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城在明清晋蒙商道上的地位

山城位于大同云冈西部的高山镇,现为高山村,是高山镇镇治所在地。

高山城始建于明代,明正德《大同府志》记载:“高山堡,在府城西六十里。天顺二年建筑。周围三里十步,高二丈一尺,门二。设站马戍兵。”由于原高山堡紧邻十里河,多遭受洪水侵袭,明嘉靖十四年(1535),高山堡向南移动并扩建。扩建后,周围四里三分,高连女墙四丈二尺,并始称高山城。万历五年至十年间(1577—1582),全部包砖。在明代特别是从嘉靖朝开始,高山城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守护大同镇城的右翼关城。

清代,仍称高山城,但战略地位下降,商业与行旅地位上升,成为重要的商旅集散地乃至货物交易的旱码头民国以后,由于京绥铁路的修建,高山城的商业地位下降。日军侵占高山后,做为日军沟通大同与左云的一处重要据点,高山城的商业再次遭到毁灭性打击,从此,高山城沦为村落。

长久以来,由于缺乏资料,对高山城在清代的商业地位缺乏研究和了解。最近,在清理高山古城西门外的古石桥时,发现两通石碑,通过对石碑进行拓片认读,从碑文内容可以了解到,高山城在清代晋商的贸易往来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明清以来“万里茶道”的一个重要节点。

怀德桥位于高山古城西门外50米左右,为单孔石拱式石桥。从石桥上深深的车辙和蹄痕,可以看出其年代的久远和行旅的繁忙。

但该石桥建于什么年代,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个谜。2016年,高山镇党委书记王纵驰在石桥附近发现一块半截露出地面的石头,感觉有些异样,经发掘后,发现是一通石碑,就收藏保护起来。经过辨认后,认定其为修建该石桥后所立的功德碑。

但是,很可惜,该碑只剩有半截多一点,且损毁严重,字迹很难辨认。经笔者识读,除捐款人姓名外还得到以下信息:

“......官桥木桥佛爷沟坝坡一切工程花用

募化过各处善士布施钱二千八百一十四千三百文;

重建观音堂石桥并修小栈云冈往高山一带北栈之栈路、口官桥之木桥、佛爷沟石栈道路、五素图桥东南顶关帝庙前之坝坡以上八处,修理共花过钱一千零七十二千文;

建怀德桥、石錾工价、饭食用钱,五百六十千文;

拉石车价、小工工钱,共用钱九百四十三千文;

铁镢、铁绳线等,共用钱七十二千文;

砖瓦、石灰、泥匠工钱饭食,共用一百一十一千文;

买石碑、刻石工价、饭食,共用钱四十千零三百三十文。

以上通共花用过钱二千七百九十八千三百三千文。

除讫,净余钱十五千九百七十文。”

此外,还有:

“督工戒衲僧:

善全、中善,募修。

......县高山城甲辰岁贡生、训导李琳椿敬谨撰。

......云县儒学廪膳生员孙、李开甲沐手书。

......丁未季春月上浣谷旦立。”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该石桥名“怀德桥”,是由民间募集修筑的,主持募化的是两位僧人。期间,不仅修筑了怀德桥,还对从小站口到高山等处的桥梁、栈道、道路等都进行不同程度的修缮。

但修缮的年份在碑上已经找不到。所幸,尚存“.......云县”二字。由此,可以认定“......云县”是指“左云县”。这样,该碑文所记载的石桥修筑年代应在清雍正三年(1725)以后。因为,左云县是在清雍正三年由大同左卫、云川卫合并改称左云县的。

2018年10月16日,高山镇组织对该石桥进行清淤,清淤后除了露出桥体与涵洞外,“懷德橋”三个大字也清晰地露出来,字体分别镌刻于洞券顶部的两面。从而证实了与碑文内容的一致性。

但该桥究竟筑于何时,却仍然难以确定。2019年在对怀德桥周边进行整理时,再次从深处挖掘出一块石碑。经初步认读后,仍然是关于修筑怀德桥的碑文。但石碑的上部残缺,碑文题目及上部很大一部分碑文缺失。下部保存较好,但是碑文没有结尾落款,显然,并不构成完整的碑文。所幸从行文可以找到碑文记载的怀德桥的修筑时间。碑文如下:

“......道光十九年,京都善、中二师由京朝台,道经敝地。素与本城都府察公相善,因焉...圣工屈留在高止于高山寺也。善、中二师睹西门之沟壑,忧思倍切。见道路之曲,善念方兴。是以同之......善念,立意建桥。

但觉敝地偏小,财用缺乏,不能不借助于四方之善人义士。乃劳善、中二师由大同、左云,直抵古丰...极力募化。幸遇贵官长者乐善好施,财用颇充足也。

始兴工于二十一年(1841),工竣于壬寅(1842)仲秋。计桥三丈二尺余高。靡.....怀德桥朔厥由来,或乐输其资财,或督理其工程,共襄盛事。诸君子之福田固广种矣。而专司其募化,不辞其跋......师之功德尤无量也。”

由碑文内容可知,怀德桥修筑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竣工于第二年秋季。是由善、中两位僧人发起并募化修筑的,其中,募化钱款的时间从道光十九年开始,用时两年。

但两块碑文记述的是否为同一件事实呢?经仔细查找,我们在两块碑文上,同时找到了三个相同名字,分别是:李成玉、王治美、成维翰。在前一块碑文中,三个名字在归化城募化纠首中,后一块碑文中,三个名字在归化城募捐人名中。由此,可以确定,两块碑所记述的是同一件事实,并且,由行文内容可以确定,前期发现的碑记述的内容应在后面,后期发现的碑所记述的事实应在前面,也就是说两块碑记的内容实为一体,记述的是同一件事实。

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现存怀德石桥修筑或修缮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至二十二年间,距今将近180年。

令人惊叹的是,该碑碑文所记述的募捐人名。该桥的募捐人主要是归化(今呼和浩特)、大同、左云三地的商人,而以归化城的商人最多,几乎囊括了当时归化城的行业会社、行业庄口、大店、大小字号,等等。

其中行业会社13家:宝丰社、集锦社、聚锦社、当社、青龙社、醇厚社、福虎社、仙翁社、集义社、威镇社、万社、荣丰社、毡社。

店铺102家:源成店、奎隆店、聚和源、元盛德、大盛魁、长奉店、永丰店、永茂盛、天春永、大盛成、 复成义、复成号、西同仁堂、全义和、天合成、全义和、天合成、永昌魁、兴义魁、复泰魁、世长魁、复兴魁、永积魁、长裕魁、义盛长、永顺长、恒长、和盛店、东升店、公信店、增盛店、翼盛店、元盛店、四胜店、德泰店、隆泰店、永和店、恒盛店、天祥永、聚兴永、广和永、兴隆永、 聚隆永、源顺永、聚源永、义兴泰、大亨泰、大丰泰、天盛泰、三胜玉、天福泰和记、义合和、大兴和、天裕和、恒兴隆、大胜隆、聚美成、祥发成、亨发成、源隆昌、德和店、昌盛店、广义店、万和兴、会锦兴、四合盛、天义德、和盛店、万盛合、兴合盛、天裕公、天福功、明方、天福全、复泰明、德胜美、义恒源、双从、福成铭、高林川、绥远存仁堂,天兴和、复源魁、复成玉、三合公、恒成公、三和义、田酒鋪、永茂店、吉合盛、天兴昌、德昌、天德成、天成明、天亨泰、天义和、天兴公、谦和公、义和永、义兴成、同兴永、源深涌。

其中,有我们熟知的老字号大盛魁。但实际上,与大盛魁并列捐款的不在少数,可见,这些店铺当初商业实力同样都很强大。笔者通过其它资料,对部分行社做了一些查阅,了解到以下一些事实:

宝丰社,经营银钱行业;集锦社,经营外藩生意;聚锦社,经营粮店、布庄和纸张业;当社,经营典当生意;青龙社,经营碾米业;醇厚社,经营京货、估衣;福虎社,经营磨面业;仙翁社,经营戏园、饭馆;集义社,经营鞋靴;威镇社,经营老羊皮;荣丰社,经营小羊羔皮;毡社,经营制作毡毯。

这一捐款阵容,其成员大概已经涵盖了当时归化城的所有名商大贾甚至中小型商户。

归化城如此众多的商户为该桥的修筑捐款,向善之心、怀德之情肯定在其中,但最为准确的解释就是利益攸关。也就是说,这座桥一定是捐款的商人走得较多的一座桥,这条道一定是捐款商人走得较多的一条道。

这种情况从根本上来说,是由怀德桥所在的高山城所在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从地理位置来看,高山城地处云冈峪的西口,也就是历史上的武周川走廊的西口。武周川走廊东起小站口,西至高山以西的山口,走廊南北均为崇山峻岭或丘陵沟壑,武周川水(今十里河)流行其间。出武周川走廊向西即进入由阴山余脉构成的左云、右玉盆地,群山远去,地域开阔。再从右玉出杀虎口,便进入今内蒙古清水河县境。

历史上,武周川走廊一直为商旅或军事通道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北击匈奴,置代、雁门、云中三郡后,这条走廊即被开辟,成为连接三郡的军事走廊。秦王朝建立后,将秦、赵、燕三国长城连接,成为万里长城。为了运兵便捷,又在长城内置“北边道”,武周川走廊也成为北边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魏时期,武周川走廊更是成了军事通道参合陉道和丝绸之路的东段组成部分。北魏参合陉道经今右玉的杀虎口过右玉、左云经武周川走廊进入首都平城。而北魏丝绸之路则是从平城经武周川走廊向西经云中(今内蒙托克托)、统万镇(今陕西靖边县白城子)、西安州(今宁夏定边县)、灵州(今宁夏武宁县西南)到达姑臧,西行进入河西走廊,接通张掖等地。

由此可知,历史上云冈峪(即武周川走廊)一直是大同西部的一条重要走廊,堪称大同的河西走廊。而高山则是这一走廊的西部门户。高山城地处武周川走廊的西口,距离大同城六十华里,无论从军事意义上来说,还是从行旅意义上来说,都十分重要。从军事意义上来说,它扼守武周川走廊的西口,为武周川走廊的关塞所在。所以,历史上高山一地历来为兵家所看重。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干宝《搜神记》曰:昔秦人筑城于武周塞内,以备胡,城将成而崩者数矣。有马驰走一地周旋反复。父老异之,因依以筑城,城乃不崩,遂名马邑。或以为代之马城也。诸记纷竞,未识所是。”这里有“秦人筑城于武周塞内,以备胡”,而该记载所说的是马邑城的建城神话故事,似与平城以西的武周塞无关,但该记载即为神话故事,连郦道元都说“诸记纷竟,未识所示”,所以,该故事可能有地理错乱的可能。从《水经注》后面反复提到的武周川、武周塞口来看,武周塞应为平城以西的武周塞,即武周川走廊上的关塞。如该推断成立的话,那么,远在秦朝时,可能就在高山一带筑城了。

从距离上来看,高山距离大同城六十里,古人行路以六十里为一天的行程,民间有“三十里打尖,六十里住店”之说,从平城西出,走三十里到达今云冈,是中午时分,可以在那里午休,人补充食物,牲畜喂草喂料。下午再走三十里,晚上到达高山,此时,人畜都需要住下来过夜了。所以,历史上高山便一直为商旅住宿休息的地方。相传,汉王昭君出塞就曾在高山驿留宿。

史料记载,现在留存下来的高山城始筑于明天顺二年(1458),也有记做天顺五年、天顺六年的,但总起来说,高山城始建于明天顺年间。但实际上,在明初高山就已经作为驿站和兵站在使用着。在高山兵站的西面,为扼守高山隘口,曾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设高山卫,卫址在今左云县的旧高山村。但高山卫在此仅仅留驻10年时间,朱棣“靖难之变”夺取皇位后,便于洪武三十五年将高山卫移至雄县,直到宣德元年(1426)才还卫大同。但高山卫回迁至大同后,并没有驻扎于原卫址,而是与阳和卫合驻于阳和卫城(今阳高县)。这样,失去重兵驻扎的高山隘口,就需要重新布防了,所以,天顺年间所建的高山堡,除了驿站、兵站等功效外,也成了扼守高山隘口的重要城堡

明嘉靖十四年(1535),鉴于武周川水的侵蚀和防卫的需要,高山堡扩建并向南进行了位移,扩建后,高山堡改称高山城,其地位与卫城相并列,驻有参将等。军情紧急时,大同镇副总兵也住于该城。

除军事意义外,在明代,高山城也是大同贡道中蒙古使臣留宿之地,特别是“隆庆议和”后,武周川走廊成为蒙古使臣进贡的主要通道,因而高山城也就成为接待蒙古使臣的重要馆驿。所以,“隆庆议和”后,高山城作为腹里城堡,虽然未设边贸性质的马市,但也形成了与蒙古使臣的交易市场。因此,可以认为从“隆庆议和”后,高山城就已经成为明蒙贸易的腹里交易市场了。

到了清代,随着晋商的崛起,在山西北部的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形成了巨大的国际贸易市场,从大同到杀虎口便成为晋商长途贩运的必经之路,而高山城同样也就成了晋商长途贩运路途中,必然驻足的客栈所在地。直到民国初年,高山城还设有留住蒙古商人的“骆驼店”“乱马号”等。

在怀德桥捐款碑文中,除了归化城商人的捐款外,还有几位特殊的捐款人,分别是:“云南按察使普”“ 江西抚标右营游府察”“ 蒙古防御策”等,那么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个人认为,这与兴盛于清中叶直到民国初年的“万里茶道”有关。“万里茶道”是从明后期起直到民国初年的一条国际贸易大通道,它南起云南、福建、江西等盛产茶叶的地方,经武汉向北经河南等地进入山西,从山西向北经雁门关进入大同,再从大同经武周川走廊西行,过杀虎口进入归化城。再从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向北经库伦(今乌兰巴托)到达恰克图(今属俄罗斯)。

怀德桥做为清代大同的一座地方性小桥,竟会有“云南按察使”“江西抚标”“蒙古防御”等官员的捐款,其对于云南、江西、蒙古等地的意义自不待言。

由此,可以认为明清时期的高山城,同样也是“万里茶道”上的一座不能避开的城堡。

责编:晓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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