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皇帝交往的日本和尚
一览扶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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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佛教的交流，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为了学习佛教文化，日本派出许多僧人去隋唐作为留学生学习佛教，《隋书•倭国传》，隋炀帝大业三年，当时的日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贡，使者说：听说海西 （指当时的隋朝）的像菩萨一样的天子兴隆佛法，故遣使前来朝拜，并带来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 日本共向中国隋唐派遣过4次遣隋使和约20次遣唐使 （还有其他诸种税法），其中也带去许多去中国学习佛法的学问僧等， 他们其中也有受到中国皇帝的召见，并赐以官爵的人，在后来的历史中，中日佛教的交流也是方兴未艾，还有与中国皇帝和诗作赋的日本和尚，这些和尚回国后不仅为日本的佛教，也为中日佛教交流和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遣唐使船，日本货币博物馆藏
唐玄宗授予紫衣袈裟的日本和尚
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松本清张，曾写过一部小说《眩人》，描写奈良时代的僧人玄昉的传奇故事。他在书中引用一些有关玄昉的传说：
“就在玄昉成为筑紫观世音寺建立的祈祷导师，在高座读经的时候，天空突然乌云密布，雷电交加，乌云降临高座，抓走了他的头，升到了天堂。第二年的六月，他的头落到了兴福寺的南大门，天空中响起了哈哈大笑的声音。”
“据说由于身首分离，他的头部被埋奈良市的‘头塔’里，身体埋在筑紫观世音寺院内的‘玄昉之墓’中，而他的灵魂被供奉在松浦宫。玄昉一分为三，祭在三个地方。”
松本清张的描写有关玄昉的传说很神奇，但是日本奈良市确实有玄昉的头塔，福冈县太宰府市的原观世音寺的境内，有玄昉的墓。
位于福冈县太宰府市的玄昉之墓
玄昉就是一个见过中国皇帝的人。玄昉 （？－746年），俗姓阿刀氏，大和 （今奈良县）人。出家后从龙门寺义渊学唯识学说。717年 （养老元年）作为学问僧奉敕入唐，从法相宗第三祖智周学法相宗。法相宗为继承印度瑜伽行派 （唯识派）的汉传佛教宗派之一，唯识说由玄奘三藏 （也就是吴承恩《西游记》中的唐僧）自印度传入中国，其弟子窥基创立法相宗。玄昉在唐留学18年，由于他在佛法上的造诣很深，人称法相宗第四祖。灵龟二年，即唐玄宗开元四年 （716），受唐玄宗供养和亲自召见，赐紫衣袈裟，并封三品官爵。
紫衣袈裟为朝廷赐与高僧之紫色袈裟或法衣。又称紫服、紫袈裟。原本紫衣在佛界严禁使用，唐代载初元年 （690），则天武后以紫衣赐予“重译” （实为注释和诠释等）《大云经》有功之僧法朗等，为赐紫衣之嚆矢。
于日本，得赐紫衣，始于玄昉。玄昉回国之后，圣武天皇亦赐予紫袈裟。
玄昉735年 （日本天平七年）归国，带回5000余卷经纶及佛像等，以兴福寺为弘法中心，建立日本唯识宗，为南都六宗之一，历代传承，延绵不断。 这不仅加强了中国和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而且使古代唯识法相的典籍得以保存和流传下来。唯识宗发祥地为中国，后遭遇“安史之乱”和“会昌废佛”，受到毁灭性打击，自宋代以后，在唐代就开始衰败，作为佛教宗派已经不复存在，此宗的章疏和典籍，绝大多数已失传。光绪四年，清末杨仁山居士以参赞名义，随曾纪泽出使欧洲，结识得日本真宗大谷派僧侣、佛教学者南条文雄，自南条处获悉中国唐代散失之佛经，仁山与南条相交三十年，南条在日本为之搜购得散逸经书近三百种，其中包括著唯识宗的经疏。其中还有法相宗开山之祖窥基大师所撰《成唯识论述记》六十卷，从而开启了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研究法相唯识的热潮。欧阳渐居士创建支那内学院宣扬唯识，门下熊十力、吕澂皆为一代佛学大家，北方韩清淨也起而推动唯识学研究，与欧阳渐以“南欧北韩”并称，他们带动了唯识学在现代中国的复兴。
兴福寺的玄昉座像
玄昉后受任僧正，入宫中内道场。活跃于当时的政界。740年奈良朝廷臣藤原广嗣因听说玄昉对其妻子有不轨行为等，怒气冲天在九州举兵，此叛乱迅速平息，而玄昉745年被贬为筑紫观世音寺别当，不久卒于该地。
宋代皇帝的日本贵宾
983年，也就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日本圆融天皇永观元年，宋朝创建刚刚20多年，就有日本僧人赴宋，并受到宋太宗的赐见。当时日本僧人奝然 (?一1016)于 983年8月，与弟子成算、嘉因等6人乘宋人陈仁爽商船抵达台州。他们登上天台山，翌年3月，在台州使者的陪同下，至汴京 (河南开封市)谒见宋太宗，那时宋太宗已经开始使用第二个年号“雍熙”。
他虽然不会说汉语，但是不知是通过翻译还是通过笔谈，和宋太宗交谈甚欢。
《宋史》卷四百九十一 列传第二百五十记载：
雍熙元年，日本国僧奝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献铜器十余事，并本国《职员今》、《王年代纪》各一卷。奝然衣绿，自云姓藤原氏，父为真连；真连，其国五品品官也。
奝然善隶书，而不通华言，问其风土，但书以对云：“国中有《五经》书及佛经、《白居易集》七十卷，并得自中国。土宜五谷而少麦。
交易用铜钱，文曰‘乾文大宝’。畜有水牛、驴、羊，多犀、象。产丝蚕， 多织绢，薄致可爱。乐有中国、高丽二部。四时寒暑，大类中国。”
宋太宗礼遇甚隆，御赐紫衣和 “法济大师”称号。985年，他携回宋太宗御赐的5000余卷新版《大藏经》 (即《开宝藏》)，仍由台州乘宋人郑仁德商舶返回日本。回国后，他向朝廷报告了当时禅宗在中国的兴隆状况，当时中国正处在禅宗云门宗和临济宗走向兴隆的时期，而在他以后，天台宗和尚阿觉 (1143-1182)于1171年入宋,于圆悟克勤 (1063-1135)的弟子瞎堂慧远学禅，1175年回到日本，使宋代禅宗初传日本。
中国唐代诗僧寒山，是中国文化，也是世界文化的一个永恒的迷。
他在他的寒岩紫苔之上创造的永恒的诗的王国，不仅为中国文化、文学留下了一笔丰厚、璀璨的遗产，并且超越了国境，对欧美文化、文学，特别是日本的文化、文学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无论是在日本的古代还是现代，寒山的影响都渗透在文学、美术、音乐、政治及大众文化的所有的领域，完全可以说， 寒山是对日本文化影响最大的世界文化人之一。
登上了日本邮票的寒山
寒山诗是由北宋神宗熙宁五年 (1072年)五月来中国天台山巡礼参拜的日僧成寻 (1011-1081年)从国清寺僧禹珪处得到《寒山子诗一帖》后，于翌年命其弟子赖缘等五人带回日本流传开来的。
成寻，日本僧人，俗姓藤原氏，其父为著名书法家藤原佐理。七岁入京都岩仓大云寺，从族兄文庆剃发受戒，随悟圆、行圆习内外典,精通天台密教，1054年 (天喜二年)在延历寺任僧职修行。宋神宗熙宁五年 (1072年，日延久四年)三月，成寻以年近花甲的高龄，率领弟子赖缘、快宗、圣秀、惟观、心贤、善久、长明，搭乘宋朝商人孙忠的商船赴宋，于浙江杭州登陆，熙宁五年阴历 5月13日，他们一行拜访了寒山曾常去的国清寺。他亲笔写下的《参天台五台山记》生动地记叙了他们拜访国清寺的经历。
是年5月22日,成寻从国清寺禅师那里得到寒山子诗一帖,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也有对此事的详细记载:
廿二日辛丑 天晴。午时，法花法堂庄严。与良玉黒木琉璃装束念珠一串，依频乞也。未时，禹珪捨与寒山子诗一帖，中心为悦。
从天台山北上，经卞粱去去五台山巡礼。成寻到达汴梁后，宋神宗在延和殿召见了成寻，成寻向神宗介绍日本,并献上从日本带来的天台真言宗经书600余卷，神宗龙颜大悦，赐给紫服、绢帛和新译经书等413卷。
同年11月1日，成寻率领弟子们奔赴五台山。宋神宗特赐“官御马十匹，兵士廿人”护送前往。在路途跋涉了近一个月，成寻一行于11月27日到达五台山，他们在五台山期间，时值隆冬，成寻未能遍礼圣迹名刹。对此，成寻非常遗憾，决定第二年再重游五台山，并准备在五个台顶上各做三七日法坛修行。但是，成寻重游五台山的心愿终未实现，宋神宗元丰四年 (1081)，成寻病逝于汴梁开宝寺。
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寒山拾得图》中的寒山，相传为南宋画家颜辉所作
赠中国皇帝和诗的日本和尚
日本室町前期僧人绝海中津，对于中国人来说也许比较陌生。可他是唯一一个曾和中国皇帝一起吟诗唱和的日本人。
绝海中津是禅宗临济宗僧人，京都五山的学僧，1368年 (明洪武元年)入明，曾师从杭州临安府中天竺文字禅巨匠季潭宗泐。
洪武九年，他和同船渡明的好友汝霖良佐一起在金陵 (南京)英武楼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召见，问及禅宗法要，绝海对答如流，很受太祖的赏识。太祖领他进了一个“板房”中，指着一张日本的图画，问起有关“熊野古祠”的事，并邀他以此为主题做诗一首，于是绝海吟题为“应制赋三山”七绝一首：
熊野峰前徐福祠，
满山药草雨余肥。
只今海上波涛稳，
万里好风须早归。
太祖读了绝海的诗很高兴，也发了诗兴，步绝海之韵和上了一首：
熊野峰高血食祠，
松根琥珀也应肥。
当年徐福求仙药，
直到只今更不归。
徐福是秦代琅邪方士，奉秦始皇之命率童男童女各三千人去采长生不老药，入海未归，据说在日本纪州熊野有徐福之冢。
明太祖和绝海中津的诗都是围绕着徐福的归与不归而作，当然，由秦至明，过去一千多年了，徐福早就死了，明太祖和绝海中津诗中所言“归与不归”，除文学上的寓意外，我想也是在讲他的灵魂的归与不归。他们似乎都对徐福一去不归很不理解，在明太祖的诗中似乎有这样的隐寓：不就是那个茹毛饮血的地方吗？有什么好留恋的？绝海中津的诗似乎也在说：明朝多好哇，魂归故里吧！
听说后来他和汝霖良佐从明太祖那里得到了许多典籍，高高兴兴地回国了。
积极开放的中国皇帝与名垂史册的日本和尚
以上四位见过中国古代皇帝的日本和尚等的经历都可以说明：中国从唐到明，对日本都是比较友好开放的，皇帝对外国，尤其的日本的事情也是很感兴趣。唐朝的长安，是当时最开放的国际化都市，唐除了在开国之初为了防范草原十八部实行了短暂的闭关策略,李世民击败草原十八部之后，马上就实行全面对外开放的政策，大批外国商人来大唐经商，僧侣和其他宗教人士来这里传教或学习宗教，艺术家来这里演出，还有许多商人在来这里贩卖香料、衣物，经营饮食业等，当时的长有许多外国人经营的酒馆，李太白在《少年行二首》中云：
“五陵少年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胡姬酒肆，也就是外国人开的“斯纳库”。
在外国人中，其中日本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遣唐使团的规模初期约一、二百人，仅一、二艘船，到中、后期规模逐渐庞大，一般约500多人，乘四艘船，最多是838年第17次遣唐使竟达651人。8世纪时，在唐的政治中心大明宫的含元殿里，每年元旦都举行招待外国宾客的大型宴会，皇帝也会出席，外国人目睹大唐皇帝的风采，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北宋首都汴梁 (开封)，也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这座城市当时拥有150万左右的人口，超过长安，不仅是北宋国内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而且是“万国咸通”的国际化大都市，在《清明上河图》中，就有描写外国商人骆驼商队的画面。宋朝成立后不久为振兴国际贸易在各地设置市舶司，与高丽、日本、南洋和南亚等推进贸易发展，日本则在大宰府监督下进行贸易，建有鸿胪馆 (接待、交易的机关)，但中日间并无正式的外交关系和外交贸易，当时私人贸易繁盛，其结果是使大量宋钱流入日本。
遣唐使船的航线
明代虽然从洪武帝开始实行海禁政策，但是推进朝贡贸易。永乐帝时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热衷于面向明朝的“朝贡贸易”，不忌惮向明朝称臣，因为从明朝得到的所谓“下赐品”远远比所谓“进贡品”多得多，是用“小虾米换加吉鱼”，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
而 这些受过中国皇帝召见的日本和尚，都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玄昉使在中国绝迹的法相宗得以万世流传，并在中国复兴；奝然也可以说是启迪禅宗在日本发展的嚆矢，成寻使寒山诗最古老的刻本在日本得以传世；绝海中津在明不仅学习佛法，而且通过学习和研究，创作不逊色于明人的诗文，与义堂周信同被誉为日本“五山文学双壁”，为日本汉诗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看来，到中国学习的日本学问僧，大都是才高八斗，和中国皇帝有过交往的和尚，更非等闲之辈。
张石专栏丨樱声梅影
张石
资深媒体人
著有《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等
（本文为作者原创稿，原题《中国古代皇帝和日本和尚》转载请留言获得授权。文中图片均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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