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里的西域及河西走廊（下篇）

北河又东北流，分为二水，枝流出焉。北河自疏勒迳流南河之北。《汉书.西域传》曰：葱岭以东，南北有山，相距千余里，东西六千里，河出其中。暨于温宿之南，左合枝水。枝水上承北河于疏勒之西，东北流迳疏勒国南，又东北与疏勒北山水合。水出北溪，东南流迳疏勒城下。南去莎车五百六十里，有市列，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释氏《西域记》曰：国有佛浴床，赤真檀木作之，方四尺。王于宫中供养。

汉永平十八年，耿恭以戊己校尉，为匈奴左鹿蠡王所逼，恭以此城侧涧傍水，自金蒲迁居此城。匈奴又来攻之，壅绝涧水。恭于城中穿井，深一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马粪汁饮之。恭乃仰天叹曰：昔贰师拔佩刀刺山，飞泉涌出。今汉德神明，岂有穷哉？整衣服，向井再拜，为吏士祷之。有顷，水泉奔出，众称万岁。乃扬水以示之，虏以为神，遂即引去。

北河，按注文“北河自疏勒迳流南河之北”结合地形图综合考量即今喀什噶尔河。

杨镰在《丝绸之路的地标——疏勒城》一文中指出：“西域以“疏勒”命名的地方共三处，一处是疏勒河，一处是疏勒国，一处是疏勒城。疏勒河是罗布泊（蒲昌海）水源。疏勒国在天山以南，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今地临近喀什噶尔。疏勒城则位于天山北坡，扼守着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1]。”此外笔者以为这几处“疏勒”地望的称谓还当与其断续分布于古“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关联，因为古希腊、古罗马人为代表的欧洲人曾称呼中国为serice[2]，而serice（丝国）的音译之一便是“疏勒”。

按注文耿恭所守的疏勒城与位于今吐鲁番一带的“金蒲、高昌、柳中、交河”等故城较近，而与疏勒国都之疏勒城（今喀什市）显然相去甚远，明显是两处不同的地望，但郦道元在此却将两个疏勒城混为一谈了；《水经注疏》中杨守敬对此予以了进一步的明析。（至耿恭所守疏勒城，非疏勒国治，《通鉴.注》所辨甚确[3]。）

2014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首次对位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半载沟镇的石城子古城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汉代遗存，出土了板瓦、瓦当、筒瓦、残陶器、铁器等众多文物。结合该城的地理环境，不少专家认定它就是汉代疏勒城，即耿恭战斗过的疏勒城。并且以为从城内的遗存可以看出，古城是因为火烧被废弃的，这很符合耿恭撤退后史书上记载的疏勒城被废的史实。而从2016年5月起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此石城进行了考古发掘，并宣称石城子古城就是汉代疏勒城[4]（耿恭所守之疏勒城）。

戊已校尉是西汉设在车师地区的屯田机构．它对维护西域稳定、促进中西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马智全在《戊己校尉的设立及其属吏秩次论考》一文中依据20世纪90年代出土的悬泉汉简中一些有关戊校尉、己校尉的简牍，证明西汉时戊校尉与己校尉并存而设的。并推析“戊己校尉的设置时间为元帝初元元年(前48 )，戊校尉与己校尉早在元帝时已经分设。戊己校尉的秩次为比二千石，戊己校尉的属吏：部以及丞、史、司马为六百石，候、司马丞为比六百石，令史、书佐为二百石[5]。”

[1]杨镰：《丝绸之路的地标——疏勒城》，《文史知识》，2015年第8期，“特别关注”栏目

[2]胡阿祥，百家讲坛 2017年3月27日

[3]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2009，第101页

[4]《探寻汉代疏勒城》，《中国文化报》，2016-11-17

[5]马智全：《戊己校尉的设立及其属吏秩次论考》，《丝绸之路》，2012年第六期，第9页

后车师叛，与匈奴攻恭。食尽穷困，乃煮铠弩，食其筋革。恭与士卒同生死，咸无二心。围恭，不能下。关宠上书求救。建初元年，章帝纳司徒鲍昱之言，遣兵救之。至柳中，以校尉关宠分兵入高昌壁，攻交河城，车师降。遣恭军吏范羌将兵二千人迎恭，遇大雪丈余，仅能至。城中夜闻兵马声大恐。羌遥呼曰：我范羌也。城中皆称万岁，开门相持涕泣，尚有二十六人，衣履穿决，形容枯槁，相依而还。

两汉时期，中原王朝为了巩固边防，根据敌情、地形和任务等军事要素的不同，在西域设置边城、戍堡、烽燧等军事设施，构建军事防御体系。神爵三年，西汉设西域都护于乌垒城，即今天的轮台县境内，将西域地区纳入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永平十七年，东汉以耿恭为戊校尉，屯后王部金蒲城，即今天的吉木萨尔县境内。关宠为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即今天的吐鲁番市鲁克沁古城。复设陈睦为西域都护，屯驻轮台，三城互成掎角之势,并与伊吾遥相呼应，进一步强化了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管辖 。

高昌壁，遗址位于吐鲁番市二堡乡古城村境内，故城遗址坐落在吐鲁番盆地北缘与火焰山南麓戈壁滩接壤的冲积平原地带――火焰山南麓木头沟河三角洲上，北距木头沟沟口（胜金口)约6.5公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西北约2.2公里为阿斯塔那古墓群。现存外城城墙周长5411米。1962年被定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高昌故城是目前我国地面遗迹保存较多的故城之一，历经西汉高昌壁、高昌郡、高昌国、唐代西州和高昌回鹘等时期，时间跨度长达1400年左右。由于故城自明朝初年废弃，当地居民长期在城内从事耕种等活动，特别是二十世纪初外国探险家对高昌故城的破坏性发掘和劫掠，对故城地面及地下遗迹造成了严重破坏，高昌故城多已残破不堪 。

交河城，坐落于吐鲁番西郊雅尔乃孜沟的一个柳叶河心洲上，因两条绕城河水在城南交汇而得名。交河城是车师人所建，建筑年代早于秦汉，却不幸毁于14世纪前半叶元代的连绵战火。经过了2300年风风雨雨的考验，这座城池至今保存较为完好，据说是目前世界上保护得最好的生土所筑城市。

耿恭，被誉为“节过苏武 ”的“大汉军魂”。据说岳飞《满江红》中“壮志饥餐胡虏肉,谈笑渴饮匈奴血”的典故便是源于耿恭捍卫疏勒城的故事。

枝河又东迳莎车国南，治莎车城，西南去蒲犁七百四十里。汉武帝开西域，屯田于此。有铁山，出青玉。

莎车城，疑即今位于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喀群乡恰木萨勒村兰干自然村东北约2.4公里的叶尔羌河北岸的兰干遗址。遗址沿河北岸台地边缘被分割成三个独立的部分。以古城为中心，分城内、城外、沟北、沟南四个部分。古城最长处约200米，城内面积约1万平方米，……城内地表多石块，地表采集和探方发掘发现较多的石器，主要有马鞍形石磨盘、打制石器和穿孔石器、砍砸器、石镰、石斧等，其中马鞍形石磨盘最多，多为残块。城墙外有一条深约3米的护城壕，考古人员在古城周围没有发现门，初步推测古城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该遗址可能是新疆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古城[1]。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该遗址相关的汉代文物未见于发掘报告，且此处距离蒲犁故城（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石头城遗址）约140公里，不大符合“治莎车城，西南去蒲犁七百四十里”的距离描述，故莎车故城地望姑且存疑。

蒲犁, 蒲犁国的王城即今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石头城遗址。塔什库尔干的维吾尔语意为“石头城堡”，这里原名蒲犁，又名朅盘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有两千多年。城堡建在高丘上，形势极为险峻，城外建有多层或断或续的城垣，隔墙之间石丘重叠，乱石成堆，构成独特的石头城风光。汉代时，这里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蒲犁国的王城。唐朝统一西域后，这里设有葱岭守捉所[2]。

[1]《新疆莎车县发现古城遗址 城内有捕狼石堆》，《光明日报》，2015-02-26 08:18

[2]新疆塔什库尔干石头城遗址考古获重大发现》，2017-02-08

枝河又东迳温宿国南，治温宿城，土地物类与鄯善同。北至乌孙赤谷六百一十里。东通姑墨二百七十里。于此枝河右入北河。北河又东迳姑墨国南，姑墨川水注之。水导姑墨西北赤沙山，东南流迳姑墨国西，治南城。南至于阗，马行十五日。土出铜铁及雌黄。其水又东南流，右注北河。又东迳龟兹国南，又东，左合龟兹川。水有二源：西源出北大山南。

温宿城，据相关文物普查所掌握的资料,当地学者初步认为温宿州治大石城,就是今乌什县燕子山遗址。而至于乌什县的英阿依玛克阔纳海协尔古城，因其地处古温宿国的北境且位于地势较平坦的淤积扇上，南临托什干河，北近铁克塔格山，应为当时古温宿国北部的一处咽喉要塞。

乌孙赤谷，刘国防在《汉代乌孙赤谷城地望蠡测》一文通过对文献的梳理认为：赤谷城是两汉时期乌孙大昆弥所居的政治中心所在，汉代赤谷城可能在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东北岸蒂普或其南一带。并分析所谓的赤谷城，在文献中虽被称为“城”，但未必有定居民族“城”那样的居住形式[1]。

释氏《西域记》曰：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治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故郭义恭《广志》云：龟兹能铸冶。其水南流迳赤沙山。释氏《西域记》曰：国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雀离，大清净。

石炭，即煤炭，“夜则火光，昼日但烟”则是关于煤炭自燃现象的较早记载。

“人取此山石炭，治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则说明至少在汉代，今库车县北的天山山脉因丰富的煤炭和铁矿石资源已被西域当地居民所利用和开发，而从“恒充三十六国用”可窥知当时的西域居民已掌握了较为成熟的煤炭冶铁技术且具有相当可观的规模。

又出山东南流，枝水左派焉。又东南，水流三分，右二水俱东南流，注北河。东川水出龟兹东北，赤沙积梨南流。枝水右出，西南入龟兹城，音屈茨也，故延城矣。西去姑墨六百七十里。

龟兹城，《汉书·西域传》记载：“龟兹国，王治延城。龟兹是西域三十六国当中最大的王国，汉代定都“延城”，故址在今天库车新城与老城之间的皮朗古城。城内有许多废墟，如萨克刹克土墩、哈拉墩、雀鲁拔克和皮朗墩等。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曾经调查过皮朗古城，1958年黄文弼、近年新疆考古工作者亦来此城做过调查。而据林梅村等研究，萨克刹克土墩应该是玄奘提到过的西门外大佛寺；哈拉墩大概是唐代安西四镇之一 ——安西镇的治所，而雀鲁拔克应该是安西都护府的治所[2]。

姑墨，新疆当地文物部门认为新疆温宿县博孜墩古墓群附近很可能就是姑墨国王庭所在。（博孜墩”是柯尔克孜语“褐色的土丘”的意思。早在１９８５年，考古人员曾在此发现已有数千年历史的古墓群，并出土了５００多件精美的文物。今年７月，考古人员又在这里发现了五个墓地２０座墓葬。新疆博物馆考古部王博认为博孜墩墓葬的年代应在汉代前期。根据博孜墩的地理位置和文献记载，这里地处半山坡，易守难攻，并且人类活动的遗迹十分丰富，很可能就是当时部族或西域古国的王庭所在地[3]。）但若按《汉书·姑墨国传》载：“姑墨国，王治南城。” 考量则姑墨国可能还有北城。

川水又东南流，迳于轮台之东也。昔汉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于此。搜粟都尉桑弘羊奏言：故轮台以东，地广，饶水草，可溉田五千顷以上。其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收获与中国同。时匈奴弱，不敢近西域，于是徙莎车相去千余里，即是台也。其水又东南流，右会西川枝水，水有二源，俱受西川。东流迳龟兹城南，合为一水。水间有故城，盖屯校所守也。

其水东南注东川水东川水又东南迳乌垒国南，治乌垒城，西去龟兹三百五十里。东去玉门、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与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汉使侍郎郑吉并护北道，故号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也。其水又东南注大河。

乌垒城，西域都护府故府治乌垒城迄今学界依然聚讼纷纭；林梅村认为汉代西域都护府遗址当在轮台县东南的奎玉克协海尔古城。该古城有两重城，中心区域为一圆城，此城当即汉代西域36国之乌垒国都城——乌垒城。乌垒国或许得名于圆城内的高台建筑。这座圆城之外是一座汉文化传入塔里木盆地后西域流行的方城[4]。

1928年夏黄文弼随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赴塔里木盆地考察，结束野云沟考察后，黄文弼赴轮台县东南迪那河下游喀拉塔勒河畔考察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并绘制了古城平面图。黄文弼在报告中称之为“柯尤克沁旧城”，维吾尔语意为“灰烬城”，他认为是李广利伐大宛途中焚毁的仑头城。随后，黄文弼又考察了奎玉克协海尔古城东约9公里克孜尔河畔卓尔库特古城，该城平面呈圆形，他在报告中称作“着果特沁旧城”，并测绘了古城平面图，以为是汉代屯田校尉城。但林梅村认为西汉屯田校尉在西域筑城一定采用中原建筑风格的方城，可见卓尔库特古城绝非汉代屯田校尉城而应当是汉代仑头城。曲英杰在《水经注城邑考》一书中亦认为：“轮台”既为“仑头”所改称，则二城当同属一城；以今所见当即指卓尔库特古城[5]。

但笔者以为若按注文“（乌垒城），与渠犁田官相近”考量，则渠犁田官很有可能便是与乌垒城（奎玉克协海尔古城）最近的轮台县卓尔库特古城（二城相去约9公里）。

尽管林梅村认为卓尔库特古城“为汉文化传入前西域流行的圆形古城，不可能为汉代屯田校尉城。”但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是起初的汉代屯田校尉将军赖丹是杅弥太子[6]，若此卓尔库特圆形古城为赖丹所筑便不足为奇了。此外在卓尔库特古城以西、以北的戈壁怪柳丛中，还能隐约找到田埂、旧渠的残迹和大小均匀、划分整齐的田块，使此地成为汉代“田卒”集体屯垦的印证[7]。

奎玉克协海尔古城，维吾尔语意为“灰烬城[8]”，因此黄文弼认为该城是李广利伐大宛途中焚毁的仑头城是有道理的。但从奎玉克协海尔古城有两重城窥测，笔者以为中心区域的圆城当为被李广利伐大宛途中焚毁的原西域仑头城，而其方形外城当为郑吉后来所筑西域都护府故府治乌垒城。

综上所述，笔者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即为西域都护府故府治乌垒城但其方形外城当系郑吉后来所筑；其中心区域的圆城当为被李广利伐大宛途中焚毁的原仑头城；而毗邻的卓尔库特古城则系渠犁田官治所。

[1]刘国防：《汉代乌孙赤谷城地望蠡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1期

[2]林梅村：《龟兹王城古迹考》，《西域研究》2015年01期

[3]华夏经纬网：《新疆“搜救”姑墨国遗迹》，2008-08-18 15:19:24

[4]林梅村：《考古学视野下的两域都护府今址研究》，《历史研究》，2013年06期

[5]曲英杰：《水经注城邑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81页。

[6]《汉书.西域传》：（初，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大宛，还过杅弥，杅弥遣太子赖丹为质于龟兹。广利责电兹曰：“外国皆臣属于汉，龟兹何以得受杅弥质？”即将赖丹入至京师。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议，以杅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轮台与渠犁地皆相连也。龟兹贵人姑翼谓其王曰：“赖丹本臣属吾国，今佩汉印绶来，迫吾国而田，必为害。”王即杀赖丹，而上书谢汉，汉未能征。宣帝时，长罗侯常惠使乌孙还，便宜发诸国兵，合五万人攻龟兹，责以前杀校尉赖丹。龟兹王谢曰：“乃我先王时为贵人姑翼所误，我无罪。”执姑翼诣惠，惠斩之。

[7]央广网:《[大写西域]乌垒——西域都护府驻地》，2016-12-0214:43:00

[8]“如今古城已沦为盐渍荒漠，散乱的土坯堆被厚薄不均的红色灰烬覆盖。轮台县文管所所长张华瑞称，这些灰烬表明它是被焚毁的，当地人称轮台城为“奎玉克协海尔”，在维吾尔语中就是“灰烬中的城”（摘自央广网:《[大写西域]乌垒——西域都护府驻地》，2016-12-02 14:43:00）

大河又东，左会敦薨之水。其水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在匈奴之西，乌孙之东。《山海经》曰：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源者也。

二源俱道，西源东流分为二水，左水西南流，出于焉耆之西，迳流焉耆之野，屈而东南流，注于敦薨之渚。右水东南流，又分为二，左右焉耆之国，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洲，治员渠城，西去乌垒四百里，南会两水，同注敦薨之浦。

东源东南流，分为二水，涧澜双引，洪湍濬发，俱东南流，迳出焉耆之东，导于危须国西。国治危须城，西去焉耆百里。又东南流，注于敦薨之数。川流所积，潭水斯涨，溢而为海。《史记》曰：焉耆近海，多鱼鸟，东北隔大山，与车师接。

敦薨之水，李正宇在《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地望考——兼论“敦薨”即“敦煌”》一文中认为敦薨之水即今敦煌市的党河[1]的说法是按注文援引《山海经》“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考量是成立的，因为“泑泽”即今罗布泊，而按“西流注于泑泽”从河流流向推析则敦薨之水的确是指今敦煌市的党河且诚如李氏所言此处郦道元注文所谓敦薨之山“在匈奴之西、乌孙之东”、敦薨之水“出焉耆之北”，与《山海经》“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泑泽”的流向明显相反[2]。当然若抛开郦氏所援引的《山海经》按注文结合谷歌地球等综合考量所谓的敦薨之水西源约相当今开都河；东源约今孔雀河；（《地图集》亦大致按此标注）。敦薨之浦、敦薨之数（当为“薮”），川流所积，潭水斯涨，溢而为海则指今博斯腾湖，即《地图集》所示的“海”。

故综合考量可知《山海经》中的“敦薨之山、敦薨之水”与《水经注》的“左会敦薨之水”、“敦薨之浦、敦薨之数（薮）、海”明显是两组不同的地望，但郦道元在此却将其混为一谈。

焉耆，焉耆是西汉西域三十六国之一，位于天山南麓和博斯腾湖西岸，西界龟兹，北连乌孙，东邻车师，南控危须和尉犁，沟通塔里木盆地和吐鲁番盆地，也是天山南北交通的要道，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焉耆具有战略价值。故此，在汉匈战争中，双方在西域的争夺胜败，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焉耆的掌控主导权上。得焉耆者，得西域；失焉耆者，失西域。如果我们将历史从汉朝延伸至魏晋时期，也可看到前梁、前秦和北魏对西域的征伐均是围绕焉耆展开的[3]。

焉耆国治员渠城，林梅村认为两汉书所言 “员渠城”或 “南河城”的地形和地貌，皆与焉耆县北大渠乡八家户村西北的俏尔墩古城的地形、地貌相符，那么员渠城当在俏尔墩古城[4]。亦有不少学者认为员渠城即今博格达沁古城，该城历时久远，经汉、南北朝、随唐而后衰落。遗址发掘的罐、瓶、盘、杯、灯、锅等陶器属北朝和隋唐遗物，铜镜、包金铁剑、金带扣和装饰品等属汉代物品、另有“开元通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唐代钱币和戒指等饰品。经百度地图作方位及距离校验可知，按危须城（即林梅村考证的和硕县清水河西地古城）距离俏尔墩古城距离为22公里，明显不符合危须城“西去焉耆百里”的距离考量，而相较之下清水河西地古城距离博格达沁古城为47公里则基本符合注文“国治危须城，西去焉耆百里”的记载；此外按博格达沁古城发掘有“铜镜、包金铁剑、金带扣和装饰品等”汉代遗物且古城两侧河道纵横水网交错等特征亦大致符合“右水东南流，又分为二，左右焉耆之国，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洲，治员渠城”的注文描述，故本文以为员渠城即博格达沁古城。

危须城，《汉书·西域传》记载 : 危须国，“西至都护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文中提到危须城“西至都护治所五百里”，而 《汉书·西域传》说焉耆国都员渠城 “西南至都护治所四百里”，那么危须城在员渠城之东百里，今和硕县博斯腾湖北岸。黄文弼曾经到博斯腾湖沿岸调查汉唐时代古迹，认为危须城在今和硕县曲惠古城。然而，曲惠古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宽 100 米，南北长 150 米，是典型的中原汉式建筑，而危须城应为西域建筑风格的圆城。据新疆文物普查资料，危须城实际上在和硕县清水河西地古城 。该古城位于清水河农场四队南约 500米处，地处博斯腾湖北岸。该古城平面呈圆形，周长 1200 米左右，城内东北部有一较大土阜，高 10 米左右[5]。

图表 1危须城西至都护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

敦薨之水，自海西迳慰犁国。国治尉犁城，西去都护治所三百里，北去焉耆百里。其水又西出沙山铁关谷。又西南流，迳连城别注，裂以为田。桑弘羊曰：臣愚以为连城以西，可遣屯田，以威西国。即此处也。

尉犁城, 据新疆文物普查资料，尉犁城应在库尔勒市南 5公里阿瓦提村玉孜甘古城，四周现为民宅和良田，开都河从古城东面流过。该古城平面呈圆形，有内外两重城，内外两城相距 200 米，外城毁于 20 世纪 30年代。内城残墙高 2 ～ 3 米。城中心有一南北长 80 米、东西宽 40 米的黄土台基，上面有较多陶片。在古城东北角，紧靠城墙有一直径 50 米、残高 2 米的半圆形土堆。20世纪 30 年代，黄文弼来此城调查，测得城墙周长约 1012米。城内陶片以红陶为主，也有极少数灰陶，有的器表上有黄或紫红色陶衣。论者以为玉孜甘古城系唐代古城，不一定正确。②该古城平面呈圆形，当为西汉古城。《汉书·西域传》记载:尉犁国，王治尉犁城。去长安六千七百五十里。户千二百，口九千六百。尉犁候、安世候、左右将、左右都尉，击胡君各一人，译长二人，西至都护治所三百里，南与鄯善、且末接。从年代和位置判断，匈奴日逐王时代的尉犁城必在玉孜甘古城无疑[6]。

图表 2尉梨城西至都护治所三百里

其水又屈而南，迳渠犁国西。故《史记》曰：西有大河。即斯水也。又东南流，迳渠犁国南。治渠犁城，西北去乌垒三百三十里。汉武帝通西域，屯渠犁，即此处也。南与精绝接，东北与尉犁接，又南流注于河。《山海经》曰：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泑泽。盖乱河流，自西南注也。河水又东，迳墨山国南，治墨山城，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河水又东，注宾城南，又东迳楼兰城南而东注，盖墢田士所屯，故城禅国名耳。

渠犁城，克亚孜库勒古城在仑头城（今卓尔库特古城）东南73公里，两城之间未见其他古城，那么，克亚孜库勒古城正是我们一直寻找的汉代渠犁城。该古城平面呈圆形，直径120余米。据当地乡民反映，这座古城原有土坯垒砌的城墙．城内外均有房屋废墟，城北郊有骆驼圈，南城墙中部有宽约4-5米的豁口，不知是否为城门。渠犁城墓地在古城东北2公里，喀尔曲尕乡穷买里村北40公里，今称“刻坦阔坦墓地”。该墓地分布木棺墓和土坯墓两种古墓，墓中出土汉代丝绸，墓地附近还有三处土坯房废墟[7]。

墨山城，斯坦因认为营盘古城应是《水经注》记载的“注宾城”[8]。但从该城的形制为圆形考量，则该城应为西域土著古国所筑；营盘古城曾出土了不少汉遗（瑞典人斯文赫定、俄国人柯兹洛夫和英国人斯坦因在这里挖掘了汉木简、佉卢文木简以及其他文字合璧的木简以及汉文钱币等物）；但按注文“河水又东，迳墨山国南，治墨山城，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结合谷歌地图、考古等综合考量本文以为“营盘古城”很可能为墨山国治墨山城。

图表 3营盘古城谷歌地球鸟瞰图

图表 4营盘古城与河水（此处指孔雀河）、尉犁城（阿瓦提村玉孜甘古城）的谷歌地球鸟瞰图

注宾城,吕厚远等人认为，根据墙体年代和初步发现的文物类型及地理位置，罗布泊小河墓地以西6.3公里处新发现的古城（汉晋四号遗址），很可能是历史上神秘的注宾城[9]。但这一观点的最大问题在于该城明显位于河水（古人以为是黄河，今实为孔雀河）南，不符合注文“河水又东,(迳)注宾城南”方位描述。故笔者对此说存疑。

2017年初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在孔雀河下游北岸发现了一座年代处于东汉至魏晋时期的古城，这座古城西距古墓沟墓地27公里，东南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发现的楼兰古城57.5公里。由于古城地处荒漠，附近没有村落，考古人员依据自然地名将其命名为咸水泉古城。该古城修筑在一片黄土台地上，由于罗布泊区域常年不停地吹东北风，古城被风蚀得仅剩下部分断断续续的墙体。考古人员在对古城进行复原后发现，咸水泉古城呈圆形，直径达300米，墙体宽2.2米至2.7米，残存最高处达2.5米。经过碳14测定，咸水泉古城的年代在东汉至魏晋时期，距今1790年左右。此外考古专家还在古城及周围墓葬发现了青铜箭镞、五铢钱、石磨盘、陶片、弓箭等遗物[10]。

经谷歌地球作系统的方位校验，颇疑咸水泉古城即为注宾城。因该城位于孔雀河下游北岸符合“河水又东，注宾城南”的方位校验，同时该城位于墨山城（按营盘古城）与斯文·赫定发现的楼兰古城中间。故按注文可初步推证其为注宾城。如下图所示：

图表 5楼兰古城、营盘古城、咸水泉古城等谷歌地球鸟瞰图

楼兰城,故址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罗布泊西北岸。1900年3月瑞典人斯文·赫定，根据当地出土的佉卢文简牍“kroraina”一词推证此地为楼兰。但是，1914年王国维在考释斯坦因第二次所获汉文木简和橘瑞超所获李柏文书时发现，一件简文“今奉台使来西， 月二日到此”中的“此”被圈去，同时旁注“海头”二字，另一件则直书“月二日来到海头”，因此认定该楼兰遗址非古楼兰城，它的名字叫海头。由此又产生了李柏文书出土地点的问题，森鹿三对文书的出土地点提出异议，撰《李柏文书的出土地》进行论证。目前，李柏文书发现于LK古城说已基本被否定，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发现于楼兰古城[11]。故楼兰古城究竟何处学界迄今亦聚讼不已。

河水又东，注于泑泽，即《经》所谓蒲昌海也。水积鄯善之东北，龙城之西南。龙城故姜赖之虚，胡之大国也。蒲昌海溢，烫覆其国，城基尚存而至大，晨发西门，暮达东门。浍其崖岸，余溜风吹，稍咸龙形，西面向海，因名龙城。地广千里，皆为盐而刚坚也。行人所迳，畜产皆布毡卧之。掘发其下，有大盐，方如巨枕，以次相累，类雾起云浮，寡见星日，少禽，多鬼怪。西接鄯善，东连三沙，为海之北隘矣。故蒲昌亦有盐泽之称也。《山海经》曰：不周之山，北望诸毗之山，临彼岳崇之山，东望泑泽，河水之所潜也。其源浑浑泡泡者也。东去玉门阳关一千三百里，广袤三百里。其水澄渟，冬夏不减。其中洄湍电转，为隐沦之脉，当其澴流之上，飞禽奋翮于霄中者，无不坠于渊波矣。即河水之所潜而出于积石也。

泑泽、蒲昌海即今罗布泊。从上述注文援引《山海经》曰“不周之山，北望诸毗之山，临彼岳崇之山，东望泑泽，河水之所潜也”可知因《山海经》误认罗布泊为黄河源，故此之后《史记》、《汉书》、《水经注》等典籍皆符会其说；直到两千多年后，阿尔达1782年探查黄河源亲临罗布泊，才使真相大白[12]。

据樊自立等考证魏晋(公元4～5世纪)及其以前，塔里木河先汇入孔雀河，然后从北面注入罗布泊，《汉书·西域传》称其为“盐泽”，“广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减””，其范围大体相当于湖盆最外一圈由不同盐壳形成的环束线，面积达5350km2……..公元330—400年楼兰国逐渐衰亡时期，孔雀河是从铁门堡分出的依列克河与塔里木河交汇，从南面先入喀拉和顺，再入罗布泊；要比由孔雀河直入罗布泊形成的湖面小[13]。

△又东入塞，过敦煌、酒泉、张掖郡南。

河自蒲昌，有隐沦之证，并间关入塞之始，自此《经》当求实致也。河水重源，又发于西塞之外，出于积石之山。《山海经》曰：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南流。是山也，万物无不有。《禹贡》所谓导河自积石也。山在西羌之中，烧当所居也。延熹二年，西羌烧当犯塞，护羌校尉段颎讨之，追出塞，至积石山，斩首而还。司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滨于河首，左右居也。

河自蒲昌，有隐沦之证：章巽先生在《论河水重源说的产生》一文中指出：河水重源是我国古代地理上一件著名的公案。所谓重源,大略就是,黄河的上源出自远方的西域,先流入盐泽(即蒲昌海,今新疆罗布泊),然后从地下伏流,直至积石山(今青海省东部),再冒出地面,东流而为黄河。我们今天都知道黄河真正的河源是青海省中部的古宗列渠,它在积石山之西,而和罗布泊并没有甚么关连。所以古代所盛传的河水重源并不合于事实。但是此说流传了二千余年之久,当清代康熙和乾隆时,本来早已找到真正的河源了,而官修诸书如《河源祀略》(乾隆四十七年撰)、《大清一统志》(道光二十二年重修)等,仍还要把西域河源伏流重发的传说牵连附会,能载进去,也可说这一传统的势力之大了。（章巽，1961）

[1]李正宇：《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地望考——兼论“敦薨”即“敦煌”》，《敦煌研究》2011年3期

[2]李正宇：《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地望考——兼论“敦薨”即“敦煌”》，《敦煌研究》2011年3期

[3]陈跃：《汉匈关系视野下的汉朝经略焉耆》，《昆明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页21～26

[4]林梅村 李军：《乌禅幕东迁天山考——兼论公元前2～1世纪匈奴在西域的遗迹》，《西域研究》2012 年第 4 期

[5]林梅村 李军：《乌禅幕东迁天山考——兼论公元前2～1世纪匈奴在西域的遗迹》，《西域研究》2012 年第 4 期

[6]林梅村 李军：《乌禅幕东迁天山考——兼论公元前2～1世纪匈奴在西域的遗迹》，《西域研究》2012 年第 4 期

[7]林梅村：《考古学视野下的两域都护府今址研究》，《历史研究》，2013年06期

[8]《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向达译，上海书局，1987年

[9]《罗布泊发现神秘新古城 遗址规模仅次于楼兰(图)》，新华网，2010年月8日

[10]央广网罗布泊3月30日消息：《新疆罗布泊考古发现汉晋古城》

[11]肖小勇：《楼兰鄯善考古研究综述》，《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第89页

[12] l (俄)普尔热瓦尔斯基著，黄健民译．走向罗布泊．鸟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页116一158

[13]樊自立．塔里木盆地绿洲形成与演变．地理学报，1993，48(5)：421-427

拙文摘自《通道与社会：2020年首届河西走廊论坛论文集》（新疆师范大学），2020年11月，317-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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