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后土建筑,同治七年的万荣后土祠“品字台”具有鲜明特点

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农耕文明孕育了内敛式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等,人民对土地的信仰崇拜思想也根深蒂固,尤其在农耕发达的山西地区,人们对土地的崇拜信仰使“后土信仰”应运而生,后土信仰作为农耕文明的产物,传承千年且影响深刻。后土建筑是后土信仰的物质载体,因信仰的崇高在各类建筑中也处于至高地位。山西地区保存了全国数量最多、建筑形制最完整、建筑装饰最丰富的后土建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后土信仰、后土建筑、地方民俗之间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地域特色鲜明的后土文化聚落。

农耕文化一直以来在我国庞大的文化体系中占据最为重要的地位,人们对于土地的依赖和崇拜也根深蒂固。起源于黄河文明的腹地,后土文化绵延不绝数千年。

“后土文化”也是倡导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原始宇宙观的重要体现。山西地处华北平原黄土高原交界地带,黄河流域中下游冲积平原,为山西地区的农业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山西后土建筑分布以河东地区较为集中,这也与河东地区自古农业发达有关,民众对土地的强烈信赖使得后土信仰在此地发展至盛且经久不衰,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祭祀后土的民俗传统,祀神礼神的传统仪式不断发展延续至今,虽有变迁但也都自成体系。

汾阴后土祠《历朝立庙致祠实迹》碑文中,对于后土祭祀问题首先进行了介绍分析。碑文中指出:“轩辕氏祀地祗,扫地为坛于雎上。”其中的意思便是强调黄帝在这里开展过祭祀地神的活动。同时,“实迹碑”中还指出:“二帝八元有司,三王方泽岁举”。尧舜时期,当时设有专门负责祭祀的官员。先秦阶段,当时帝王每年均会开展对应的祭祀活动。由此表明,从黄帝时期开始,我国便出现了专门的祭祀活动。就此拉开了古代帝王祭祀后土的帷幕。汉代,汉武帝于汾阴睢上祀后土,行国家祭祀之仪。此时祭祀后土被列为皇朝祀典,并为历代帝王所沿袭。

元鼎四年(公元 113 年)汉武帝扩建汾阴后土祠,定为国家祠庙,作为巡行之地。其后不同时期祭祀后土,大多以皇后配祀。其中,宋元大文学家马端临《文献通考》中指出:“汉平帝时,祭北郊,以高后配祀”。不过,隋朝时期以后,国家对于后土祭祀,改为皇帝配祀。唐朝时期,唐玄宗于开元年间便三次前往汾阴后土祠,对于祠庙进行扩建修整。同时,北宋真宗时期,皇帝便前往汾阴泰宁宫,祠后土祇。

历代帝王对后土的崇高信仰带动了民间信仰的发展,明朝时期,后土祭祀逐渐转变为民祀,至清代新建之祠,则已为乡社之所,与帝王祭祀相比,民祀没有非常严格的祭祀流程,却也更广泛的流行于民间社会。民间祭祀的信仰习惯也由此开始并延续至今,后土崇拜的民俗文化观念也反映在后土建筑中,尤其是在后土建筑艺术中的民俗文化观念的地域性特征凸显。

明清以降,后土崇拜的仪式活动以民间的庙会形成稳定的发展,延续至今。每年三月十八以及十月十五,为汾阴后土祠的庙期。其中,三月十八为春社,十月十五为秋社。之所以将春社确定为三月十八,传说当天为后土圣母娘娘的生日。在庙期期间,后土祠周边区域都会举办不同形式的祭祀活动,其中,主要以闹社火、演锣鼓杂戏为主。除了当地民众之外,周围不同区域,特别是秦晋豫不同地区的人们,也纷纷前往参与祭祀盛典。

在文化属性方面,民俗文化属性应当是后土建筑最重要、最贴切的特征。

民俗活动场所的选择与后土建筑中献享空间艺术的民俗化

不同的民俗活动对建筑空间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这主要反映在建筑空间在一定的影响下,而呈现出的改变以及配合程度。从行为对建筑使用和影响而言,常态下的个人行为对空间的使用和影响是局部的,因此,使用较少,施加的主动影响也小,因此,个人行为可以有多样化的表现,活动区域也较自由;偶发状态下的集体行为对空间的使用范围有所扩大,并且存在仪式化的行为,对建筑空间的使用较多,影响也较大,其活动区域较固定;

而祭祀礼仪活动则对空间进行了最充分的使用,影响程度也最大,从某种程度上说,礼仪活动和空间的契合度之高正说明空间受到礼仪的完全支配,相应地,其活动的区域则完全固定化,空间以及行为之间具有彼此对应的联系。所以,后土建筑空间构成受礼仪活动的影响最大,换句话说,这一空间是按照礼仪活动的要求来设计的,这也就是建筑设计先保证其主要祭祀功能。

庙会,是民俗活动最隆重也是最直观的表现。庙会中为了达到敬神、礼神的仪式要求,民俗活动对献享空间及其艺术性有了具体要求,其空间构成与建筑艺术表达也最多的反映出民俗文化意蕴。结合庙会构成的几个要素进行分析:

第一,崇拜对象与庙宇空间的氛围营造,区别于其他地方自然神庙,后土建筑祭祀后土,即土地神灵,亲和且朴素,故而其空间氛围也更加轻松活跃。与之相反,山西各地东岳庙因祭祀掌管幽冥世界的神灵,其空间氛围便更加肃穆、庄重,建筑围合也更加严谨。

第二,祭祀仪式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具体表现为操作系统的详细内容。后土庙会仪式中以戏曲演绎作为敬奉神灵的礼仪,兼备“娱神”与“娱众”的功能,戏台与大殿围合的空间环境作为仪式的中心。而东岳庙庙会是举行东岳大帝出巡等盛大典礼,即表示东岳大帝降临人间,走街串巷,监察下民,劝善惩恶。巡礼多选择庙前广场、街巷等环境,仪式也更多表现出严肃庄重的氛围。

制度化状态下的祭祀礼仪活动实际上支配着后土建筑的献享空间,这与宗教建筑空间布局受宗教礼制影响不同,后土建筑空间布局契合民俗祭祀礼仪的需求。因此,献享空间的空间结构必定是与祭祀礼仪活动相适应的。通过对祭祀礼仪活动的详细描述和分析,可以发这种活动的内部结构及其特点,进而把握住献享空间的关键特征。

仪式的不同阶段对后土建筑献享空间的要求也不同。准备阶段主要体现环境要素的改变情况,改变的环境要素均是为了配合礼仪活动的进行。在礼仪实施的过程中,庭院空间成为表演区域,成为献享空间的重心,围绕这一区域,仪式的参与者均成为观众,迅速建立了一个观演空间。

这些演艺活动包括歌、舞及锣鼓杂戏,区别于戏剧,其观演方式也都是四面观,这体现出了官方的祭祀礼仪与民间祭祀活动中演艺活动的根本差别。在为礼神的功能而设计的后土建筑献享空间中,与祭祀礼仪的功能需要相应,神圣/世俗,尊/卑等意义都通过空间的上/下表达出来:在神与人之间,神端坐于北方的最高处,南向,占据建筑的中心位置,享受位于南方、北向的民众的跪拜和献礼;在参与祭祀礼仪活动的众人之间,则是具有主要祭祀权力的主祭人占据月台空间,而其他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人则位于庭院中。因此,后土建筑的献享空间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以神为最高级序,之后依次按人的世俗社会身份、地位排列,显示不同祭祀权力和靠近神的程度的阶梯形空间结构。

联系中国古代建筑“礼乐复合”的模式可知,后土建筑的献享空间同样是这一模式的体现:“礼”是诠释差异的具体手段,表现在建筑形式上,就是献享空间与社会地位相应的阶梯形空间结构;“乐”是创造交融效果、消弭社会差异以至神人差异的手段,表现在建筑形式上,就是供戏剧演出使用的戏台建筑或庭院空间,尤以戏台建筑的表现最为充分。

在众多后土建筑当中,万荣后土祠的“品字台”具有鲜明的特点,该建筑始建于同治七年。其中,东部西部分别有“东台”、“西台”与之相连。其中,“东台”的功能在于宣扬佛教;“西台”的功能在于宣扬道教。同时,宣扬儒家的戏台则处于山门背后。所以,整个布局由于一个“品”字,由此便有了这一名字。在全国范围内,仅仅有这一处如此布局的戏台。与此同时,因后土祠位于山西、陕西河南交界位置,使得在庙会期间,能够应用三地不同的曲种同时来唱。

“品字台”由两个并排的戏台和山门过亭戏台组成,戏台比山门略低一些,上端皆为歇山顶。三间面阔的戏台,两边有戏台台面,中间的台面是活动的。平时抽去,供人从中门出入。要用时,搁上台面,就成了完整的戏台。台上热热闹闹唱戏,戏台下面还依旧可以熙熙攘攘走人。所以戏台台柱,挂着这样一幅楹联:“游哉,悠哉,头上生旦净丑;演也,艳也,脚下士农工商。”这样的布局设计反映了后土建筑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特征,可以看做是民俗意蕴与建筑艺术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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