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 |护藏国宝金编钟——我的父亲胡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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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仲文

民国十一年(1922年),留居清宫的逊帝溥仪,仍按照清代帝王礼制的旧例,准备盛办“大婚典礼”,但这笔款清宫拿不出来,最后只得从清室的财宝中想主意。他们搜集金银珠宝和文物古玩,用这些财宝向北京盐业银行贷款40万元。这当中最昂贵的当属十六只金编钟

这十六只金编钟属稀世珍宝,价值连城。但金编钟到期未能赎回,由盐业银行补给一笔现款,金编钟归了盐业银行,在外商保管库密藏。以后由于在财务上作了手脚,金编钟成了账外物资。为了安全起见,盐业银行将金编钟转移到北京东交民巷一处不为人知的外商银行仓库密藏起来。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密藏金编钟之事不久即泄露于世间,当时军阀和国民政府都希图染指。北京街头也曾谣传此事,内务府不得不在报上辟谣,盐业银行亦矢口否认。

“九一八”事变后,盐业银行惟恐北京不安全,1932年就秘密从北京运到天津法租界,存放在盐业银行天津分行(旧址位于今和平区赤峰道12号)带有夹层的地下室库房里。1937年,天津被日军占领,日本特务就千方百计探听十六只金编钟的下落。由此,引出了1940年胡仲文、陈亦侯两位志士密藏国宝金编钟的故事。

我的父亲胡仲文生于江苏淮安,5岁随父母迁津。其故居位于和平成都永定里15号,这是北四行的房子。父亲是南开大学招收的第一届学生,与周恩来是同乡同学。在求学期间,周恩来的进步思想和南开校长张伯苓的爱国主义教育影响了他一生。父亲南开大学商科毕业后进入金融业,历任北四行(金城、盐业、大陆、中南)储蓄会副总经理,联合银行经理、副总经理兼总管理处总秘书,盐业银行董事。他是一位业务熟练、处事果断的金融家。

胡仲文旧居(今和平区成都道永定里15号)

当时,作为盐业银行经理的陈亦侯对谣传日军要接管法租界而深感不安,于是电报请示时任贵州省主席的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询问在难以保存金编钟时应如何处理。吴鼎昌的回电很简单,只有一个“毁”字。但陈亦侯认为金编钟系国宝,毁了太可惜,而放在法租界的盐业银行地下库房也不安全,二人遂来到我的父亲胡仲文住处(今和平区成都道永定里15号)商议如何保护金编钟。经过反复斟酌,他们决定将金编钟隐藏在不显眼的位于英租界的北四行储蓄会地下室里(今和平区解放北路147号,中国工商银行天津分行所在地)。

1940年4月底的一天夜里,天气阴沉,星月无光。胡仲文、陈亦侯约定好在晚上11点运送金编钟。他们等到银行人员都下班了,陈亦侯先生就跟他的司机杨兰波,我父亲就跟他经理室的工友徐祥四个人开始转移金编钟了。他们将金编钟小心翼翼的装在四个大木箱中,由汽车分两次运到北四行储蓄会。第一次由中街(现解放路)直接送到。第二次则绕行很远的佟楼再折回来。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把这些昂贵的金编钟运进了北四行储蓄会地下室的库房。第二天,父亲令庶务买了几吨煤末堆在地下室门口,这样地下室的门就看不见了。

从1940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日军及领事曾多次盘查,但胡仲文、陈亦侯、杨兰波和徐祥四人均守口如瓶,没有泄露半句。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有关部门也派出警察、特务,多次探听金编钟的下落,二人均推说不知其详。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的第三天,胡仲文、陈亦侯立即致函天津军管会,将编钟及珍藏的玉器瓷器全部上交给政府。经历近十年的风险后,国宝金编钟终于回到人民手中,现陈列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内,公开展出。

2016年7月,胡仲文之子胡宗渊在北京家中接受采访。

解放后,我的父亲胡仲文的银行公私合营后,曾任董事职务。后调到北京工作,任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参事。父亲和陈亦侯伯伯的爱国情操和不怕牺牲的精神,给了我无穷的力量和勇气,也一直激励着我不断前行。(胡宗渊口述 金彭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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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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