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居古村落：四都村
一都尹氏二都曹，三都杨来四都陈。五都潘宅上前村，水南堪头来经过。寅头下边是大林。
——《仙居歌谣·路径歌》
撰文/落日楼主 供图/面包房
四都村是仙居湫山乡境内一个以陈氏为主的大村落。依据《光绪仙居县志》的记录，四都村旧名四都陈。唐代时，村内陈氏始祖陈师畀自温州迁居四都，后子孙繁衍逐渐形成村落。明代时，其属于遂宁乡赤城里；清代时属于四都。民国十九年，县下设镇（区），镇下设乡，四都属诚正乡。解放初，原诚正乡变更为湫山乡，四都属之。一九五八年，仙居以区建社，湫山乡变更为湫山管理区，隶属横溪人民公社。一九六一年，体制下放，建立湫山人民公社，四都属之。一九七一年后，四都村一直隶属湫山乡管辖。
四都村坐落于永安溪上游一片平坦的溪谷土地。这片土地由北面的永安溪和西面的四都港长年累月冲积而成，俗名“湫山垟”。“湫山垟”土层深厚，土壤肥沃，适合作为农耕地，是仙居最古老的农业区之一。据《光绪仙居县志》记载，在很早的时候，湫山垟就已建有关左堰、岁丰堰和塔坦塘，以确保农作的灌溉用水。“湫山垟”上居民们更是精耕细作，他们利用垟上的水田种植水稻、小麦，利用周边低矮的山地种植油茶、茶叶等经济作物。在大多数的年份里，他们都能够实现旱涝保收。或者，也即因于此，至清代时，四都作为一个仅仅拥有十个村落的小都，不论是人口的阜盛，还是粮食的产量，都要远远超过与其临近的拥有十七个村落的五都。而四都村作为湫山垟上的一个村落，其繁荣富庶也即得益于湫山垟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优势。
四都村所在的区域还是一个水陆交通交汇之地。村落北面的永安溪曾经水运发达。据《康熙仙居县志》记载，“永安溪，自曹村而下，广二十步，胜小艇。又东至妃姑，与大源会，广三十步；又东流六十七里而南，胜二十石舟”。由此表明，清代前期，永安溪上的航船尚可以抵达四都。自西向东贯穿四都村的是陆路交通。特别是清代中后期后，永安溪上的水道开始消退，陆路交通开始进一步兴盛。按《民国仙居县志稿》的记录，从横溪小埠头等地出发，途经四都村，曾是尔时仙居西乡通往温州永嘉、丽水缙云等地的主干道。历史上，这种水陆交汇的区位条件，使得四都村在很早的时候便成为了仙居西部与周边地区物质、文化的交流地。
净乐寺是位于四都村东四都坑上的一座唐代古刹。清代的《光绪仙居县志》曾较为完整的记录这座寺院的兴衰始末：“净乐教院 县西南八十里。唐咸通三年（862）建，名兴乐。宋治平三年（1066）改今额。北有石笋屹立，飞泉从空而下，名曰湫峯。明万历间，僧水心修葺，最称庄丽。国朝初，寇环踞出没，倾坏无存。康熙七年（1668），天童法裔雄千英剪荆重建，兴为丛席。”事实上，如同佛教最初传入仙居是自水路而来以及早期仙居境内的大兴寺、净梵寺大多沿永安溪而建一样，四都村净乐寺在唐代的修建也即与其地优越的水运条件相关，也是四都村作为早期仙居西部文化交流地的一个最好例证。
四都村内曾经与净乐寺齐名的建筑还有永济桥。永济桥系系民国元年（1912），湫山乡绅沈老钟为便利商旅在四都坑上格过往，助田十亩并主持修建。据相关资料记录，桥身“跨四都坑，傍净乐寺”，为七孔石拱桥，平面略呈“H”状，全长77米，桥面石板铺设宽3.45米。桥墩面向上游一侧做成“分水尖”，以减轻洪水的冲击力。拱墩纵联分节并列砌筑，单孔净跨7.5米，高6.5米，桥面两侧用青石板作桥栏（现存一部分）。东西坡呈喇叭状，各设台阶十六级，依据地势，桥两端落坡处各设一鹅卵石铺设的平台，平台落坡与四都坑两岸的道路贯通。在仙安公路修建之前，永济桥是仙居西部一座最为重要的桥梁，而从现存的桥身平台被磨得油光发亮的鹅卵石桥面，似乎仍依稀可以一窥见当年商旅往来的繁茂景象。
明清时期四都村逐渐开始进入前所未有的商贸繁盛时期。特别是清代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东南沿海逐渐对外开放，商贸的发展刺激了内陆地区原材料出口的有缺互补和转运，仙居作为沿海与内陆地区枢纽的区位地理优势进一步显现，诸如四都村作为商贸驿站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尓时，来自温州等地的外洋商品、海货，自安仁、溪港一带进入仙居后，即途经四都抵达仙居县城以及横溪等地；仙居西部山区安仁、黄皮、章山、方宅等地出产的药材、桐油、柏桕油、茶油则经由四都村运抵横溪、皤滩等码头，再转销临海、椒江以及上海、宁波等地。四都村内士、农、工、商往来其间络绎不绝，村落俨然成了仙居西乡永安溪主干道上仅次于皤滩、横溪、埠头等集镇之外的经济大村。
四都村历史上政治文教的兴盛与商贸繁荣几乎处于同一时期。明清以来，四都村商贸的繁盛促进了物质财富的积累，同时也刺激其政治地位的提升和文教的发达。据《光绪仙居县志》记载，四都村自明代开始曾是四都一域的乡约所所在地。民国时，政府考虑到四都区位地理的重要性，设置了诚正乡，四都村则成为了乡公所的驻地。
旧时四都村的净乐寺还设置有社学和诚正书院。按《光绪仙居县志》的记录，“萬曆二十七年（1599），知縣汪夢說奉監察御史檄，乃置於學舍之西；復於河埠、白塔、淨樂、界嶺四處鄉約所之傍立社學，以訓鄉之子弟。”清代晚期的洪杨之难后，净乐寺的社学则改作了义塾，这便是有名的诚正书院。当然，四都村政治、文教上的兴盛也起到了一定的“移风易俗”的作用。乡人的“彬彬有礼，忠信有义”以及村内陈桂香妻戴氏受到钦赐旌表，皆与这一时期的政治、文教的兴盛不无关系。
历史上四都村的交通、政治寓意以及财富的积蓄也为历代兵匪所觊觎。明清以来，四都村作为仙居中心地带通往西部边鄙安仁、黄皮、章山的必经之地，其区位交通上的重要作用自是不肖说。在财富的积累上，村内现存的高墙大院的古民居以及内部精美的雕梁画栋，则可窥一斑。此外，四都村作为四都乡约所和义仓（清同治年间设于净乐寺，原捐谷一千四百三十八石，清光绪十八年有存谷一千二百二十四石。）的所在地，在军事上占领或劫掠更具有文化和现实的两重意义。为此，每逢朝代变更或区域性的寇乱，四都村都成为了西乡首当其冲的遭难对象。如明末清初缙云包朝官、宗和尚二人的叛乱，使得净乐寺倾坏无存；清同治年间的太平天国之乱时，太平军首先在仙居西乡发难，劫掠村落，焚毁宗祠、寺庙，净乐寺自是首列其中，而嗣后的民团围剿，四都一带则成了主战场之一。虽然相关的文献未具体涉及四都村的被难情况，但连村内的寺庙屡遭劫掠、焚毁，至于村落内的房屋及居民遭难亦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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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乐寺
净乐寺位于仙居西乡湫山垟，是一座唐代古刹。据《嘉定赤城志》记载，净乐寺始建于唐咸通三年，旧名兴乐，宋代治平三年皇帝御赐改为净乐院。又据《光绪仙居县志》，“净乐教院 县西南八十里。唐咸通三年（862）建，名兴乐。宋治平三年（1066）改今额。北有石笋屹立，飞泉从空而下，名曰湫峯。明万历间，僧水心修葺，最称庄丽。”故而，净乐寺不仅是一座唐代古刹，也曾经是仙居最为庄丽的寺庙之一。
明清时期，净乐寺成为乡约所和社学的所在地。在《光绪仙居县志》的“乡约所”一条中有如下记载：“乡约所 旧以申明、旌善二亭为之；各乡则置于河埠、白塔、净乐、界岭等处。今奉皇上颁发并范抚院讳承谟仪注，陈抚院讳秉直又加以律，每朔望俱于显庆寺讲焉”。同书还记载了“社学”的情况：“明洪武诏有司，每县于儒学傍立社学，又令每里亦然，延师儒以教民间秀颖子弟。正统元年（1436），又加餙焉。万历二十七年（1599），知县汪梦说奉监察御史檄，乃置于学舍之西；复于河埠、白塔、净乐、界岭四处乡约所之傍立社学，以训乡之子弟。
历史上，净乐寺也是屡经兴废。明崇祯末年，缙云包朝官召集亡命之徒千余人结寨于净乐寺不远的九龙山；清代顺治年间，又有宗和尚占据九龙山，依险为固，经常轻骑骚扰、抢掠周边村落。明末清初包、宗二人的骚乱，使得净乐寺倾坏无存。所幸的是，清康熙七年（1668），有天童法裔雄千英剪荆重建净乐寺，使其再度重兴。不过，至同治年间的太平天国之乱时，太平军首先在仙居西乡发难，劫掠村落，焚毁宗祠、寺庙，净乐寺自是在被焚毁之例。而自此后，净乐寺的房产被挪作了社学，并建了诚正书院，由此便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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