复这种关系，无疑需要很长时间。打个比方，我熟悉的一位老客户急着要装修房子，给儿子结婚用，他怎么可能等我呢？他当然是去找别的工人师傅了。
当然了，我平时非常忙碌，四处奔波，这次可以好好陪陪家人，和村里的人微信聊天，算是我最大的收获。
对于疫情的发展，我相信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和全国人民的齐心协力，一定可以打赢这场战役。中央对湖北和武汉的重视，对省级高官毫不手软的免职处分，来自全国其他省市的对口援助，各地的新建医院，使得每天治愈出院的人数越来越多，我感觉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说实话，这种效率，这种速度，这种动员能力，我认为只有中国政府才能办到。
高校教师：“全社会需要一场深刻的反思。政府需要学习和提高组织协调、基层管理、农村治理、社会动员、风险管控、交通管制、医疗卫生、城市规划和生产自救等能力；个人需要思考人性的欲望与自我控制能力等问题。”
我叫阿春，今年49岁，在武汉理工大学当老师，参加工作已经25年。
我是腊月二十七（1月21日）到家的，那时候没感觉武汉有什么疫情，直到武汉“封城”才感到后怕。因为我从武汉回来，回家之前也像平日一样出门聚会，很有一点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所以回老家后，我坚持不出门、不串门，虽然这对于我而言很煎熬，我是一个非常爱热闹、爱串门的人。
直到正月初十（2月3日），过了14天的潜伏期，我的身体没有任何不良状况，我心里才稍微放松一点。
这个假期，我早上十点半才起床，但起床之前至少要花三个小时看手机，主要是看各种疫情消息。早餐后，我会和父亲下象棋、走五子棋，有空也去山上砍柴，出出汗，锻炼一下身体。
上山捡柴（图片源于村微信群，拍摄于2020年2月15日）
正月十八（2月11日）下午，我和两个年轻人一起去看了我们塆1966年修建的水轮泵站，和村里的年轻人分享我们村的光辉历史。在位于我们塆的大凹山修建水轮泵站，起初的想法是建一个综合性水利工程，功能涵盖发电、加工（碾米、碾麦子、打糠）和灌溉等。后来，因为资金不到位等其他原因，变成了抽水灌溉用的区域性水利设施。那时候政策上的叫法是“水上山”，即四周的灌溉用水都是从水能泵站抽水到山上的水渠，然后引水到各村的田地里。
那会儿，大凹山水轮泵站名气很大，在我们浠水县几乎无人不晓，方圆十里八里的小孩子都慕名过来玩耍，参观我们团陂区（现在叫“团陂镇”）为数不多的、名副其实的“工业企业”。正因如此，我们塆当时被划归为团陂区的企业管理。
村里的工业遗址（作者摄于2020年2月11日）
村里的工业遗址（作者摄于2020年2月11日）
正月十五（2月8日）开始，我替我爸给村里的五户人家喷洒消毒液。因为我爸是村里的党员，村委要求每个小组的组长连同党员，对村里的所有人家进行包干制，每人负责几户人家。我爸除了负责每天给村里的五户人家打消毒药水，还要测量每个人的体温。
打消毒药水（作者摄于2020年2月18日）
正月二十（1月14日）以后，我每天义务给村里五个腰疼的人做专业的按摩与理疗，因为我是体育专业的，平时经常要处理学生的腰肩损伤等问题。这也不难理解，很多人在这个春节睡（躺）多了，腰都睡疼了。
给村里的腰椎疾病患者进行腰部牵引（口述者摄于2020年2月24日）
疫情对我个人的影响其实不太大，因为武汉高校统一推迟复课，一切听安排。
吃一堑，长一智，我 们都需要反思。于政府，组织协调、基层管理、农村治理、社会动员、风险管控、交通管制、医疗卫生、城市规划和生产自救等能力都需要学习与提高；于个人，我从思想上意识到对生命尊重的重要性，由此也想到了人性的欲望与自我控制能力等问题，我会把生命教育、动物生存权等知识融入我的课堂教学。
普通打工者一：“目前压力最大的，莫过于像我这样的依然滞留在湖北老家，不能出门的底层打工者，希望政府尽快增加对滞留农村的外出务工人员的检测手段，让绝大多数身体健康的人逐步外出。”
我叫姚学林，今年39岁，在武汉搞装修，今年是第8个年头。
我腊月二十（12月15日）回到家，回家前的武汉街头一切正常，几乎看不到人戴口罩，与平日没有两样。
但我在朋友圈看到来自香港的一些资讯，特别还看到我所在的小区群里有医生说， “问题比想象的更严重”，也就有了一些警惕。
此后，钟南山明确表示这个病会“人传人”，武汉建设火神山医院，前几天新增确诊病例过万（编注：2月12日，湖北省调整了新增病例统计标准，包括了临床诊断患者数），疫情动态里的感染人数一天天增加，我愈发感觉形势非常严峻。
我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传染源太多了”，解决的关键在于“控制传染源”。
这就像我们这里有一句话：“按下去的葫芦，起来的瓢”，意思是一个东西放在水里，当其重力小于浮力时，你怎么往下压，它总是会浮起来。
我对家乡政府推行的“不出门”“不串门”“不集聚”“出门戴口罩”等措施非常理解和支持。回家以来，我从来没有出过门。作为从武汉回来的人，我很清楚“不出门”是对自己的保护，更是对家人和乡亲们的保护。
辅导孩子作业（作者摄于2020年2月21日）
孩子们学习包饺子（作者摄于2020年2月22日）
和孩子们一起打羽毛球（作者摄于2020年1月28日） 这个假期，我主要就在家陪孩子上网课，每天辅导他们做作业，和他们打羽毛球，出出汗。我会要求孩子们做一些家务，比如每天扫地、叠被子、帮奶奶包饺子等。我自己一有空，就会和我爸一起去山上砍柴。
锯木头（作者摄于2020年2月8日） 这次疫情对我工作的影响是百分之百的。我的两个娃都在读书，新学期两个人的学费、杂费加起来，接近3000块，加上房贷3500元/月，家里还有父母，我的经济压力非常大。
从长远看，我还担心两件事：
第一，我是做装修的，当然得经常出入各个小区，对我这种工种的管理一定会更加严格，小区的安保措施会更严厉，等疫情结束后，这些影响会继续存在。
第二，我估计即使全国都解除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武汉还得持续几个月才会恢复到正常状态，这直接影响到我的返汉开工时间。
当然了，这次疫情也让我感觉到，我们村还是很团结友爱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全村人在微信群里很团结，大家相互提醒。比如前一天，大雪压坏了电线，有两户人家的电断了。昨天一个电工来村里修电线，大家都提醒断电家庭的人要戴上口罩，与电工保持适当距离。诸如此类疫情期间在生活与防护上会碰到的大小事情，乡亲们经常相互提醒与关心。
还有一点是，三天前， 里要求未来一周内，所有人不可以上街购物，村里两户人家就主动收集各家各户所需生活物资明细，开车去镇上集体采购，为村民们排忧解难。这次疫情到来后，我感觉我们村的人还能互相温暖，很团结的。
最后，作为一个普通农村打工者，我想说：我上有老，下有小，干一天才有的吃，不干就要饿肚子，我们没有退休金，没有城镇社保，真的非常不容易。新闻上看到，政府给武汉的医务人员加工资，医务人员的子女考上武大享受一万元奖励，我当然理解他们的辛苦，也认同政府对他们的照顾。但我敢说，目前压力最大的人群还有像我这样依然滞留在湖北老家，不能出门的底层打工者。政府是不是也应该考虑给予我们一点照顾呢？没有照顾也行，请政府给我们自食其力的机会，能不能尽快增加对滞留农村的外出务工人员的健康检测手段，让绝大多数身体健康的人逐步外出务工。
普通打工者二：“我现在一天要洗8-9次手，没事就清洁家里的灶台，打扫门前、屋后的卫生，我家比从前干净整洁多了。”
我叫严梦枝，今年44岁，目前在武汉某火锅店做经理，在武汉工作了5年。
我是腊月二十七（1月22日）回家的，我特意从武汉带了羊肉、牛肉和卤菜回来过年，听说会盘查野味，起初还挺担心我买的年货被扣，后来还好，携带这些普通食品不碍事。
回家后，尤其武汉“封城”后，我开始紧张了，倒不是担心我自己的身体，而是担心我的工作问题。因为我干的是餐饮行业，我有些担心会不会因为这个病而失业。
我的两个孩子还在读书，一个念小学，一个上中专技校。去年下半年起，我老公在老家拖沙车，也赚不到什么钱，所以全家的经济负担基本上落在我一个人身上。
我非常支持政府出台的“不出门”“不串门”“不集聚”等规定。我认为，不出门就是为国家节省口罩，对国家来说就是少了一个负担。何况我是武汉回来的，我当然不能给政府添堵、添乱。
这个假期，我在家陪婆婆、孩子和老公，给孩子们辅导作业，和婆婆聊天、谈心，和孩子们打打羽毛球、跳跳绳，每天晚上变着花样做不同的美食给家人吃。说实话，我亏欠他们挺多的，我往年初三就去武汉上班了，今年有这么多时间可以陪家人，我很欣慰。
跳绳（作者摄于2020年1月29日）
做“鸭蛋馊”（浠水方言，做法是把糯米洗净蒸熟，里面包裹黑芝麻加红糖，然后放入开水煮熟，作者摄于2020年2月5日）
做“花粑”（浠水方言，做法是将细米和黑芝麻混和，切三角状，然后蒸熟，作者摄于2020年2月8日）
做“软芡粑”（浠水方言，做法是去野外摘来可食用的植物“软芡”，将其打碎后与面粉和在一起，烙熟，作者摄于2020年2月14日） 目前，我最关心的是这次疫情什么时候能结束，家里的生活物资快耗光了。我年前买的黄瓜是3.5元/斤，昨天村里统一采购的价格是12.5元/斤，菜价贵得太离谱。希望政府对赚黑心钱的商贩进行严厉打击，稳定农村正常的物价水平，保障老百姓在疫情期间的正常生活。
这个病毒对我也有一个好处吧。怎么说呢，我们生在农村节约惯了，我之前在田里把事做完了，就去池塘里洗一把脸、洗个手，然后回家做饭、吃饭，我不想开家里的水龙头，更 不用洗洁精洗手，因为太浪费水。现在我不一样了，儿子前天告诉我，卫生对预防这个病很重要，要我以后多洗手，洗干净，不要再想着节约家里的那点水了。现在，我一天要洗8-9次手，没事就清扫家里的灶台、门前、屋后的卫生，我家比从前干净整洁多了。
我最大的愿望是希望钟南山院士、广大专家和医护人员早日把疫苗研究出来，彻底解决这次疫情，让我们打工者早点出去打工，学生早点去学校上学，一切恢复正常。
在校大学生：“我们年轻人有知识，有想法，有公民意识，有执行力，我们可以有效组织起来，为缓解乡村抗疫队伍不足贡献力量。”
我叫阿点，今年21岁，目前在华中科技大学念大三，学的是光电专业。
我是腊月二十七（1月21日）和父母一起回家的，我回家前也听过这个病，当时的感觉是，应该比普通流感严重一点，但也绝对没想到发展成“封城”那么严重。
腊月二十九日武汉实施了“封城”，我才真正担心起来，尤其担心我的那些在武汉的同学与朋友们。后来，我看到疫情动态里各种数字不断攀升，更加担心了。
再后来，尤其是当我听我妈说，她的一个同事确诊后，经医院治疗平安出院了，我的心才没有那么紧张了。
这些天，我看到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省市对口援助机制的启动，方舱医院的建设，对湖北及武汉一把手的免职处分，各地疫情防控措施的一步步升级，我也就不再害怕了，因为一切都在中央的掌控之中。
这个假期，我自认为做了两件有意义的事：
年初三上午，我和村里一位大哥一起，带领村里的三个小朋友捡垃圾。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们足足花了四个小时，把塆里主干道的垃圾全部捡完。我希望用这样的实际行动去唤醒乡亲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养成爱护村落环境的好习惯。
组织小朋友捡垃圾（作者摄于2020年1月27日） 大年初四，我注意到村干部偶尔来我们组检查工作，我感觉他们这样很容易导致病毒交叉感染。一旦在别的小组不小心接触了患者，他们势必会携带病毒到本组。于是，我就在村里的微信群建议组建志愿者队伍，共同分担本组的抗疫事宜。经协商，组长开始在组微信群发布招募志愿者的消息，我和另外3个年轻人踊跃报名，正式成为村里的抗疫志愿者。
初五，我们开始各司其职，有的上门测量体温，有的在劝返岗站岗，有的巡村阻止部分村民聚众聊天或打牌，有的喷洒消毒液，有的打扫卫生，有的敲锣挨家告知抗疫知识。
初五下午，我在网上得到一个经专业医师鉴定有助于增强抵抗力和清肺润喉的中草药方子，提议我们三个志愿者合伙凑钱去村卫生所购买，然后在我家门口统一熬制，一天两次，上下午时间分别是7-10时和13-16时，然后把药汤送到每一户家里。
对于我们的行为，村民们看在眼里。年初六开始，一些村民加入了我们的队伍，量体温、站岗、巡村、喷消毒液、砍柴、烧火、分药、送药等，全组的人际关系变得空前团结。迄今为止，全组没有一例确诊或疑似病例。
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正月二十（2月13日）。
最后，我想说，我们年轻人有知识，有想法，有公民意识，有执行力，容易沟通与交流，有什么建议或意见，大伙一拍即合就能开始干，我们也可以为家乡抗疫工作尽绵薄之力。一旦我们行动起来，一些心存善念的人也会加 其中。这样，自发性的乡村力量就被有效组织起来。毫无疑问，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目前乡村抗疫队伍与力量不足的问题。
（本文执笔者姚华松系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广州日报全媒体编辑 陈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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