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巡抚陈士杰当年家有多穷?廷试考第一老婆借钱打发“报子”

文 若愚

陈士杰为曾国藩最重要的心腹幕僚之一,历任兵部侍郎、浙江巡抚、山东巡抚,在清代的洋务、海防、河工、教育等方面都作出过贡献。

陈士杰为衡永郴桂道桂阳县泗州寨人。少年时家境贫寒,苦读成才。小时候,陈士杰看牛时常将书挂在牛角上,牛走到哪里就读到哪里。他与兄长去衡州府(今衡阳市,衡永郴桂道首府)赶考时,母亲将三个盐鸭蛋用蓝布包了交给兄弟路上吃,当时去衡州府(今衡阳)要走水路,来回需一个多月,士杰兄弟考试回来,三个盐鸭蛋吃了两个,还留了一个带回来孝敬母亲。此后,陈士杰进入岳麓书院,1849年,24岁的他进北京参加考试,中廷试一等一名。这对于偏远的桂阳州来说是天大的喜事。而当报子来到泗州寨报喜时,夫人颜氏还在簸谷米。其家谱载:“夫人方簸揉,糠秕尚满身矣。”急忙放下簸箕,向左邻右舍借钱来打发“报子”,可见其时贫穷之状。

陈士杰中廷试头名后,便留在北京任七品小京官,同李鸿章一道常出入曾国藩的家中。史载:“酒罢投壶,惟侍郎与合肥李总督立三马。”果然后来两人都成为曾国藩器重的门生。太平天国起义后,曾国藩在衡阳组建湘军,手书招陈士杰到军中,为参谋大营的幕僚主事,信任有加。郭嵩焘在给陈士杰父亲的墓铭中曾提到:“文正公(曾国藩)所部吏士至,令先诣隽丞(陈士杰)。”即凡要想见曾国藩的人,都要先见陈士杰。曾国藩在湘的几次重要战役,如岳州之战、湘潭之战,都采用了陈士杰的意见。著名学者王凯运曾指出,曾国藩的靖港之战,不采纳陈士杰正确的谏议,方有水军大败,而曾本人也“欲自杀者数矣。”为陈士杰救解,并对曾“宽解甚慰,情谊益切。”不久,陈士杰随湘军进到武汉。此时,传来农民军进攻桂阳的消息,陈士杰念母心切,坚决要求离开湘军大营,乘一叶小舟回到了家乡,组织团练,号“广武军”。1859年,石达开军出天京后,经桂阳去贵州,在桂阳七孔桥处与陈士杰广武军大战,石达开不能胜,于是绕道未进桂阳城。晚年的陈士杰挂官归来,曾在七孔桥附近的凉亭上题联感慨此事:“荏苒半生,几度星霜催我老;纵横尺地,一番风雨庇人多。”

1862年胡文忠、曾文正大治兵,规复江南,每论荐人材,辄首及之。会江苏省城陷,朝议急完上海。文正以侍郎沉机有谋,奏荐。特简授江苏按察使,将所部四千人援苏松。侍郎自以前出时,家居为盗焚掠,惊忧太夫人,今边界日有游盗钞掠,而石达开党部往来郴永,以桂阳为衢道,不敢一日离。因请巡抚代奏请养,而书谢文正,以防遏上游为己任。

1881年,陈士杰升任浙江巡抚,他在浙江任上善于学习,思想开放,鼓吹洋务,派员采购西洋机器,还力主曾国藩支持容闳派遣幼童出洋学习。其时,钱塘潮水常为患,陈士杰“亲往勘工,改用巨桩长石,又改筑南头,方剥为圆形,以避潮冲。”又督修海口炮台,增筑镇海炮台和定海炮台。其后在帝国主义发动对沿海的侵略时,陈士杰督修的炮台在抵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史载:“其后法夷船至,镇海官军击沉其一舟,凭所建台也。”由于陈士杰在浙江的政绩,在他调任山东离开时,浙江人民皆不舍。

1882年,陈士杰在丁宝桢后接任敏感的山东巡抚、赐兵部侍郎。当时,丁宝桢刚刚处置太监安德海不久,山东未有总督,又靠近京都,朝廷对陈士杰的一举一动都很关注。而黄河水患严重,工程巨大,常常是堵了又漏,漏了又堵。朝廷赐命陈士杰为“治黄钦差大臣”,陈士杰为治黄心劳力竭,常是“青鞋徒步,昼夜寒暑无间。”史书又记载他:“乘小舟沿流视水。于上流数十丈下楗实之,堤遂不漏,众以为神。”说他不在漏水处下工夫,而在漏水的上流打桩夯实。这种聪明的做法,得益于少年时候在桂阳农村作田筑水的经验。陈士杰曾对王闿运说:“余幼时奉命视水,荷锄将筑塍,有老农曰:下有巨穴,筑坚土实之,水遂不漏。”

在陈士杰做巡抚时,桂阳一带去找他谋事的乡亲多达“数百人”。他为避“嫌疑”,在济南城外专门搭棚接待,从私人的俸禄中拿出钱来招待乡亲,给予回家路费,从不“假公款济之”或私下安排亲属。

1886年,陈士杰主动上书请求辞职回乡。上奏朝廷的原因是年老多病,其实他当时还不过61岁,在清末政界正是当年。隐退的真实原因可能与山东情势太复杂、教案之风渐起有关。陈士杰的老师曾国藩尚且因为天津教案,险些丢了一生英名,他的同窗李鸿章也正在对外洋务中进退两难,后来留下“卖国贼”的骂名。对陈士杰来说,引退无疑是最清醒的选择。

陈士杰的“规避”之法,即使他远离了“政治旋涡”,却也使他失去了许多施展才能的机会。曾国藩在选取他的接班人时,想到的第一个候选人是他的九弟曾国荃,但“九弟”一心想着攻克南京;第二个人选就是陈士杰。但当时陈士杰却自请回老家“保一方平安”去了。此时李鸿章主动请求“担此大任”,去上海开辟战场,联系洋务,以图将来。曾国藩只好选择了他,派兵、派钱,另组了淮军,并上书力荐,从此李鸿章一路攀升。

1886年,陈士杰从山东任上告老回桂阳后,做了许多善事:创建了“龙潭书院”(现桂阳一中),目前仍保留的“龙潭书院”四字,便是他题写的;在泗州附近建“塔峰书院”,曾国藩、彭玉麟、左宗棠为之题字;当时桂阳一带弃女婴的情况很多,陈士杰又特意办育婴堂,收养被弃的婴儿;当时桂阳常闹饥荒,陈士杰为此“设粥于路”,救助乞讨之人。

晚年,颜夫人去世后,他为兵部尚书彭玉麟所邀,居府城衡阳。

陈士杰基于一生经验,很重视子弟读书,他的侄子陈兆文、儿子陈兆葵都经考试,入翰林院编修。人称“一家兄弟两翰林”,实为少见。

他又支持衡阳“石鼓书院”的办学,与当时在石鼓书院讲学的国学大师、船山书院山长王凯运交游甚厚,两人结为亲家。后经石鼓书院王凯运传授而成的名人有:戊戌变法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榜眼夏寿田(陈士杰外甥巡抚夏时之子)、大画家齐白石、同盟会先驱杨度、学者陈六七……

陈士杰临终前仍不忘洋务救国,言“华夏之未来必在学夷长己”。遣其孙陈毓英留学德国学习铁路,陈毓英归国后主持修筑粤汉铁路的衡韶段,第一次打通了南岭隧道,从此使内地和南粤连通一体。

1893年,陈士杰病逝于衡州府城金陵巷(今衡阳市石鼓区),享年69岁。葬于南岳衡山十二峰之一的衡阳岣嵝峰。陈士杰墓,现今被衡阳市旅游局列为历史文化景点,成为衡阳市岣嵝峰国家森林公园著名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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