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史话丨南北朝时期淮安山阳城异军突起
邗沟自吴王夫差开挖后在史书里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仅西汉时期吴王刘濞在“七国之乱”时曾用它运过军粮。同样邗沟北侧末口附近的集镇在秦汉期间也不温不火，但到了三国、西晋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
水网密布的淮安所在区域本身就具有较强的农业生产能力，当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时，淮安是最先受惠地区，同时江南地区经过三国时吴国的初步开发已经展现出极大的农业生产潜力，而淮安是沟通江南与中原的要道之一。于是我们看到三国时邓艾在淮安大规模屯田并兴修水利，为灭东吴做物质上的准备；西晋统一后，广陵度支陈敏再次疏浚邗沟。与此对应，末口附近形成了较为繁华的山阳镇，其繁华程度应该不亚于当时的射阳县城。西晋泰始二年（266）龙兴寺（即“正法华院”）出现在山阳镇，因此与“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一样，淮安也是“先有龙兴寺，后有山阳城”的。
西晋很快就走向了衰亡，东晋及后来的南朝都将首都设在南京。南京紧贴江面，看似有长江天险，实际位置非常凶险，如果没有江北的淮河流域为南京提供不断阻截敌军的水网，想要依靠长江天险守住南京的政权很少有成功的，这就使得建都南京的政权必须将势力范围延伸到江北的淮河流域。在当时淮河边有这样一些城市极具战略价值，它们是义阳、寿春、钟离、盱眙、淮阴、山阳。其中山阳城和其它城有个本质的区别，其它城虽然都在淮河之南，守的却是淮河北岸支流入淮口，它们大致对应着淮河的颍水、蔡水、涡水、汴水、泗水的入淮口，山阳城守护的却是淮河南岸的邗沟。在东晋君臣心中，淮北是战略盈缩之地，淮南则是生命线，如果北方政权孱弱，东晋就以山阳为前方大本营进攻北方，如果北方政权强势就退守山阳，死守邗沟。因此东晋将领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山阳城的独特战略地位，山阳城在东晋初年的刘隗或荀羡手里首先完成了营建。
山阳城真正的贵人是军事家刘裕，他和山阳城彼此成全。作为东晋将领的刘裕将水陆并进的战术玩得烂熟于胸，曾多次借用邗沟北伐，相继灭了南燕与后秦。刘裕自然知道地处邗沟与淮河交汇口的山阳城的重要性，东晋义熙七年（公园411年）他利用“土断”的机会，从广陵郡中分出山阳郡，以山阳镇为治所，山阳镇既令人意外又在情理之中的连升两级，一下子同时成为郡和县的治所。
山阳郡当时下辖山阳、盐城、东城、左乡4个县。盐城县即西汉时设立的盐渎县，自并入山阳郡时改称盐城。盐城县和山阳县的渊源最深，自山阳县设立后一直到清末的整整1500年间（即从公元411年到公元1911年），盐城县一直归属山阳统领，紧紧围绕在山阳身边，从未离开。值得注意的是东城县和左乡县都位于邗沟（东线）之上，说明邗沟对淮东区域的整合作用在当时已经初步显现。
山阳县的兴起流程是邗沟→集镇→寺庙→建城→设县，明清期间清江浦的兴起流程为：清江浦河→集镇→寺庙→设县→建城，两者很类似，在农业社会的几千年里，城镇形成与发展的底层逻辑是相通的，有微小的差别一般是由当时具体情况所决定，比如山阳与清江浦建城与设县的次序不同是由当时军情是否紧急所决定的。
东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国家分裂，动荡不安，却也是中国城市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往往是此处战火连天，隔座山隔条河的彼处却是市场喧嚣，战乱并不能抵挡住商队的驼铃马蹄。当时，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邗沟都有其重要价值，在商业通道与军事通道之间可以自由切换，地处邗沟入淮口的山阳县崛起也就理所当然。自山阳县走上历史舞台后一直是郡、州、路、府的治所，成为淮东区域公认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稍后隋唐大运河的开通又强化了这一点。
通 讯 员：祁 宏
编 辑：阚梦鸥
值 班 总 编：季 文
声 明：凡《视听淮安》原创稿件，转载或引用请注明来源及原作者！部分稿件图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版权，请及时与我们联系。
阆中天宫镇出土六座南北朝古墓，距今约1500年...... 南北朝
日前，在南充阆中市天宫镇宝珠寺村在修建村道时，施工人员在蚕丝山腰崖壁上挖掘出数块精美青灰色墓砖。
据文物专家初步勘察鉴定，这是墓，在35米长的崖壁上共有砖室墓三座，初步判断为六朝时期的墓葬，该古墓的发现对研究阆中南北朝历史和丧葬文化具有较大考古价值。
“这是如意纹、这个是鸟纹……根据砖身的纹饰考证，这些砖块是南北朝时期的，距今约1500年了。”阆中市文物局的文物专家刘富立介绍。
据了解，这批南北朝墓砖是阆中市天宫镇宝珠寺村修建村道时意外出土的。施工人员发现后立即拨打了110，公安部门随即联系了文物保护单位前往现场进行了勘查挖掘。
当时，在蚕丝山下沙拱嘴修建另一条社道时，又新发现崖墓三座，文物局迅速组织人员进行了抢救清理发掘，先后清理出土盘口陶壶1件、铁削1件、靑釉四桥形系盘口壶1件（残损严重）、铁釜1件（残损严重）等。根据墓室形制和出土器物判断这三座崖墓也属于六朝时期墓葬。
根据砖身纹饰考证，这墓砖具有南北朝时期典型的如意纹和鸟纹，虽然埋藏地下千余年，但砖身依然坚硬，纹饰清晰，线条流畅。特别是墓石上的雕刻人物、场景栩栩如生。
地下文物历经千年重见天日，但如何保护成为了摆在文物专家面前的难题，“一块墓砖就是10公斤，一块墓石轻则几百公斤，重则上千公斤，保护难度大，无论是搬运还是放置条件都受到制约和限制，同时我们基层文物部门也缺乏资金和专业人才去研究。”尽管如此，刘富立表示将尽快把这批南北朝墓砖墓石整理入库，并选择合适时机入驻博物馆收藏。
大展来袭｜三国两晋南北朝刻石三十品新探展即将亮相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 南北朝
刻石书法是中国书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艺术价值不言而喻。然而，自魏晋以降，以“二王”为代表的帖学传统始终占据书法风格史的主流，而刻石书法则长期难以进入经典的行列。清代碑学兴起以后，刻石书法逐渐受到重视。于今，随着书法形式在当代中国视觉艺术领域中的独立发展和地位提升，对刻石书法的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理应进一步加强。
基于此，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结合传统“品”的话语评论方式，力图重新发现和挖掘古代刻石书法的艺术美，策划了“缘于图像背景的社会和艺术•刻石书法研究与创作系列展”，继2020年的系列展之一“汉隶十二品新探”之后，即将于2021年11月1日推出系列展之二“三国两晋南北朝刻石书法三十品新探”，是对古代石刻书法艺术遗产的又一次专题性的集中研究和展示。
展览与论集内容分为“理论”“鉴碑”“创作”三个部分。以特邀专家和公开征稿的方式，基于所甄选的刻石“三十品”为母本进行研 究和创作，最终选辑出研究文章近40篇以及书法作品60余件。此后，本平台将陆续推出。
缘于图像背景的社会和艺术
刻石书法研究与创作系列展之二
三国两晋南北朝刻石三十品新探
展 览｜论 坛
主办单位
中国国家画院
承办单位
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
中国国家画院沈鹏艺术基金
协办单位
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碑刻研究委员会
展览时间
2021年11月1日—11月6日
展览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54号
品 目
《上尊号》｜《受禅表》｜《孔羡碑》｜《谷朗碑》
《禅国山碑》 ｜《天发神谶碑》｜《华芳墓志》
《中岳嵩高灵庙碑》｜《爨龙颜碑》 ｜《姚伯多造像》
《始平公造像》｜《魏灵藏造像记》 ｜《霍扬碑》
《瘗鹤铭》｜《刁遵墓志》｜《李璧墓志》
《张猛龙碑》 ｜《马鸣寺碑》｜《高贞碑》
《曹望憘造像记》｜《张黑女墓志》《敬史君碑》
展览结合古人的评述和当代审美价值需要，甄选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刻石书法中的30通碑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展品均精选自北京文物交流中心及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碑刻研究委员会等专业收藏机构。
品 鉴
孔 羡 碑
刊刻于曹魏黄初元年（220年），全称为“鲁孔子庙之碑”，又称“魏修孔子庙碑”等，无撰书人姓名，属隶书书法作品，现存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
此碑以方笔为主，结体外拓，字形严整端庄，书风遒劲严整，茂密雄强，为魏隶代表。
沈树镛册首题跋钤印
沈树镛旧藏 明拓本
天 发 神 谶 碑
刊刻于三国东吴天玺元年（276年），又名《天玺纪功碑》，碑在宋以前已断为三石，故又名《三断碑》。传为皇象书，又传为苏建所书，因碑文残缺，无从考证。旧在江苏江宁尊经阁，清嘉庆十年（1805年）毁于火。
此碑书法非隶非篆，篆书的笔意重一些。下笔多呈方棱，收笔多作尖形。转折方圆并用，结体上紧下松，字形修长，形象奇异瑰伟。
封面邵福瀛题签
姚华、罗复堪题签
拓本22开、前后题跋共三开，半开高37.5厘米、宽25厘米。
拓本前后分别有邵福瀛、陈宝琛、葛成修、多段观款题跋。钤印有“邵海父”“海父”“海父偶藏”“广平”“松龛”“徐之鑑印”“仲水金石”“二爨级庐”“稚禾曾观”“稚禾印信”“叔盖”“钱松私印”“徐恕”“望风怀想”等。拓本上段“敷垂”二字损半,宋元祐间刻跋中“二十六日”之“六”字上点与横损连。此本当在石毁前不久，为清乾隆、嘉庆间所拓。但此本为宣纸淡墨精拓，风神明达；又因此碑拓本存世量小，故尚属难得。
广 武 将 军 碑
刊刻于前秦建元四年（368年），全称为“立界山石祠碑”，又称“广武将军张产碑”“苻秦建元四年产碑”“张产碑”等，无撰书者姓名，属隶书书法作品，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书法上线条高古，书写自由，不拘一格，古朴稚拙，天趣浑成，上承汉隶之平正大气，下启北魏之古拙生动。
《广武将军碑》整纸拓本一套2轴。分为碑阳及左侧、碑阴及右侧各1轴。碑阳拓本高140厘米、宽72厘米，左侧高170厘米、宽14厘米，
姚华1922年题跋，自跋文中可见当时此碑复出不久，学者间尚有争议。
碑阴拓本高161厘米、宽71.5厘米，右侧高128厘米、宽12.5厘米。为民国九年重新发现后拓本。
爨 宝 子 碑
刊刻于东晋太亨四年，即义熙元年（405年），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属于楷书作品。清乾隆四十三年出土于云南曲靖南70里扬旗田，后移至武侯祠，现存曲靖市第一中学“爨碑亭”内。
此碑字体介于隶、楷之间，笔画质拙凝重，主用方笔，不少笔画呈方棱或锐角。字形或大或小，结法紧密但不类型化，变化比较丰富，整个看来显得端严高古。
拓本高159厘米、宽52.5厘米
此拓本第一行“人”字撇捺交叉处未损；第八行“来”字第三横左半上边缘平整未损；拓本左下方无咸丰二年邓尔恒跋，所谓“刻邓跋之前拓本”。其时间在乾隆四十三年至咸丰二年之间，一般将此类拓本视为初拓本，较少见，字迹清晰者尤罕。
好 大 王 碑
刊刻于东晋安帝义熙十年（公元414年），全称《高丽好大王碑》，又称《广开土王境平安好大王碑》，属于隶书作品，现存于集安市太王乡大碑街。
此碑书法似隶似楷，有秦诏版遗意。方整纯厚，气静神凝，遒古朴茂，属笔势宽绰高美一宗。与东汉诸碑刻隶书相比，别具风格。
晚清 高丽纸整幅拓本
《好大王碑》由一块巨大的天然角砾凝灰岩石柱略加修琢而成，碑体呈方柱型，高6.39米，底宽在1.34～1.97米之间。四面环刻碑文。
简裱本封面
《好大王碑》剪裱经折装一套六册，每册装裱拓本24开，半开高45厘米、宽29.5厘米，每开12字，宣纸浓墨精拓。封面题签：高句丽古碑，己未春，蔼盦拓装。拓本二行“巡车”之“车”字中间右半损，为民国初年拓本。
姚 伯 多 造 像
刊刻于北魏太和二十年 (496年)，亦称《姚文迁造像碑》《姚伯多兄弟造成石文像》，是迄今所知最早的道教造像碑，属于楷书作品。1936年迁置耀县碑林。现藏陕西耀县博物馆。
此碑为道教造像碑，造像记写、刻很特别，其用笔有方有圆，有藏有露。书体楷中兼隶意，形体结构也与一般楷书、隶书迥然有别，字形大小、斜正变化十分自由活泼，显得古朴稚拙。但又能拙中见巧，巧中寓拙，而别具一格。
《姚伯多造像记》整幅软片一套三张，分别为造像记正面及两侧。正面拓本高87厘米、宽66厘米；左侧高109.5厘米、宽32厘米；右侧高109.5厘米、宽32厘米。此为近当代拓本。
始 平 公 造 像
刊刻于北魏太和二十二年（498年，另有太和十二年、二年、十九年等数种说法），全称《比丘慧成为亡父洛州刺史始平公造像题记》，孟达撰文，朱义章书，属于楷书作品。石刻位于洛阳市南郊龙门石窟古阳洞北壁，为“龙门二十品”之一。
此石刻已泯尽隶书痕迹，既有汉晋雍容方正之态，又具北方少数民族“金戈铁马”粗犷强悍之神，书法雄重遒密，端庄流逸，具龙震虎威之势，富有阳刚之美。
拓本高93.5厘米、宽42厘米
此拓本碑额“公”字左折笔处只有轻微断线，不损笔画；六行首“匪乌”之“乌”字下作三点清晰可辨；
字外有墨；墨色匀净，字口锋利清晰。为清嘉庆间“未铲底”拓本之较晚本。有民国间秦更年等题跋。
魏 灵 藏 造 像 记
北魏刻石，无刊刻年月，全称《魏灵藏薛法绍造像记》，无撰书人姓名，属于楷书作品，在河南洛阳龙门古阳洞北壁，为龙门造像代表之一，清乾隆年间钱塘黄易访拓后始显于世。
此碑为魏碑方笔代表，起笔方切，有的角棱若刀，有的细锋引入，煞有情趣；结体或取横势，或取纵势，皆极意显示雄踞盘关之威仪，怀隐瑰玉之神采。整篇看来，整严肃穆，端庄隽洁。
民国拓本
霍 扬 碑
刊刻于北魏景明五年或正始元年（504年）。撰书人姓名不详，属于楷书作品。出土于山西临晋东霍村。现藏北郭蒲坡中学。
方整典雅，古色照人，虽经千年风雨侵蚀漫漶，而肃穆雄浑之趣在焉，用笔浑朴圆厚，有篆籀笔意，结构奇险多变，是魏碑之佳作，被称为山西省现有魏碑之冠。
民国整纸拓本
石 门 铭
刊刻于北魏永平二年（509年），摩崖刻石，又称“泰山羊祉开复石门铭”，王远书丹、武阿仁凿字，属楷书书法作品。原刻于陕西汉中石门东壁，后凿移到汉中博物馆。
书法上与《石门颂》一脉相承，但结体更为开阖瑰奇，线条更为流畅跌宕，气势更为激荡奔放，笔墨飞舞，意气风发，恣情挥洒。其结字奇纵，字势飞逸，纵敛随心，顿不停留，挫不迟疑，一泻而下，势不可止，超俗脱凡，仙姿神态，跃然其间。
通高175厘米，宽215厘米
记载了梁、秦二州刺史羊祉重开废置已久的褒斜道之事。
南 石 窟 寺 碑
刊刻于北魏永平三年(510年)。碑额阳刻篆书 “南石窟寺之碑”六字，额上阴刻横列楷书“石窟寺主僧斌”六字。属于楷书作品，民国初年于甘肃泾川县王家沟出土。
民国整纸拓本
瘗 鹤 铭
刊刻于南梁天监十三年(514年)，原刻于镇江市焦山西麓崖壁上，摩崖刻石，署名为“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正书”。后因山崩，石堕入江中，现存残石五块，存88字，属于楷书作品，现陈列于江苏省镇江焦山碑林中。
此铭字体浑穆高古，用笔奇峭飞逸。虽是楷书，却还略带隶书和行书意趣。铭文刻字大小悬殊，结字错落疏宕，笔画雄健飞舞，且方圆并用，无论笔画或结字，章法都富于变化，形成萧疏淡远、沉毅华美之韵致。
清末 陈宝琛 题签
清 改琦 题签
清嘉庆间 赵魏 题册首
拓本20开，半开高36.9厘米、宽19.6厘米，题跋6开
此册墨色匀净，拓工精细，“遂吾”二字左侧少损，当为清初出水后初拓精本。
后有嘉庆间王继兰、郑勉、近人秦公先生等题跋。钤有“臣梅”“芸父珍藏”“劳氏珍藏”“宝晋山房”“南屏眼福”“结心楼”“息舸”“小山翰墨”“黄汝梅印”“嘉定黄汝梅字作和之印”“黄钧”“次欧”等藏印。
刁 遵 墓 志
刻于北魏熙平二年(517年)，全称《雒州刺史刁惠公墓志铭》。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乐陵刘克纶从友人处访得，并以木板补残缺处，刻跋于其上，不久又毁，再以石补。后经盐山叶氏、南皮高氏及张之洞等人收藏。现藏山东省博物馆。
书法浑穆舒扬，其提按使转雍容自得，用笔方圆结合，遒劲有力，起笔收笔以及转折回环之处变化多端，每字各不相同，字形端正，结体茂密，圆腴厚劲，具有端庄古雅之美。与北魏时期众多碑刻不同的是，它不以劲利险峭见长，而是以凝练秀美取胜。
裱本经折装，紫檀封皮，紫檀书套
装裱拓本9开，半开高31.3厘米、宽16.2厘米
拓本志文无阴面，阳面六行“雍”字有裂纹穿过，不伤字，
为清乾隆间拓本，较少见。有陶北溟题签。
张 猛 龙 碑
刊刻于北魏正光三年（522年），全称《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无撰书人姓名，属于楷书作品，现藏于山东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
其风格险绝竣逸，又浑穆雍容；既奇趣灵动，又古朴典雅。通于齐整中求庄和，庄和中求变化，自然流畅，逸气横生。该碑是北魏碑刻中最享盛誉的作品，为精严雅正书风的代表。
拓本23开，半开高31.5厘米、宽18.5厘米
拓本碑文二行“宣时”之“时”字右半可见上两横，
十行“冬温夏清”之“冬”字第二笔稍损；
十八行“盖魏”二字中间石花不连字。
此拓本无碑阴，为明拓本。
钤印有“大兴孙春□所藏金石”“汝梅”等。
马 鸣 寺 碑
刊刻于北魏正光四年（523年），立于今山东省广饶县大王桥。亦称《马鸣寺根法师碑》，属于楷书作品，无撰书人名。此碑现存于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
此碑字体结构紧凑茂密，左抑右昂，横侧生姿，笔调丰腴厚沈，转折方折，波发饱满锐利，侧、掠、湾钩之处则带有弧形，可谓方圆对比富于变化，收刚柔相济之妙。
拓本高151厘米、宽86厘米
清道光前未断整纸拓本
剪裱经折装一册，装裱拓本7开，半开高45.5厘米、宽23.5厘米
编辑 | 李振伟
制作 | 冯雅颖
校对 | 李振伟
《中国美术报》艺术中心内设美术馆、贵宾接待室、会议室、茶室、视频录播室，背靠中国国家画院，面临三环，功能齐全、设备完善，诚邀您到此举办艺术展、品鉴会、研讨会等活动。
《中国美术报》为周报，2022年出版38期。邮发代号：1-171
总编室邮箱：zgmsbvip@163.com
我知道你 在看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