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秘境”的守护者

视频:“中国最后秘境”的守护者。新京报“剥洋葱”出品

在中国西南边陲,独龙江流经的土地与世隔绝了千万年。海拔四五千米的高黎贡山担当力卡山,一东一西,夹江而下,雪原、丛林遍布,千古一贯的白色的、绿色的大漠

在大漠里,豹子、老熊、蛇们是相当自由的。而大漠两端的人,进不去,出不来,千万年来遥遥相望。

1952年,大漠尽头有人走近。碧江武工队的人来了,就靠几双腿,从最近的贡山县城出发,走走爬爬,爬爬走走十几天,是第一批进入独龙江乡的官兵。彼时当地还是原始社会。

1960年,新中国划定了第一条边界线——中缅边界线,该线在独龙江乡辖区内长度97.3公里。同年,解放军边防某团一连进驻独龙江。

这片土地上,科技和人的脚步都慢。要等44年后,独龙江乡的第一座移动通信基站才建成。2012年,全乡通电。2015年,通往县城的公路完成全面硬化、拓宽,基本保证全年通车。

现代人称独龙江乡为“中国最后的秘境”,说它是“一个适合旅游的地方”,而最美好的体验或许仅限于“你刚来的第一周。”

而后呢?是绵长不断的雨,湿冷的空气,发霉的被子,窝湿的脚底板。还有随时滚滚而下、截断山路的泥沙。现任戍边的民警们说,独龙江乡只有两季两天:冬季、夏季,雪天、雨天,半年雪来半年雨。在这里,阳光是最珍贵的东西。

此地的驻守部队有几次更迭:1978年,独龙江边防派出所成立。1983年,武警怒江州边防支队接管防务工作。2019年,独龙江边防派出所改称独龙江边境派出所,全体人员转制为移民管理警察。七十年间,有八名烈士,长眠在了这里。

绵长的雨,井盖大的天

雨天,没完没了的雨天!

彭成军2017年第一次进独龙江,到达所里的头三天是大晴天,而后开始下雨,各式各样的雨,微微拂面的,横劈竖砍的,电闪雷鸣的。当时二十三岁的他几乎每天都在想:明天会天晴吗?能有阳光吗?他想了半年,雨下了半年。

什么东西在这里都是湿漉漉的。老乡炒出来的瓜子,放几天就软了;室内的地面永远沤着水露;衣物三天不干,就会发臭;被子一周不盖,长出霉斑;雨季出趟门,鞋袜、裤子必得湿透。刚来派出所一两年的年轻民警也容易得风湿疾病,患处沾水就疼。

雨是当地的特色,绵长不断的雨,民警们在雨中穿行。新京报记者 徐雪飞 摄

两年前,二十一岁的郭友进独龙江,与战友包了辆当地百姓的小车,从县城出发,80公里路有749道弯。往往开不足百米,就是一个急弯,车速难上四十码。路是单车道,一面悬崖一面山壁,会车只能靠退让的本事。几乎年年有冲下悬崖、车毁人亡的事故发生。

一路上,海拔落差千米,不到七公里的隧道这头白雪皑皑,那头却是草木丰盛。越往山里开,云越多,渐渐长在手边。人沤在云里,在弯道上颠来倒去,器官在左,身体在右。郭友同车的七个战友吐翻了四个。

郭友老家在四川盆地,从前出门,四面八方是天,因此天是“圆的”。而在这里,他看到山从四周拱起,头上只有一片“井盖那么大的天”。这让他觉得压抑。

进驻之前,警员们大多没听说过这么一片阴雨不断的、井盖大小的暗沉天空。实际上,这片天早被记录在中国历史中。

据史料,独龙江流域在唐宋两代属南诏、大理管辖。元明清时期先后属丽江木氏土司维西与贡山喇嘛寺管辖。民国则对应办了贡山设治局。

1952年,碧江武工队到达独龙江乡时,当地处于衣不蔽体的原始社会,与外界几无交往。1962年,军民共修出一条驿道,人牵着马,用三天时间能走到最近的贡山县城。1999年,第一条通车的土路修好了,开车八小时抵县城,但一到冬季就会面临大雪断路。2015年,公路完成全面的硬化、拓宽,车程缩短至半天,且取道自雪线下,基本保证全年通车。

2002年,刚满二十岁的梁进春来到独龙江乡,崇山峻岭阻隔下,什么都成了稀罕玩意儿。有拉西瓜的车千里迢迢开到独龙江,梁进春一瞅,两百块卖一个西瓜!而他们一个月的津贴不过110元,“(吃瓜)是一种奢望。”所里有谁买个瓜,大家纷纷去看,“望瓜止渴。”

本地吃食有限,粮食蔬菜都得从山外运进。十月起,土路就给雪封死,走不得。封山前,乡粮管所开着大卡车出山,采购回最易储存的罐头、粉条等食品——电力供应不上,就不能储存易坏的鲜肉与蔬菜。不吃蔬菜,所里人总闹便秘。

2006年,组织派“能种菜的”的现任教导员杨荣进来做司务长,搞后勤。他在派出所后面拓了块荒地,养猪、喂鸡、搭棚种蔬菜。警员们在封山期间也好吃得稍微丰富些。

2015年,新公路全面通车后,菜市、小超市都开进了独龙江。虽品种少、价格贵,派出所总算能卸下操持农场的活儿。

但吃不好的情况还是时常出现。每年雨季,雨水冲垮道路,菜市、超市就断了货源。警员们只能吃罐头或自热饭。

这样连吃上好几十天,接下去一阵,再看到“红烧牛肉”、“咖喱鸡”等等字样,不免有些生理性倒胃口。

即使路况好的时候,买口好吃的也还是奢侈:到今天,进独龙江乡的“快递”仍是“慢递”。曾有人在中秋节前网购月饼,中秋过了一个月才送到乡里。拆开一看,已过保质期,发霉了。

巡界

巡界是所里的一件大事。独龙江乡离最近的缅甸界只有五公里。

独龙江乡辖区内的中缅边境线长97.3公里,沿线设立37到43号七块界碑。2003年,派出所将防务工作移交给解放军,但按所里传统,仍要时不时往几块界碑处去,“看一看”、“转一转”。

“相当于,我们以前管防务,管的是线。而现在做边境派出所,管的是面,但面不就包括线吗?”杨荣说。

七块界碑中,只有一块是开车能及的。其余几块都在无人区,无一不要经过原始森林、悬崖峭壁。若从乡里出发,少则步行两三天,多则五六天。

山野中,“人吃的东西少,吃人的东西多。”随处可见烙铁头蛇、眼镜王蛇,且这里的蛇们竟不保有冬眠的习惯。民警高艳平就曾在冬天巡界时见过手腕粗的蛇,估摸有两米长。

为防蛇,大家打绑腿、穿作战靴,拿根棍子打草惊蛇。虽都是老法子,但管用,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官兵被蛇所伤的案例。

蚂蟥就躲避不及了。雨水最足的几个月里,但凡钻过草丛的,出来后,身上挂着十几二十条蚂蟥都属平常。蚂蟥刁钻,轻易不叫人发现,吸血前不过香米粒般大小,无孔不入。饱饮后却有小拇指那么大。

派出所民警在边境线上巡逻。新京报记者 徐雪飞 摄

“根本不知道它怎么进去的,它又没长翅膀,怎么就到身上了?”除掉蚂蟥,还要流一阵子血,发痒发疼,像给割了一刀。

还有当地特有的毒蚊,长得比指甲盖上的小月牙还小,怎么也防不住。一被咬,就化脓,若咬在脚背上,整只脚能肿成个包子

梁进春遇见过熊,体型较人大上许多。他和战友们隔了百来米,趴着等熊走过,大气不敢喘——虽有配枪,但在边境线两公里内不能随意开枪,遇到猛兽只好能躲则躲。

动物在这里来去自如,人却走得好辛苦。

路是靠砍刀砍出来的,只几个月不走,植被又会疯长回来。走在里面,只觉得脚下无路,顶上无天,到处只有石头、青苔、烂泥、花草树木。

接近垂直的陡坡极多,要拿绳索挂着树枝爬上爬下。绳子不够用,就砍当地特产的小竹子,筷子一样粗细,勾在树上做安全扶手。几个人手拉手,一起上下。

民警在巡界途中,道路险峻。新京报记者 徐雪飞 摄

行军背包有三十斤重,收着干粮、睡袋、帐篷等物件。水却不用带,“独龙江什么都有可能缺,但永远不会缺水。”山里水汽氤氲,如雾中行走。从白天到黑夜,人都好像泡在水里,浑身湿淋淋的,脚上起了泡,在打湿的胶鞋里一闷,很容易发炎。

晚上要睡觉,找个全平的地方也难。只能在稍缓的坡上搭个油布帐篷。

“为什么人家上一代的做得了,为什么我们做不了?”走不动的时候,梁进春曾这么给自己打气,“我就想别人行我也行,不想丢那个脸。”

他走过最险峻的路在一处五六百米高的悬崖上。说是路,还没有成年男子的两个脚掌宽。脚底布满青苔,下不下雨都滑得要命。大家只能摸着藤条,岔开脚、半蹲着挪过去。这种地形在当地有名号,叫“骑马过桥”。

最险的43号界碑,来回要十几天,“人轻易去不了的。”梁进春听去过的老战友提过,那界碑在海拔4160米高的担当力卡山的那拉卡山口,方圆60公里内都是无人区。1971年,战士邱旦史在43号界碑的查界返程路上,为掩护队友,遭野兽袭击而牺牲。

“去43号界碑,你得把时间算得很准。比如你几小时内必须到达某个地点,要不然你可能就过不去了,气候、地势随时会有变化。”梁进春说,早年所里有巡43号界碑的硬性任务时,但凡完成巡界、成功返回的,都会给予三等功奖励,“因为这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的活儿。”

曾经的军旅梦

疫情暴发后,乡里唯一一座接近村庄的界碑处设置了前排哨所,以防有人偷偷越界。

前排哨所由几间箱式钢架木板房构成,民警们分批入住,24小时执勤。烧饭在房前的空地上,架柴生火,喝水引山泉。

哨所里原设置了个无线网络,但不知原因地断了一个多礼拜。手机在这里没有信号,顶多用来看时间。或许是由于定位的错乱,手机显示的时间,也常是错的。

板房之外,只有山、水、阴天。

民警们在这儿守了近一年,没碰到过违法越境的人——但还是要守,就像他们总要去看看那些本无人可及的界碑一样。

巡界之余,乡里的居民人口信息要常常更新、登记,有人喝酒打架了要去调解,甚至于老乡的牛、猪跑丢了,民警们也得帮着寻回。

“边境线上的社区民警,也要做普通社区民警要做的事儿。”杨荣说。

当地的犯罪率奇低,几年没有恶性案件,偷渡客也过不来,笔直的担当力卡山竖在中缅之间,其上只有动物能走动,是最天然不过的屏障。

派出所里的人都曾有过并实现过军旅梦,大家在转制前都是武警官兵。

民警高艳平在前排哨所执勤。新京报记者 徐雪飞 摄

彭成军是被电视剧《我是特种兵》吸引来的。他是湖北人,十几岁就离家打工,跑遍了全国各地,总觉得不是归宿。看过那电视剧后,心里一动,报名体检入伍。

郭友从小就想当兵,因为在四川老家村里,“当了兵就算出人头地。”成年后就去了云南木康站当缉毒武警。

2019年转制前,云南楚雄人高艳平也是木康站的缉毒武警。因获得二等功且服役年限达标,他曾有转业的机会。但他没要,“舍不得战友。”

昆明人杨荣“两进两出”独龙江,两次都是主动请调,“人要有点自己的想法和理想。”他呆过机关,但最终还是想下基层。

辅警唐小聪是土生土长的独龙族人,曾跟着高艳平在木康站缉毒。退伍后,他买了车在外地跑过运输。“外面地方好,平,但我就是呆不住,给我一百万也不去(大城市)。”他喜欢山野,喜欢钓鱼爬山、睡在草果地里。他要回来做辅警,还为了另一种情怀:“反正都是戍边,我现在可以戍自己家乡的边。”

这些边防民警的身上还留有军人的习性:互相叫“官兵”、“班长”,回派出所叫“回营区”,管领导叫“首长”,巡界时带着国旗。

“最开始我是边防军,到现在是人民警察,不管去到哪里,都是既来之则安之。”郭友说。

唐小聪喜欢摇滚,几年前自编一首叫《荣光》的歌,仍能清唱:“在边疆的大山里,我把热血融进江水的澎湃里。五星红旗,猎猎飘扬,边防献身,兵营雄光。边防军人,冲天豪情,守卫边疆,无上荣光。”

隔绝

三月一到,独龙江的雨季拉开帷幕,雨珠噼里啪啦,像子弹一样打在屋顶上。

雨下得越大,民警们越爱去唐小聪家烤火。和其他老乡一样,唐小聪家的火堆是从不熄灭的。添把好柴,火焰能冒一尺高,烤手、烤衣服鞋子,再烫壶茶。有时也会喝碗特产“吓啦”——酥油炒鸡,放在白酒里煮,驱寒、祛湿。

进到独龙江的民警会逐渐适应这种生活方式:乡里人口极少,流动性也小,白天黑夜都见不到几个人,终年只看到这么几张熟面孔。

一位80年代驻守过独龙江的战士在回忆录里写道:“那样的日子对一个心理健康而意志稍微薄弱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残酷的折磨,而我们驻守在西南最前哨的官兵们则注定要承受这种磨砺。没有电灯,没有电话……长达半年的封山期,看不到一张报纸,收不到一封家书,报纸杂志也只能订半年的,因为封山期无法送达邮件。”

唐小聪往火堆里添柴。雨大时,民警们越爱去唐小聪家烤火。和其他老乡一样,唐小聪家的火堆是从不熄灭的。新京报记者 徐雪飞 摄

梁进春2002年刚进独龙江时,认识一位排长。大雪封山八个月后,排长一连接到三封来自女友的信,前两封质问他为何不写信,第三封说,你是不是不和我好了?就此断了关系。大家总结开山后收的信:“从初恋读到热恋读到失恋。”

手机信号是2004年才有的,覆盖范围极小,且一次只供十个人打手机。多一个,就断线儿。梁进春说,早年吃完晚饭,总有一窝蜂的人拥到信号基站下,排队给外面打电话。在此之前,要与外界沟通,只能用乡里的电台。

那些日子梁进春记忆犹新:天一抹黑就等着睡觉,甚至未必有电开灯。每周最大的娱乐活动是在双休日给老乡放电影,用一台柴油发电机供能,片子是封山前带进来的。开山后他出去,人家看过的电影、电视剧,他听也没听过,“好像两个世界来的人。”

2010年后,通信基站建设完善,全乡覆盖手机信号。

然而,直到今天,乡里的供电依然靠两个小型水电站。冬天水位不足、夏天水位暴涨,再加上频发的山体滑坡压垮电线,凡此种种,时常导致断电。电一断,信号就断,持续十几天至半年不等。

新人遭遇此情,必然觉得压抑、寂寞,“但经历过一次,就习惯了。再断电,就认为是很自然的事情。”

去年春末,独龙江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通讯断了十几天。民警们打卫星电话给家里报平安

高艳平给媳妇打电话,头两个给摁掉了,第三个才接——卫星电话显示的是短号,许多民警的家人都以为是诈骗电话。

“感觉在这儿呆久了,电话也不想打,微信也不想发……过年过节时想问候一下,但你真正掏出手机的那一刻,就停止了,好像无话可说了。”彭成军管这种心理状态叫“隔绝”。

民警们的婚恋状况是所里相当“恼火”的问题。转改前,官兵短则一年,长不过四年能出独龙江。转改后则入了编制,几年内恐怕都不会有调动。每年,民警们虽有四十天左右的休假,但一进一出,来回路上就总要耽搁至少五六天——与外界接触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

杨荣说,转改成移民管理警察后,所里有四位民警离婚。“有些人的对象到这里探望,一看,这是什么鸟不拉屎的地方?回去就提分手了。”而今所里三分之一的年轻人是单身。

杨荣自1999年当兵后,在家停留的时间,最长没超过一个月。他与妻子结婚十三年,“呆在一起的日子,加起来应该没超过两百天。”

女儿出生后,未满月他就回到独龙江乡。再见面时,女儿会爬了。第三次见面,女儿已经能满屋奔跑。

总归要有人守在这里

去年五月份,一场前所未有的泥石流让所有民警感到震撼。

越野车大小的石头从山上落下,砸在派出所的正对面。到处都在塌方,县城至独龙江乡的80公里路上有两百多处塌方,路基尽断,道路破碎。山体像被水泡透了一样,泥土里泛出水汽和水色,“感觉随时随地都要再垮下来。”

愈是破碎的路,民警们愈得走上去,疏散、救援沿途的百姓与游客,用脚力运送物资,帮助道路抢修。

彭成军徒步两天,从下属村落到乡派出所汇报灾情。有一次,他前脚刚走过去,后面就塌下来了。这是一种很难总结的危险:“你说我这算是经历过生死吗?也没有,也算不上。”

高艳平做缉毒警时,无数次遇到闯卡、持武器的毒贩,那时“会有种可以肯定的紧张感。”而在独龙江,恐惧是未知的、如影随形的。“到什么程度呢?泥石流频发的时候,我是没法睡安稳觉的。怕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你在床上睡觉,随时能听到那种石头撞击的很大的声音。那声音是不会断的,所以你不敢睡死,也没法睡死。”

在独龙江两年,他一听到雷声、挖机声,就会神经紧张,总要跑出去看看,是不是泥石流又来了?

有一回他在凌晨一点惊醒,听到外面地动山摇,轰隆隆的,伴着泥土腥味,“远比雷声还恐怖很多。”电应声停,他打着手电筒一户户叫出百姓,集中到村里的空旷地带。等天亮了才看清,有大量泥沙顺着河沟,从山上冲进村了。

乡里的烈士陵园有八座墓,几乎每一座墓都是驻守当地的风险的见证。

民警们在烈士陵园扫墓,向烈士敬礼。新京报记者 徐雪飞 摄

当地史料记载,1964年,战士张卜在巡界路上突发急性阑尾炎,恰逢大雪封山,无法送外治疗。当时周恩来总理特批了空军出动,向独龙江乡投递药物。然而药落在深山密林中,终没有被找到,张卜不治牺牲。1972年,战士孔玉录遇泥石流冲击,失血过多牺牲……最近的一座墓添于2001年。战士于建辉在建设公路时掉入江里,军民们沿江遍寻几周而不得。

陵园中有六座墓是衣冠冢。山高路远,没有哪座墓的家属得以进来祭奠。于建辉刚离世时,他父母曾试图进乡,但被积雪堵在了山外。园中石碑题诗云:“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讲实话,这里对外来的人来说,可能是不宜居的。”高艳平说,“但没人守也不可能,总归要有人守在这里。”

开春后,民警们去烈士陵园扫墓。频发的泥石流把通往陵园的路冲得七零八落,陵园大门的桥梁与阶梯都被冲垮了。要进陵园,只能沿着山梁爬坡而上,将陵园侧边的栅栏锯下,而后进入。

民警们在祭奠烈士,扫落叶、敬烟酒,酒是当地产的小杯分装的白酒。新京报记者 徐雪飞 摄

民警们扫落叶、敬烟酒,酒是小杯分装的白酒,当地特产的,一座墓前摆一杯。敬完了,也没有多的话可说,就凝神不语。

制式服帽下,脸孔多种多样:已挂褶皱的、宽厚严肃的、点着青春痘而显娃娃样的。只有肤色最具一致性——在这个照不进阳光的地方浸泡几年,大家的脸膛子却一张比一张黑。这算未解之谜。民警们分析,在独龙江,他们终日被云层后那看不见的强紫外线照射着。

戍边民警的身份带以他们复杂的感情,可直接体现在他们的微信名字上:有叫“边关月”的,有叫“边防小道”的,有以家乡坐标命名、叫“东经某某度北纬某某度”的。

为消解想家的、寂寞的心理,他们因地制宜地创造生活情趣。

乡里共有三条马路,只零星开了两三家饭店、小超市,被大家称为“一环”“二环”“三环”。因此常谈道:“去二环转转?”“在三环吃饭吧!”

高艳平外出闲逛时,曾远远见到一朵红花开在山坡上,“特别美的。”高度约有五十来米。他花了四十多分钟爬上坡,近前一看,原来只是树杈上生出的一小片红叶。

如果真是朵红花呢?

“走近看一眼也好的。”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编辑 胡杰

编导 新京报记者徐雪飞 剪辑 新京报记者戚厚磊 徐雪飞

校对 付春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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