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三礼”家世考述

“袁氏三礼”专指袁复礼、袁同礼和袁敦礼兄弟，这一说法较早见于 1930 年代初。1933 年考入北京大学的郭文魁，入学后不久便对“宋氏有三龄，袁氏有三礼”说法有所耳闻。1965年2月，袁同礼去世后，台北举办的纪念活动也使用过类似“袁氏三礼”的说法。郭文魁初闻“袁氏三礼”大名时，正逢袁氏兄弟声名鹊起。1933年，袁复礼已结束轰动学术界的“西北科学考察”之行返回北平，袁同礼则在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袁敦礼是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主任。1930 年代声光初现的袁氏三兄弟，原是仕宦旧家子弟，后来分别在近代中国的地质学、图书馆和体育事业中成为先驱人物。从旧家子弟到近代新职业的先驱人物，不仅是袁氏兄弟的人生巨变，也是近代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家世的发展演变，则扮演了重要角色。目前，学界尚无专文讨论“袁氏三礼”的家世。本文考述袁家祖上捐班出仕，移居京师及交谊情况，阐释清季徙居城市对袁氏兄弟自幼接触近代文明的有利影响。

一、“袁氏三礼”

“袁氏三礼”祖籍直隶安肃(今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孤庄营村。安肃袁氏，始迁祖大公，原籍山东莱州。明初随成祖靖难，后屯于安肃“北五里永清卫白塔屯孤庄营”，遂世为安肃人。清季，袁家祖上均曾出仕，后举家徙居北京。因此，“袁氏三礼”均生于北京祖宅，获得了自幼亲近城市文明的有利条件。“袁氏三礼”以复礼最长，他与同礼为同胞兄弟，敦礼是二人的堂弟。

袁复礼(1893—1987)，字希渊，地质学家和我国第四纪地质学奠基人。1893 年12 月31 日生于北京南横街祖宅，在袁家排行第二。他是袁家的第一个留学生，1915年8月，成为清华学校第6批庚款留美学生，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地学系，获学士、硕士学位。留美期间，因母亲病重，他于1921年11月提前回国，在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任技师。翌年，与翁文灏等创立中国地质学会，任《中国地质学会志》编辑。1927—1932 年，参加中国和瑞典组织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任中方代理团长3年，在新疆发现恐龙化石，推翻天山东路无动物化石的假说，轰动学术界，获得瑞典颁发的“北星勋章”。他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担任清华大学地学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为北京地质学院(今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前后从事地质教育60年，培养了几代优秀地质学家。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

袁同礼(1895—1965)，字守和，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被学界誉为“中国图书馆学的祭酒”、“中国近代目录学的先驱”。他在袁家排行第三，1895 年 3 月 23 日生于北京南横街祖宅。1904 年，与四弟敦礼就读于祖宅附近的畿辅小学。1913 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 年入职清华学校图书馆。1920 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学士、阿尔班拿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New YorkState Library School in Albany)图书馆学士学位(B. L. S. degree)。1924 年秋回国，任教北京大学。1929—1948 年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推动了该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赴美定居后，撰有《西文汉学书目》(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等目录学巨著。

袁同礼 1949 年赴美定居后，长期成为内地学界的“失踪者”。“袁氏三礼”说也变为讳莫如深的话题。1993 年，郭文魁重提“袁氏三礼”，距他听闻此说的 1933 年，已过去一个甲子。当时，适逢袁复礼“百年诞辰”，国内逐渐开放的袁同礼研究，也为“袁氏三礼”的重现提供了学术大环境。

袁敦礼(1895—1968)，字志仁(子仁)，我国体育教育的奠基人。他在袁家排行第四，1895 年10月生于北京南横街祖宅。敦礼与三哥同礼年龄相仿，幼时共读于祖宅附近的畿辅小学堂。1913 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1917 年，留校任体育科秘书兼翻译。同年，在高师率先创办体育专修科，体育与文化科并重，培养了王耀东等优秀体育人才。1921 年，当选为全国业余运动会(后改名全国体育协进会)会计，并长期担任该会理事。1923 年，当选全国体育研究会会长。同年，赴美留学，先后获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理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TeachersCol-lege，Columbia University)硕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硕士等学位，被聘为美国体育学会特别通讯员，有“中国未来体育史的创造者”之誉。1927年回国后，参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创建，并长期在该校任教，先后任系主任，校教务长，使该系声闻鹊起，享誉国内外。抗战内迁时，任西北联合大学体育系主任。复员后，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1948年，与董守义首次提出中国举办奥运会的设想。新中国成立后，筹建兰州体育学院，任副院长，该院撤销后，任甘肃师范大学副校长兼体育系主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政协常委。1965 年应邀到中南海，获周总理单独接见。

敦礼是复礼和同礼的堂弟，三人祖父袁廷彦为监生，曾祖父袁绳武是廪员，清季均曾出仕，这是袁家由地方移居京师发展的重要转机。

二、曾祖袁绳武移居京师

袁氏曾祖绳武(1819—1880)，字镜堂(静塘、镜塘)，直隶安肃人，廪贡生，同治初做过山西高平知县，光绪初做过福建邵武知府。咸丰四年(1854)十月，袁绳武升任高平知县，引见时的履历上说: 袁绳武，直隶保定府安肃县廪贡，年三十六岁，由光禄寺署正，遵筹饷例，捐知县，双月选用，捐免远省，捐入近省。今签掣山西泽州府高平县知县缺。履历所示，袁绳武以廪贡生入仕，在光禄寺署正(从七品任上捐纳知县。知县历来为亲民之官。清季军兴费广，当时太平军正方兴未艾，清政府为筹措军费，广开捐纳之门，官员的流品遂杂遂滥，亲民官自不能例外，论者无不扼腕痛惜。袁绳武以廪贡入仕，出身已非科甲正途，又以入赀授知县，是名副其实的“杂流”，但流品杂并不代表行止亦滥。

袁绳武于咸丰五年到任，九年离职。同治《高平县志》云:“乾隆以前，良能之吏犹有纪者，后则寥寥无闻焉。”他在高平县的 4 年任内，虽“寥寥无闻”，但任期不仅超过乾隆以降的平均任期2.2年，在咸丰朝 8 任知县中，也高居榜首。相对较详的政绩记录显示“知县加一级”，无疑算有政声。

任满高平知县之后，袁绳武按照当时流行的办法，捐选了知府。从知县到知府，他共用了 6 年时间。这期间，袁家经历了一次重大变故。同治四年(1865)二月，引见履历上记录他捐选知府的情况云，“前任高平知县(袁绳武———引者注)，遵筹饷例，捐知府，双单月选用。前经服满，母老告近，原选贵州石阡知府，系属远缺，应以近省改选。今签掣河南陈州知府”。在捐选贵州石阡知府之前，他曾有一段家居读礼的日子。

在陈州知府 4 年任内，除“知府加一级”外，他留下的记录寥寥无闻。同治六年新年里，他在当地谒见了正从办发捻中抽身而退的曾国藩(1811—1862)，但并没有给后者留下深刻印象。57岁的曾国藩仅在日记中记下了49岁的袁绳武的出身和籍贯，“袁绳武，号镜堂，捐班，直隶人”。相对于中进士、点翰林、又以挽半壁河山的军功拜官封侯的曾国藩，捐班出身的知府，无疑渺小很多。照当日官场礼仪，文正公官尊，且年长近10岁，见面形式，大概是他坐着，袁氏站着回话，即“坐见者一次”。从后来的仕途上看，这次见面并未给袁绳武带来多大影响。

同治十一年五月，袁绳武“亲老事毕”，奉旨“不必坐补(陈州———引者注)原缺”，重新排班候选。光绪元年(1875)五月，“签掣福建邵武知府”，同年赴任，四年离职。卸任高平知县时，袁绳武已经年过不惑，在19年的捐班知府宦海里，可以预期者，大概是“惟有霜鬓来如期”了。从“亲老事毕”到重新排班候选，再到邵武知府任满，慈母在堂，则又是袁绳武年近六旬时最可引以为慰的。

福建邵武地处闽赣交界，十余年前曾是太平军和清军厮杀的四战之地，“往返蹂躏，岭内如建昌各属，岭外如邵、汀各属，邑井萧条，百物荡尽”，“疾疫流行，居民鲜少”。十余年后，袁绳武在邵武知府任内，重修过育婴堂，革弊过当地婚俗，巡抚密缮考评曰“老成练达”，朝旨“知府加一级”。据他颁行的敦风厚俗禁碑碑文所载，当地婚俗仅迎娶日内“箝盘”一项，男家办酒席，用大锡盆盛肉十斤八斤，“女眷一人吃一席，又须送一席，名为箝盘”。奢靡之风，可见一斑。传统社会崇尚节俭，素有俭以养德、惜福养身的观念。袁绳武敦风厚俗，旨在节用。禁碑所云，男家办嫁妆酒席“只准用中席，不得过四桌，每桌不得过四器，贫户不必办”;女家女儿出阁所送“三日汤等，一概革除”：婚嫁办厨、帮杂、扶新人等花红“只准男女两家各给喜钱数百文，不准再有花红名目，任意勒索”等，爱惜物力、节省食用之意尤切，而裕久远之意也蕴藏其中。民国时，兴起改良旧俗的运动，邵武邑人追述其事，作甘棠之思云:邵武旧婚俗，名目繁多，“尤以女家至男家会亲，最为奢靡，一人一兴，一人一席，酒筵犒赏，夸多斗靡，有不备，深以为耻，只图一时阔绰，不顾将来贫穷。风俗之坏，莫此为甚，嗣经官厅禁止(禁碑附后)，此风已革，现在文明结婚，最为简便”。此风已革的叙述，虽或未必确然，但袁绳武的努力，属于近代风俗改良中的一次有益积累则无疑。

知府任满，袁绳武又捐升道台，于光绪五年十一月以“花翎三品衔分发江苏试用”。道台一缺，实授与否，不得而知，但翌年十月，袁家就传出他病故的讣音，享年六十有二。袁绳武育有一子一女。

清季广开捐纳之路，固然出于各种财政压力，也未尝没有“搜罗异途人才，补科目所不及”的用意，但流弊既多，必然会恶紫夺朱而不能禁，搜罗人才于科甲之外的用意，也容易被各种形格势禁所弱化，甚至湮没。虽然如此，当日异途登进的人员，不乏能员干吏，并能与正途登进人员相互夹持，保持良好关系。如曾国藩的入室弟子黎庶昌(1837—1896)，“以廪贡生授知县”，为清季杰出的使臣，他与杨守敬(1839—1915)精刻的《古逸丛书》，更是嘉惠士林，并成为近代中国抢救古籍的嚆矢。同样为廪贡生出身的丁日昌(1823—1882)，“以廪贡生治乡团”，“参曾国藩戎幕”，身膺疆寄，是清季有数的能员干吏(他也是密缮考评袁绳武邵武知府“老成练达”的那位巡抚)。他的持静斋藏书，以其多得之于上海郁万枝宜稼堂，并与仁和朱修伯结一庐、长沙袁漱六卧雪庐雄视东南。上述几人，黎庶昌、丁日昌而外，其余诸人皆由正途登进，卧雪庐主人还是曾国藩的儿女亲家。后来科甲出身的张元济(1867—1959)办商务，构涵芬楼，编《续古逸丛书》，不仅接续了黎庶昌的抢救古籍事业，也为丁日昌持静斋的大部分藏书找到了归宿。这是袁同礼后来办图书馆的人文大背景。异途登进和科甲正途人员之间不问出身、前后相续的合作，是清季官员出身有清浊，事业并非泾渭分明的真实写照，也是两千年来中国社会尚贤传统的延续。

同为廪贡出身的袁绳武，与黎、丁二氏相比，自然平凡许多，但在尚贤胜于论出身的传统里，他也有嘤鸣求友的渠道。他是李鸿藻的日记和私人函牍里经常出现的人物。袁家和李家的交谊，远不止此。据李宗侗介绍，袁李两家既是姻亲，又是近邻。袁绳武的女儿嫁给李鸿藻的长子李兆瀛(仙洲)。袁家在袁绳武时，举家移居北平南横街，与李家所住绳匠胡同甚近。只可惜李仙洲刚刚20岁出头就病故了。李鸿藻惨遭“五十岁后丧独子”之痛；袁家女儿则寡居谨奉姑舅，30年后，出京避庚子之难，她又差一点“跳河自尽”。袁绳武如何与李鸿藻订交，已难考证。李鸿藻的年谱内，二人第一次见面是在咸丰五年，李氏由山西副考官返京途中，当时袁绳武为山西高平知县。而李鸿藻早有表亲在袁氏老家直隶安肃，庚申之难时，李家曾避难于此，次子也出生于此，其时李鸿藻刚到上书房授大阿哥(后来的同治帝)读书。与李鸿藻的交谊，是袁绳武由从七品的光禄寺署正，一路捐升至三品衔道台的宦海岁月里，嘤鸣求友的一段慰藉，尤其是同治年间，李鸿藻从弘德殿散直回家后，几乎每天都有两人相聚的记载。

袁绳武的一生，是清季平凡奉职官员的一个写照。他以曾亲见中兴名臣的丰仪，又与帝师结为通家之好，与一般官吏微有区别，同时也因非科甲，无军功，既不办洋务，也没引进西学，而区分不著。他的官声并不显耀，只有细细琢磨，才能推求一二。清季官吏，像他这样幽光湮郁、奉职无闻者，大有人在。正是这样一类似无可道的官员群体，在拥挤冗滥的仕路上构成了一道深沉的底色。民国初年的学者追述这一群体的潜德，为之发言吐气云:中华贤哲，其姓氏不显者，殆可以数计，而竖子成名，震耀于庸俗耳目者何限，看朱成碧，逐影吠声，中华之所以衰者，意在斯乎! 而无数之君子，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又中华之所以危而

不亡者也。

就袁家而言，袁绳武举家移居京师，与帝师结姻，为袁家子孙拓宽了巨大的成学机会。举家移居京师，从近代社会的城乡变迁上看，无疑是袁家发展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传统中国以农业立国，国家税赋的主要部分来自农业，城乡关系也有良好互动。近代以来，在西方势力的冲击下，原先良好的城乡关系遭受重创，商税对国家财政的贡献逐步趋重，特别是与西方世界联系更密切的口岸城市兴起，城市与乡村的联系愈趋悬隔，官员致仕返乡者减少，城居地主增多。城市更广阔的个人发展空间，吸引成千上万的人才进城寓居、定居。城市是最先与西方迎面相撞的地方，也是传播近代文明的起点。耳濡目染，城居者不仅最先接触近代文明，也更容易认同近代文明。清季由乡村移居城市，从接受近代文明的优势而言看，可谓出幽谷而迁乔木。民国时，袁绳武的三位曾孙，分别在具有明显近代文明印记的地质、图书馆和体育领域，成为先驱和奠基人物，溯其远因，不能不放在这次从孤庄营村的搬家之举。而与李鸿藻家联姻，则为子孙辈的嘤鸣求友拓宽了路子。比如，同礼和敦礼早年在李氏家塾附学，同礼“列于李木斋的门墙”，恐怕既与袁李两家为姻亲近邻，又与李木斋(盛铎)是李鸿藻的门生，有难以区分的关系。

三、祖父袁彦廷定居京师

袁氏祖父廷彦(1854—?)，字际云(寄云、寄筼、霁云)，监生。他从 20 岁起，纳监入仕，到刑部当差，为“江苏司行走”。先后转官“广西司帮稿”“江西司主稿”。后来又参与“直堤工程义赈”，修“西陵”，升贵州司郎中，改刑部为法部后，又做过法部会计司的郎中，被保送为“堪胜繁缺知府之任”。鼎革之际，实缺官做到沈家本主持的法部衙门会计司郎中。民国时，《徐水县新志》追述袁

廷彦云: 袁廷彦，字际云，徐水孤庄营村人。公为人博通经史，文雅彬彬。由刑部主事升员外郎，简选知府，加郎中衔。清介自持，数十年如一日。清末管理畿辅先哲祠事务，并襄办畿辅中学，纯尽义务。公善长书法，都人士得其片纸只字，无不珍藏之。卒年七十余。袁廷彦一生活动的主要地点，刑部、法部、畿辅先哲祠和畿辅中学，皆在京师，与徐水县并没有多少直接联系。邑人修志，追前贤，励后人，不忘这位从家乡走出去的前辈，推重的应是其读书办事之才。“经史”“书法”，曰读书;“管理”“襄办”，曰办事;而“文雅彬彬”和“纯尽义务”，则为读书办事的德性之属。从捐班入仕，到留名乡邑，是他绍述家风的成就，也是袁绳武训子善继父志的遗泽。

袁廷彦 20 岁捐监入仕的人生规划，与父亲的报捐经历密切相关。这一年，父亲袁绳武已递捐至知府，久历宦海，能爱子而为之作深远计，自有屏居安肃老家者的不及之处。袁廷彦从刑部“江苏司行走”到转官广西司，共用了 18 年，其间遭遇了两次家丧:光绪六年十月初二日丁父忧，十四年四月十四日丁母忧。自此之后，他便成为家中的顶梁柱。

光绪十四年五月，刚刚居家读礼不久的袁廷彦，迎来了一位后来掀动朝野的四川邻居刘光第。刘光第母忧除服后，出夔门，取道长江，经上海，由海路进京，于五月初六日抵京，二十八日寄寓袁家附近“京师最有旺气之街道”绳匠胡同。刘光第几年前已中进士，授刑部主事，因囊中羞涩，迟迟没有成行，此次由同宗亲戚资助进京赴任。袁廷彦服阙起复后，仍回刑部办事，为广西司帮稿、江西司主稿，与主事刘光第为同僚。刑部主稿为各司之长，又称掌印，由汉员司官充任，例由实缺郎中、员外郎充任，因而刘光第在书信内称袁廷彦为袁郎中。刘光第到袁家里，或论时政，或讨教书法。光绪二十年，袁廷彦和刘光第同为刑部额外司员，前者为正五品郎中，后者为从六品主事。这一年，刘光第在袁家聚会，言及万寿庆典，客人有言，“历观人家，大凡作生日过奢侈者，必多有不顺之事应之，此非徒暴殄天物也，其中一种安乐酣足之气，适足以召非意而来不祥”。万寿庆典，即甲午年慈禧六十大寿。袁廷彦留客在家，私议皇太后生日庆典，论其奢侈与不顺，盖有蒿目时艰之慨。同年十月，刘光第请袁廷彦写寿匾，为四川富顺的宗叔贺寿。他在付回寿匾字的书信中对族弟云:“扁方二字，一为袁郎中廷彦所书，一为兄书，可用则用之，不必拘定也。”自谦之中似有并不推重之意，但联系前一年刘氏尚在专心书法，且已小有名气，“京师以书名者亦来索书”，则刘光第之索书袁廷彦，亦非泛泛之举。方志中称袁廷彦“擅长书法，都人士得其片纸只字，无不珍藏之”，也是其来有自，并非虚语。

这位四川邻居没有把袁廷彦引为同道，留下的交往记录仅见上述两条。刘光第在寄寓绳匠胡同的十余年里，共诞生四子一女，袁宅也诞生了后来的“袁氏三礼”，但刘氏的书信中并未言及袁家的这 3 次弄璋之喜。后来，袁廷彦选择作“义赈”，在制度内积劳至实缺官，刘光第则选择改革现行制度，杀身取义，求仁得仁。

袁绳武之后，袁廷彦是袁家独子。自安肃移居京师绳匠胡同附近，是袁绳武对袁家的巨大贡献。光绪六年，袁绳武亡故后，袁家能否定居京师的重担，则落在了 27 岁的袁廷彦肩上。如前所述，他供职刑部数十年，主要活动地点，刑部、法部、畿辅先哲祠和畿辅中学，皆在京师，是其能继父亲移居京师之后，让袁家安居京师的明证。袁廷彦“卒年七十余”，纂有《袁氏族谱》传世。夫人彭氏，出自苏州望族，曾在沈阳某中学任教，为近代中国“最早的新女学教师”。袁廷彦身后多子多孙，与夫人彭氏，育有三子(李宗侗说四子)，长子承忠(后改名笃修)次子承恕，少子承厚。袁同礼为笃修先生少子。

袁笃修(? —1935)，又名祥甫，中过秀才，清末官至山东候补县丞，参加治理黄河时，患风湿，半身瘫痪，在家养病育子。夫人韩毓曾，天津(彭昭贤说河北)望族，内侄女韩永华，是梅贻琦的夫人。袁笃修与夫人韩毓曾，共育三子：长子早殇，次子复礼，幼子同礼。

仲父承恕，又名幼云，夫人韩氏(? —1907)，与妯娌韩毓曾同出自天津(彭昭贤说河北)望族。幼云夫妇育有一子一女:子敦礼，女勤礼(晓琴)。敦礼、勤礼兄妹，早年丧父，母亲韩氏亦于1907年病逝，从小与二哥复礼、三哥同礼生活，由祖母彭氏和伯母韩毓曾照料，兄妹几人，情同手足。勤礼(? —1935)，与邓颖超“自幼为同窗密友”，与三嫂(袁同礼夫人袁慧熙)是北平女师范大学“前后班同学”，嫁彭昭贤(曾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

结 语

袁廷彦生于咸丰四年，古稀之年已是 1923 年。袁家经历过长子笃修治河染疾、归家养病，次子幼云夫妇先后病故，连遭不幸，门庭惨然。古人尚论命禄与天道，多言其渺不可知。子曰“君子有不幸而无幸”，即是对修身俟命，未必能远祸的浩叹。后人因此有常存“无必其成”的戒惧之心。盖“修身正行，不能来福”，其从来已久矣。以此之故，“蒙难正志”成为无数君子修齐治平路上的必修课。

袁廷彦“博通经史”，自是早已深味其义而言之苍凉。好事多磨，在老人晋古稀大寿这一年，袁家气象已是焕然一新。孙儿辈中，复礼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归来已有两年，参与创办了中国地质学会，目下正在北京高师和北大任教；同礼尚在海外，从二哥就读的哥大本科毕业后，又在阿尔班拿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获得学位，正治装赴欧洲游学;敦礼与二哥同在高师任教，当选全国体育研究会会长，年内即将赴美游学，求学计划中也有二哥和三哥就读的哥大。袁廷彦以独子承继家业，儿子辈虽多有不幸，但孙儿辈已初露头角，袁家门楣又开始方兴未艾。虽曰常存戒惧，“无必其成”，但以目下之景，浇灌胸中块垒，想必也能喜逐颜开了。

从袁绳武以廪贡官至道员，到袁廷彦以监生官至郎中、简选知府，再到袁笃修以秀才候选县丞，袁家三代均以办事著闻，但走的都是捐班“杂流”的路子。袁廷彦虽有“博通经史”“善长书法”的时誉，但三代都文运不佳，所遇不偶，未能科甲登进，结交科甲时流，难免内中遗憾。复礼、同礼和可以预期的敦礼，皆能由西洋名校学成归国，获得近代文明里的“正途”出身，在袁家的发展史上，一刷杂流登进之憾。自安肃移居京师，袁家历经四代，先后濡染京师“新”学之浸，终有此阶段性成果，家祭荐祖，袁绳武的徙居之德，尤应三致意焉。三兄弟皆从事近代文化教育事业，则是袁家由传统的仕宦之家，向近代知识阶层的彻底转变。这是近代仕宦旧家择业观念新变化的一个缩影。三兄弟的学位皆不及博士，而成为近代新职业的先驱人物。复礼、敦礼以硕士归国，同礼仅至学士，则读书之中，长于办事的家风，依然清晰可见。袁同礼以图书馆学学士回国，成为近代“中国图书馆学的祭酒”，长于办事之中，更具祖风。

附: 袁家世系图

编注：以上仅供参考。

传承袁氏文化，弘扬中华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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