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暑清凉,塞外皇家园林承德避暑山庄

“避暑山庄”匾额,康熙皇帝御笔亲题。图/承德市避暑山庄管理处

1711年初夏,康熙如往常一样来到热河。此时,他的热河行宫已建得初具规模,三十六景也都已选定,于是,胸有成竹的皇帝铺开纸墨,大笔一挥,写下“避暑山庄”四个大字,命人悬挂于正宫区澹泊敬诚殿前阅射门的门楣上。自此,热河行宫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避暑山庄。

福地天成,塞北的自然山水宫苑

承德避暑山庄始建于1703年,修建的起因,肇始于“木兰秋狝”。那是康熙在距北京350公里处的蒙古草原修建了一座木兰围场。每年秋季,皇帝都将到木兰围场狩猎,史称“木兰秋狝”。

图/承德市避暑山庄管理处

《热河行宫图》,绘于康熙四十七年至五十年之间,为宫廷画家冷枚所作,再现了热河行宫初创时期的造园格局和中心景观。

其时,随皇帝同行的队伍浩浩荡荡,有王公大臣、八旗军队,乃至后宫妃嫔、皇族子孙成千上万人。从京城至木兰围场,按照当时的交通方式,要近半个月才能到达。为解决皇帝及随从沿途的吃、住事宜,清政府便在北京至木兰围场之间,修建了21座行宫。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就是其中之一。

早期的热河行宫,还算不上多么壮观,随着皇帝的来往入住,对热河山形水色逐渐熟悉,看到此地风水甚好,愈加喜爱,逐年扩建、增建。直至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避暑山庄的最后一项工程才竣工,总历时89年。

但凡踏入避暑山庄大门的游客,首先可见康熙为山庄写下的《御制避暑山庄记》,“……川广草肥,无伤田庐之害。风清夏爽,宜人调养之功。自天地之生成,归造化之品汇。朕数巡江干,深知南方之秀丽。两幸秦陇,益明西土之殚陈。北过龙沙,东游长白山川之壮,人物之朴,亦不能尽述,皆吾之所不取。惟兹热河,道近神京,往还无过两日、存心岂误万机,因而度高平远近之差、开自然峰岚之势;依松为斋、则窍崖润色、引水在亭、则榛烟出谷,皆非人力之所能……”

字字珠玑,康熙为我们描述了热河优美的自然风貌,讲明了选择热河修建行宫的原因,又进一步解读了依热河的山形水制建屋造景的巧妙之处。

避暑山庄湖区 图/承德市避暑山庄管理处

过去的热河,确确实实是京北塞外的一块风水宝地。它地处燕山腹地,山林叠翠,湖水环绕,每年七月份的平均气温仅有24℃。多次随康熙巡行蒙古、入住避暑山庄的内阁学士张廷玉,在其《御制山庄三十六景诗恭跋》云:自京师东北行,群峰回合、清流萦绕、至热河形势融结。古称西北山川多雄奇,东南多幽曲,兹地实兼美焉,盖造化灵淑特钟于此。

这样一片奇山异水之地,是绝佳的造园地。于是,皇帝在这里为自己营造理想中的避暑养生、避喧谋政之完美居所。

荷塘晨曲 图/承德市避暑山庄管理处

建成后的承德避暑山庄,不以豪华的建筑取胜,而是借热河的山形水势突出自然美,成为一座地道的自然山水宫苑。从山庄地形上看,西北高,为崇山峻岭;东南低,是开阔的平地,前面有武列河、热河流淌而过。坐落于武烈河东岸的磬锤峰高高耸立,是生生不息的代表。康熙有诗云:“自然天成地就势,不待人力假虚设。君不见,磬锤峰,独峙山麓立其东。又不见,万壑松,偃盖重林造化同。”避暑山庄正是以这形成于大约300万年前的磬锤峰为地标,借景入园。

此外,如果从一个制高点观察避暑山庄,可以发现,整个避暑山庄的区域地形,正如当年的大清版图形貌!这便是在热河地形的基础上按中国地理形貌进行的规划,巧妙依托其西北山区、东南湖区北部平原区之形状地貌构成的版图缩影。

怀之以德,康乾盛世造胜景

每次木兰秋狝,康熙都要在这里休养生息一段时日。然而,避暑山庄的意义远不止于此。这片幽静闲适的园林,更是清朝统治者对北方塞外民族实施怀柔之术的会客厅!

1681年,康熙平定了三藩之乱,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北方。在这之前,清王朝的外藩蒙古察哈尔旗布尔尼亲王曾举兵叛乱,虽然很快被平定,但此事引起了康熙对于蒙古及边防问题的重视。

他在关外东北部的蒙古草原上进行“木兰秋狝”,其用意便在于,通过规模浩大的“围猎”活动,一方面使王公贵族保持游牧民族血液中的勇猛、强悍特质;另一方面,便是对北方边境外族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

围猎归来,皇帝和皇族会在避暑山庄休养生息,除此,皇帝还会在山庄里会见北方边境各少数民族。过去曾有一些蒙古族人在夏季入京师,因不耐炎热而出水痘,严重者导致死亡,而避暑山庄气候凉爽,成为他们朝见清帝的便利之所。

在乾隆的《避暑山庄百韵诗》诗序中,对此有详细说明:“我皇祖建此山庄于塞外,非为一己之豫游,盖贻万世之缔构也。国家承天命,抚有中外。……而四十八旗诸部落,屏蔽塞外,恭顺有加。每岁入朝,锡赉宴飨,厥有常典。但其人有未出痘者,以进塞为惧。延颈举踵,以望六御之临。觐光钦德之念,有同然也。我皇祖俯从其愿,岁避暑于此……。”

由此可见,从木兰秋狝到避暑山庄,康熙并非仅为满足自己的喜好而建,更是为了绥抚边境民族,可谓“慑之以兵,怀之以德”。其“怀柔之心”,早在1691年,古北口总兵官蔡元向朝廷提出修建长城时,便可见一斑。

当时蔡元提出承德古北口一带长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康熙却并不同意修筑长城,他的意见是:“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

好一个“守国之道,惟在修得安民”!

正是在这种怀柔思想的指导之下,造就了康乾盛世!这一时期,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库充裕、文化丰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得以巩固和发展,达到了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高峰。而避暑山庄,也正是在这个繁盛的时期日臻壮丽和完善。

康乾72景 ——移天缩地在君怀

如今,游览这座世界现存的最大的皇家园林,眼前的亭、阁、轩、榭错落有致,处处成景。据说园中景观有180余组,其中尤以康熙三十六景与乾隆三十六景为盛,无数牌匾铭文字迹,都出自两位皇帝的手笔。

霞光中的丽正门。丽正门是避暑山庄正门,也是乾隆三十六景之首

由丽正门进入山庄,沿宫殿区一路前行,在避暑山庄正殿澹泊敬诚殿之后,穿过四知书屋和万岁照房,便是康熙三十六景第一景——烟波致爽。康熙称此处“四围秀岭,十里澄湖,致有爽气”,故题此名。而这里也是皇帝的寝宫

出了岫云门,在进入湖区前,右边高处便是康熙三十六景第八景——万壑松风

这是宫殿区最早的一组建筑,建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由万壑松风殿、鉴始斋、静佳室、颐和书房、蓬阆成映等建筑组成,因周围古松甚多,康熙故题此名。回溯当年,康熙帝在这里批阅奏章、召见百官,时而眺望湖光山色。尚年幼的弘历乾隆皇帝也常在此聆听祖训,并在鉴始斋学习诗书。乾隆即位后,因感念祖恩,将大殿改名纪恩堂,并作《御制避暑山庄纪恩堂记》一文纪念皇祖。

康熙三十六景第二景——芝径云堤,仿杭州西子湖的苏堤而建。

在遮天蔽日的松林拾阶而下,俯临湖面,清凉水汽迎面扑来。进入湖区,有康熙三十六景的第二景“芝径云堤”,也有乾隆三十六景的第八景“水心榭”。祖孙两人的题景相互交织,饶有趣味。

水心榭暮浴(图:柴宝中)

芝径云堤建于1703年,是仿效杭州西子湖的苏堤而构筑的。康熙帝初建避暑山庄,疏导湖区时,曾亲自度量设计。穿湖而行,可见堤坝夹水,小径透迤。湖区三岛——环碧、月色江声如意洲与此堤相连,满眼苍翠碧绿间,垂柳依依,天高云阔,大有西湖苏堤春晓”之风韵。

湖区东线的水心榭,有异曲同工之妙。此景乾隆作诗写序:界水为堤,跨堤为榭。弥望空碧,仿佛笠泽垂虹。景色明湖,苏、白未得专美。诗云:一缕堤分内外湖,上头轩榭水中图。因心秋意萧而淡,入目烟光有若无。

乾隆在诗序中将此处的优美景色与杭州西湖的苏堤、白堤相媲美呢!

继续向北前行,到了如意洲。如意洲四面皆水,清凉幽静,这里尚留存着康乾七十二景中的八景,包括无暑清凉、延薰山馆、水芳岩秀(乐寿堂)、一片云、观莲所、沦浪屿、金莲映日、法林寺(般若相)。

1710年,康熙来到承德避暑山庄,行至此处,感受到无上的清凉之意,称此处“三庚退暑清风至,九夏迎凉称物芳”。并为此处定景为“无暑清凉”。康熙50年前,无暑清凉殿是政务中心,皇帝在这里接见文武大臣和少数民族王公首领,批阅奏章,处理朝政。

康熙三十六景最后一景——水流云在(图:阮虹)

在平原区西南角是康熙三十六景中的最后一景——水流云在,这一处方亭,取名之灵感来自诗人杜甫的一句“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一座十六角重亭屹立湖畔,在亭中观景听雨,淡然物外,就此放下了世俗繁杂的心事,更是明了诗人的心意。

康熙三十六景每景以四字命名;乾隆三十六景以三字定名,据说是为向皇祖康熙致以敬意。

金山——避暑山庄景区

这康乾七十二景,将全国各处的知名胜景都搬了进来,苏州狮子林镇江金山寺、杭州六和塔蓬莱仙境、蒙古草原……湖光山色之中,融南秀北雄为一体,堪称一座锦绣中华大观园!而两位皇帝以诗词题景,更是从一个个侧面,勾画出了皇帝一生的壮志情怀。

一座避暑山庄,一个王朝的背影

据《清实录》记载,康熙一生来到避暑山庄43次,每次少则一月,多则半年。从他一生创作的1147首诗来看,大约有216首写于今承德地区,其中118首写于避暑山庄。

而乾隆来避暑山庄最多,一共53次,可以说他人生中大约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在避暑山庄度过的。也许是因为祖父的厚爱,他与避暑山庄有着深厚的感情,并在山庄中留下诸多笔迹。乾隆一生作诗42250首,有近7000首是在避暑山庄写成!

在雍正在位的13年中,他一次都没有来过避暑山庄,但是他在政治上的铁腕革新,也为乾隆盛世,为避暑山庄之美景奠定了丰厚的基业。

在《避暑山庄后序》中,乾隆皇帝满怀深情地说道,“勤政惠民,柔远宁迩”“诘戎绥遐、崇朴爱物”。正是在这里,清朝的统治者召见外族使者,陈之以德,握手言和,使边境关系稳定,促进了民族融合,经济繁荣发展。

而皇帝们在这园中,也被自然山水景色深深触动,他们的所思所愿,也都融化进这园中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一匾一额、一亭一阁。

犹记起康熙为“无暑清凉”定名诗云:“意惜始终宵旰志,踟蹰自问济时方。谷神不守还崇政,暂养回心山水庄。”

康熙表示:我的心意始终怀着治国安邦的远大理想,为了探求匡正时弊、救民疾苦的良策,我常常在大殿中苦苦思索。由于崇尚国家政事,我不愿效法道家远离人群去静养谷神,所以我来到这山清水秀的庄园,做暂时的休息及身心的保养。

乾隆仰慕皇祖武功才德,在《避暑山庄后序》中予以赞誉“盖汉唐以来,离宫别苑何代无之?然不过费人财逞己欲,更甚者乃至破国亡家,是可戒,无足法也。……我皇祖建此山庄,所以诘戎绥遐,崇朴爱物之义,见于御制中,意深远也。……若夫崇山峻岭、水态林恣,鹤鹿之游、鸢鱼之乐,加之岩斋溪阁、芳草古木,物有天然之趣、人忘尘世之怀,较之汉唐离宫别苑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样一座塞外园林,更像是康乾的精神家园。从繁忙的政务中抽身来此,移情怡性、避喧听政、清静致远,暂时享受一份逍遥自得的精神世界。

乾隆之后,便是嘉庆,再到道光。只是当时间再往下走,随着鸦片战争爆发,大清的国运似乎也就有了定数。

面对着内忧外患的大清,几十年里山庄悄无声息。直到1860年9月,咸丰皇帝逃难于此,山庄又热闹了一阵。正是在这儿,咸丰皇帝一边感念祖辈留下的恩惠,一边又批准了好几份丧权辱国的条约。直至1861年8月22日,就在康熙三十六景第一景的烟波致爽,咸丰驾崩。

或许在这一年之中,咸丰也曾从祖辈们留下的各种遗物手迹中遥想当年:那一次,康熙从“木兰围场”狩猎后返回避暑山庄,兴致勃勃地告谕御前侍卫:

“朕自幼至今已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五十三只,熊十二只,豹二十五只,猞二十只,麋鹿十四只,狼九十六只,野猪一百三十三口,哨获之鹿已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朕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只,若庸常人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

大清盛景难再。从康乾盛世走到清朝结束,热河的雄风早已被吹散。只是留下这样一座山水园遗迹于塞北,令后人凭吊揣摩几代帝王人生的此起彼伏,凭吊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朝代。

普陀宗乘之庙

塞北的小布达拉宫

依山势起伏而建的普陀宗乘之庙

在避暑山庄绵延的宫墙之外,伫立着气势雄伟、金碧辉煌的皇家寺庙群,有普宁寺、普陀宗乘之庙 、安远庙普乐寺等,它们随山就势,拱卫着山庄。这些寺庙依照西藏等地喇嘛教寺庙的形式修建,供边疆少数民族的贵族朝觐皇帝时礼佛之用,被称为“外八庙” 。

在这些寺庙中,仿西藏布达拉宫修建而成的普陀宗乘之庙,建造得最为宏伟

普陀宗乘之庙建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其时清军刚平定了准噶尔叛乱不久,塞北边疆一带各族的上层领袖人物齐聚承德,朝觐清皇帝,祖国统一之气势大好。乾隆皇帝于是下令仿建“西藏布达拉都纲式”的寺庙普陀宗乘庙。

普陀宗乘之庙壮观的主体建筑——大红台

普陀宗乘庙伫立于狮子北岸,依山而建,坐北朝南,占地面积22万平方米,是外八庙所有寺庙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寺庙。普陀宗乘之庙布局分为平地区和山地区,前半部为山门、碑亭、五塔门、琉璃牌坊及大量平顶碉房式白台30余座;后半部就是这座寺庙的主体建筑大红台及周围其他建筑。整个普陀宗乘庙拥有大小建筑60余处,这些建筑依着山势起伏而建,错落有致,纵深自由布局,远观却浑然一体,蔚为壮观雄伟,充分体现了藏式建筑的特点。

寺庙的建筑设计将汉藏风格进行了完美融合,如寺庙的山门,基座是藏式的白台红窗结构,白台上便是开阔的清式城楼,城楼内供奉藏传佛教的护法神,山门前则摆放了一对汉地石狮

沿山门进入到达碑亭,亭内立有乾隆三十六年御制的《普陀宗乘之庙碑记》龙纹边石碑,上面记述了普陀宗乘之庙为庆祝圣母皇太后八旬万寿而建,其后附乾隆帝《吾闻瞻部洲,古德有道场》御制诗一首。此外东西处分别立有《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块石碑。

黄绿相间的琉璃佛龛点缀在大红台的红色砖墙上,精致醒目(图:阮虹)

再往上走,过了藏式风格的五塔门、汉地风格的琉璃牌坊等建筑,便是依山而建的大白台、大红台。寺庙中最为壮观的建筑就是大红台,它位于普陀宗乘之庙最后部,位置最高,站在台上,寺庙建筑尽收眼底,群山环绕,城墙在山间蔓延,左面不远处可见磬锤峰插入天际。大红台南面正中垂直嵌入了六个琉璃佛龛,黄绿相间的琉璃佛龛点缀在红色砖墙上,精致醒目。

通过东红台御座楼登踏道向上,便是万法归一殿。万法归一殿是整个寺庙的主殿,位于大红台群楼空井正中,是一座正方形七进间大殿,四条屋脊饰有波状鎏金瓦,藏式法铃宝顶,殿顶使用头等金叶14000多两,令殿堂金碧辉煌。万法归一殿也是清朝皇帝和各少数民族领袖礼拜之所。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普陀宗乘之庙建成。此时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率领部众冲破沙俄重重截击,历经千辛万苦,胜利返回祖国。乾隆帝在万法归一殿接见回归的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一行,并举办大规模讲经祝寿活动,为皇太后八旬祝寿。同时乾隆皇帝在普陀宗乘之庙立下《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面石碑,记载此次事迹及清廷对土尔扈特部的抚恤。

这样一座气势恢宏的“小布达拉宫”,在清朝政府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很多重大宗教仪式和政治活动,都是在这里举行,它见证了土尔扈特部回归等重大事件,也是“康乾盛世”创建太平盛世繁荣的见证。

此外,普陀宗乘之庙也是清王朝鼎盛时期的建筑代表作,是汉藏建筑融合再创造的成功范例,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艺术、科学和社会价值,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承德外八庙

外八庙是指清朝在承德避暑山庄周围依照西藏、新疆、蒙古喇嘛教寺庙的形式修建的12座喇嘛教寺庙群。由于当年有八座寺庙由清政府理藩院管理,故统称“外八庙”。它们是清王朝在解决北部、西北部边疆和西藏问题的历史过程中,应政治上宗教上的需要,在山庄外围的附近山岭上陆续建成的寺庙。在这里,清朝皇帝接见少数民族王公贵族,喇嘛教达赖和班禅等宗教领袖,同时举办相关宗教祭祀活动。

这些寺庙包括:罗汉堂(大部分已毁)、广安寺(大部分已毁)、殊象寺、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普宁寺、普佑寺(大部分已毁)、广缘寺安远庙、普乐寺、溥仁寺、溥善寺(已毁)。

除溥仁寺、溥善寺建于康熙年间,其余十座寺庙均建于乾隆年间。这些寺庙曾见证了诸多清代重要历史事件,如今留下的重要遗迹、遗物,业已成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统一、巩固和发展的历史见证。1994年,“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目前,对游人开放的有:普宁寺、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普乐寺、安远庙和普佑寺。

来源:《旅游摄影》杂志

作者:筠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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