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我国连续三年三个文物大发现,甲骨文、敦煌藏经洞、汉简

前面讲过,19世纪末的1899年,一位拿着清廷俸禄的抱病官员王懿荣,偶然间从一味叫做“龙骨”的中药里,发现了中国甲骨文字,一下子震惊了世界。这个偶然发现的故事,现在早已经成为公众常识,很少有人不知道。

其实,19世纪最后一年的文物大发现只是个开头。谁能料到,一个又一个震惊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发现事件接踵而至。除了甲骨文,灾难深重却又转机无限的中国在20世纪最初两年,还有两次文物大发现: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一个令后人感到可恶更可怜的王道士,在偶然清扫时发现了藏经洞,震惊了全世界;时过一年,从1901年起,在新疆罗布泊楼兰民丰尼雅、甘肃内蒙的居延等遗址相继发现汉晋简牍(1)。它们加在一起,至今仍被学术界津津乐道为“三大文物发现”。巧合的是,它们也都是偶然被发现的。

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尽管中国文化遗产的处境多灾多难,但在跨世纪的前后三年里,积弱的中国却一年一个文物大发现,三年三个文物大发现。这不能说绝后,却是旷古空前的,说它难以轮回,无法重演,估计也不会有谁投反对票。因为在这些发现之前的漫长的两千年里,古代中国记录在案的,只有两次堪称文物大发现的事件:一次是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武帝初年,鲁恭王刘余为了扩建自己的宫殿,拆了孔子家的老宅,谁料想在被毁的墙壁中发现了数十篇古书。还有一次是河南汲郡一个叫不准的人,在西晋初年盗掘了魏王的墓冢,没想到发现了10万字的魏国竹简,后来被整理成《竹书纪年》,也叫《汲冢竹书》。我们现在使用的历史年表,远的不说,就是前几年刚刚完成的夏商周断代工程(2),也是把《竹书纪年》作为重点文献依据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重点工程使用了古代盗墓者的偶然发现,这话说起来不中听,却是实情,这是因为经过历代专家整理考证后的《竹书纪年》实在太重要了。

偶然的发现能改写或补写历史,如此才能还原历史的真相。正如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所说:“的确,好多改变历史的发现,虽有一半来自人们有意的寻找与搜寻,却有一半就开始于这些偶然的事件。如果没有拿破仑的部下无意中撞着的那块石碑(3),如果石碑上没有那一半古希腊文,埃及的早期历史仍然可能在一片雾霭烟尘之中;如果没有安阳农民卖可以包治百病的龙骨,如果这些甲骨没有被王懿荣发现,人们可能至今还看不到《史记》没有记载下来的殷商社会生活,也可能看不到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的象形文字的早期形态;也许还应该谈到的是,无论我们怎样讨厌敦煌那个贪财的王道士,但你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事实,是他无意中叩了叩背后的墙,几万卷中古时期的写卷就重写了中国乃至于中亚的历史。”就学术发展观而言,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文中说得更为贴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人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这些偶然的发现如何了得,学术大家们的评价俯拾即是。20世纪30年代曾师事徐志摩和闻一多的新月派诗人陈梦家,后来对古文字发生兴趣,并由此转入古史和考古研究,成果斐然。他曾说过:“在汲郡所出的《竹书纪年》,乃纪元前297至296年所作魏国的史记。汲冢竹简的发现,和安阳甲骨的发现,就古史的材料而说,有着几乎同等的重要性。”如果说陈梦家的评价还略嫌保守或谨慎,那么1925年7月,身为清华大学著名导师的王国维,有过一次被后人认为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演讲。在这个名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的演讲中,他谈到:“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最大之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朝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现之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

陈梦家和王国维先生如此兴致勃勃,更多的是从学术角度揭示了这些发现的重要性。可是放眼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状况,我们就会痛心地看到,与这三大发现须臾不分的还有毁坏、劫掠和残破。其中敦煌藏经洞还与火烧圆明园清东陵乾隆慈禧墓被盗、溥仪偷盗故宫藏画和善本古籍一道,成为清末民初中国文化遗产所遭遇的四大劫难。在那个时代,发现总是伴随着泯灭,惊喜总是浸染着悲痛,国厦倾覆之际,便是文脉断绝之时。

可不论何等的痛心与惋惜,毕竟三大文物大发现还是带给苦难的国人以杯觥之畅和击节之快。事隔百年,我们已经能够更理性地观察这些文物大发现的共同特点了:

一是发现的遗物都是带文字的。甲骨文是距今约3500年前刻写在龟甲、牛胛骨和人头骨上的;孔子壁中书、汲冢竹书和西域汉晋简牍都是距今两千年前后写在竹、木材料上的;敦煌千佛洞的经卷是千八百年前书写在纸本上的。我们的先人开始在竹木,后来是纸张的载体上写下的文献和描绘的书画,原本汗牛充栋,可到我们后人去发现它们时,却已是朽去大半,少得可怜。如果孔子壁中书和汲冢竹书不在一二千年前被发现,恐怕能不能保存到今天都是个问题;即便能保留到今天,能不能被我们发现同样是个问题。所以,当20世纪前后的这三次文物大发现,发现了足以改写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和中亚历史的文字性文物时,想要世界不受震动已不可能。古今中外文物考古发现的结果,有充分的理由辅证这种震动——那就是大概不少于95%的古代遗存发现是没有文字的,这是后话。

二是这些发现属于文物发现而不是考古发现。最简明直接的证据,就是它们被发现时,中国还没有考古这档子事。众所周知,考古学是在19世纪的欧洲出现的,到了20世纪20年代才传入我国,这是三大文物发现20年以后的事情了。所以,学术界把它们定义为文物大发现,原则上没错。如果从专业上讲,考古发现就是用科学的手段获取古代实物资料的田野工作。再说得全面些,就是在获得资料的基础上,用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对获取的资料进行整理和解读。换言之,文物发现基本上不是用科学的田野发掘手段获得资料的,像上面几个文物大发现中的破墙、盗掘、挖龙骨、劫掠等活动,最糟糕的就是把文物原来存放的状态破坏了,古人编缀的可顺序读通的竹简被搞得散乱了,古人放置在坑中的甲骨也被不少一心想找龙骨卖钱的人挖得七零八落。

所以,文物发现和考古发现是两码事,这种例子随便找找还有不少。像前些年被北京中国保利博物馆收购回来的圆明园大水法上的猴首、马首、虎首、猪首、牛首铜像,在那些外国人的书房或博物馆里,仅仅是作为艺术品摆放的。离开了圆明园建筑本体的这些铜兽首,无论其藏主如何视之为家珍馆宝,其原生的历史文化信息已难以再现;而用一个国家的国耻来点缀的所谓文化品位,更是现代人类社会的一种悲哀。稍微能抚慰我们心灵创伤的,是三大文物发现后的百年中,它们陆续成为了国际性的三大显学——甲骨学、敦煌学和简帛学。

Hash:4053b1b534e392cdfb2f5d0e11a7651c6856fa80

声明:此文由 古今烽火台 分享发布,并不意味本站赞同其观点,文章内容仅供参考。此文如侵犯到您的合法权益,请联系我们 kefu@qq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