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交民巷志 | 列国使馆之荷兰使馆✅

自东交民巷西口走进这条老北京城最长的胡同，沿着东交民巷南侧人行道东行，途经原美国使馆大门后，不远处可见一座由红砖砌筑的精致而小巧的大门，这座大门的风格与凯旋门造型的美国使馆大门截然不同，少了几分威严与庄重，而更具近人的尺度感和亲和力。此大门原为荷兰使馆大门，大门内即荷兰使馆旧址。

荷兰，《明史》谓之“和兰”，“其本国在西洋者，去中华绝远，华人未尝至”。1566年，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爆发，荷兰开始走向殖民扩张的道路。1595年，荷兰探险队驶向东印度。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1619年，荷兰人占领爪哇之巴达维亚城，并以此为大本营四处扩张，逐步建立远东海上霸权。

清顺治十年（165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代表施合德尔（Fredrick Schedel）乘波伦尼号船来到广州，要求会见两王（平南王、靖南王）并交涉通商，由此揭开了荷兰与清朝第一次正式交往的序幕。

17世纪至18世纪之间，英国与荷兰之间爆发了四次战争，史称“英荷战争”。战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争夺海上贸易主导权。长年的战争耗尽了荷兰的金库，自生自发走向商业国家的荷兰由于没有现代国家制度作为保证，逐渐沦为二流强国，其领先地位逐渐被英国取代，18世纪成为英国的世纪。

英荷战争

1886年的大英帝国联邦

清咸丰十年（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次年，英、法两国分别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公使馆，俄、美等国随后也在东交民巷设立了自己的公使馆，引起其他非条约国的羡慕。荷兰等国多次要求清政府换约驻京，遭清政府一再拒绝。直至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荷兰使馆终于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首任荷兰驻华公使为费果荪。

1900年“庚子战乱”前的荷兰使馆大门

荷兰使馆最初位于东交民巷西段路南的巾帽胡同，占有原怡贤亲王祠，东界与华俄道胜银行相邻，西界在兵部街之南的东侧，南界为北京内城南垣墙根，北侧隔东交民巷与俄国使馆相望。

清代地图中的怡王祠

《乾隆京城全图》中的怡贤亲王祠

1900年爆发“庚子战乱”，义和团进攻各国使馆时，荷兰使馆与华俄道胜银行皆于6月26日被焚。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美国使馆从华俄道胜银行东侧迁至荷兰使馆西侧，荷兰使馆用地在原址向东扩张，占得华俄道胜银行原址（该银行新址向东推移）和石厂、澡堂及民房等用地，总占地1.37公顷。荷兰使馆未设兵营。

1903年“使馆界”总平面图中的荷兰使馆

重建的荷兰使馆大门与“庚子战乱”之前有所不同。新建的荷兰使馆大门尺度适中，形式简洁，主体比两侧围墙稍向前凸，门洞以上为三角山花，顶部为半圆形拱券装饰，门洞上覆扁平弧形砖拱，拱中央是白色拱心石，其上为石雕装饰。拱脚处两侧立石倚柱，为塔司干柱式。整座大门由红色清水砖砌筑。

“庚子战乱”前的荷兰使馆大门

“庚子战乱”后的荷兰使馆大门

清宣统元年（1909年），荷兰使馆的办公楼和官邸两座主体建筑落成。

自南向北看荷兰使馆办公楼（左侧）与官邸（右侧）

自西北向东南看荷兰使馆办公楼（右侧）和官邸（左侧）

使馆办公楼位于大门西南侧。该建筑地上二层，地下一层，为砖木结构，坐落在85公分高的平台上。建筑平面近于方形，东、西、南三面皆有出入口，东面为主入口。外观为十六世纪尼德兰地区风格，即用红砖砌墙，以白石做墙角隅石和门窗套及水平线脚。东、西、南三面中央入口皆为凹入的券廊，上下两层均采用罗马多立克柱式，但柱身亦为红砖，柱础与柱头用石材，平缓的弧形券也用砖石相间砌成。东、西入口门廊为三开间。南入口门廊为两开间。最为生动的处理手法在于体现尼德兰传统建筑特征的阶梯式山墙，其上的小尖塔和凹雕的装饰为墙身增添了变化。颇具北欧风情的陡而高的坡屋顶点缀着精致的老虎窗。

使馆官邸位于大门东南侧。该建筑地上二层，地下一层，为砖木结构。平面近于方形，主入口朝西，与使馆办公楼相对。

官邸首层平面、二层平面

官邸东立面、西立面

官邸南立面、北立面

官邸剖面

整座建筑由红砖砌筑。西立面中部内凹，并用白石重点装饰主入口及二层中央大窗。其上部水平檐口采用与使馆大门相似的半圆拱形装饰。南立面中部外凸，上为居室，下为敞廊，支柱为塔司干式石柱。底层大门通至半圆形平台，并可下台阶至花园。顶部檐口呈折线形凸出体，并高出水平檐部，中央有圆形盾徽装饰。

民国时期，东交民巷各国使馆时常成为军阀及政要的庇护所。

荷兰使馆卫兵

民国六年（1917年）6月，张勋率五千“辫子兵”进京，策划复辟行动。黎元洪避居东交民巷日本使馆，段祺瑞在天津组织讨逆军，进军北京。讨逆军来到北京但没有攻城，因为段祺瑞怕攻城会伤害到外国人，只以武力威逼张勋解除武装下台。各国公使鉴于当时形势，推荐荷兰公使贝拉斯为代表，表示承认张勋为国事犯，但需给予保护。讨逆军与驻华公使团商定，于7月12日凌晨4时至晚12时期间攻城，但火炮只准放一发实弹。当讨逆军从宣武门城楼上打出的炮弹击中张勋住宅后，张勋在两个荷兰人的护送下，逃到荷兰使馆。民国政府得知张勋逃入荷兰使馆，便派外交总长汪大燮同荷兰公使贝拉斯进行交涉。汪大燮提出张勋是国贼，而非一般的政治犯，要求贝拉斯把张勋交给民国政府，贝拉斯借口尚未商议妥当而加以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