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泉寺石窟真的是老祖宗留给白银人的宝藏呀,快看看吧!

白银境内的寺院庙宇不少,但拥有千年以上的古刹却不多。创建于北魏时期的靖远法泉寺,在宗教传承的时空纬度上,绝对是白银境内独一无二的一处宗教圣地,文化积淀深厚。今年国庆节期间,记者同友人一起游览了这座千年古刹,在阵阵梵音中领略了宗教文化带给人们的心灵慰藉。

跨越1500年时空,法泉寺的前世今生

法泉寺,在今靖远县东湾镇杨稍沟口的红山岔中,又叫“红山石崖禅寺”,距离县城约十公里,古有“法泉地灵”的称谓,为靖远古八景之一。

在我国西北佛教发展的历史上,佛门曾以陕西扶风县法门寺为上院,而以甘肃省靖远县的法泉寺为下院。两座千年古刹同处丝绸之路,彼此遥相呼应,法泉寺最初以“法门”立说;从地貌特征而言,法泉寺所在的红山岔四周山崖陡峭突兀,山崖顶部童山秃岭,但神奇的是,山崖下却有多处清泉汩汩涌出,其中最著名的有三眼,分别为“墨池”“月牙”“龙骨”,这三眼清泉被当地人视为灵泉,法泉寺又以“清泉”立说。取“法门”为上义,取“清泉”成下义,两相结合,遂成靖远法泉寺的寺名。

法泉寺始建于北魏,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与陕西法门寺同承一脉,属中国佛教百大名寺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法泉寺见证了时代的演进和社会的发展,历尽了风雨沧桑。

法泉寺因寺身被石崖环抱,远看恰似一把古铜大锁,因而寺院所在地又被称作锁口。南北朝时,佛教已盛传中国内地,据说菩提达摩曾魂示锁口居民,在红山石崖修佛造窟,以求四方众生得到庇佑,法泉寺就在此时得以初建。

据《敬德监修法泉寺碑记》记载,唐朝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梦中见孔圣演化,西北方向佛气泛泛。翌日早朝,钦天监袁天罡上殿奏本曰:夜观天象,会州东南出一道佛光,空中宝塔金光灿灿。唐太宗派敬德查询,佛塔显像圣地正是会州锁口,于是朝廷派敬德监修。法泉寺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大规模扩建。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唐初大将尉迟敬德监督修建法泉寺的石碑,今已不知所踪。

明代成化十二年(1477年),固原兵备副使杨冕撰写了《修红山法泉寺碑记》,他写到:“靖远卫去城东半舍许,有山曰红山,山之隅有寺,曰法泉。创自前代莫考其详,但据开城景云寺(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境内的须弥山石窟)碑云:‘宋崇宁五年,尝钦赐度牒(度牒是僧尼出家由官府发给的凭证,有牒的免征地税、徭役。)五百纸,至会州大红山岔法泉禅寺,遣僧党真巴赴西安(北宋时的西安州,今宁夏海原西吉境),隶下景云而给之’,则知法泉为上院,而景云为下院也。”可见,法泉寺同陕西法门寺、宁夏景云寺是一脉相承的。法泉寺在历史上相较法门寺而言是下院,但相较景云寺而言却属上院,其历史地位是比较突出的。

杨冕在《修红山法泉寺碑记》中继续写到:“我大明开国,兵火之余,殿廊颓圮,佛像剥落,基址蓬蒿,石殿瑶室俱为土人畜牧之篱;唯石佛十余座,洞中风雨所不及,而金碧犹存焉者。”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至少到了明代成化年间,已有1000年历史的法泉寺,曾因战乱等原因,遭到了严重的损坏。

另据《定西文物》记载,法泉寺历朝历代都有增修,但主要集中在宋徽宗赵佶崇宁元年(1102年)、明代宗朱祁钰景泰元年(1450年)、明世宗朱厚熜嘉靖元年(1522年)和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十年(1582年),这几年分别都对法泉寺进行过大规模的修建,并撰有相应碑文记述相关修建情况。

明代正统四年(1439年),京师大慈法王徒弟桑迦班丹出游,西行至法泉寺,喜其“山幽而林茂,石冽而泉清”,以为“修行之善地,证道之胜境”,于是筹措资材,大加修缮。拓展旧址,创建了大佛殿,整修天王殿、伽蓝殿、观音堂,以及大门、僧舍等建筑,用砖石加固屋基,并在梁柱之上涂抹丹雘予以装饰,整个寺院修葺一新,美丽壮观。

景泰年间,靖虏卫守备房贵创建大殿、伽蓝殿。嘉靖年间,高僧圆明葺修废圮。万历十年,固原北寺高僧宽玉云游此地,喜其境幽地寂,可修戒定,同徒祖通凿地穿洞为僧院,依崖建阁,安置经藏。至清朝康熙年间,开凿石窟数十眼,时有天王洞、千佛洞、三教洞、藏经洞、鸿文洞、长者庙、觉世亭、卧桥、古塔、唐榆、宋柳、明钟等多处景观。

明末清初,印度游僧戈桑巴尼远渡重洋,来到法泉寺讲经说法,远近慕名求教者络绎不绝。藏族高僧桑加班丹曾主持法泉建寺修阁,收徒会友,盛况空前。清康熙年间,寺院占地面积达四平方里,拥有佛田千亩,分前寺后寺,僧侣多达1500之众,鼎盛当时。上世纪60年代的一段时间,这里曾珍藏着转移到甘肃省的国家一级文物《四库全书》等古籍典章,无疑给这座千年古刹平添了些许文化底蕴。

由于法泉寺久负盛名,到上世纪50 年代,法泉寺属国家二级文物保护单位,60年代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文革”期间,部队进驻法泉修建营房,虽然此时也保护了一部分石窟,但总体而言,寺院遭到了重大破坏,之后法泉寺被降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改革开放后,法泉寺迎来了维修与保护的新阶段。1988年成立了靖远县法泉寺文物保护领导小组和法泉寺维修委员会,具体工作由当地著名居士张玉仙女士负责。张玉仙爱国爱教,布药济生,积缘贯资,立志修补法泉寺。在她的带动下,最终修复了23个石窟,补修了大佛殿、五方佛窟等,新建了紫轩阁、天桥天峰塔等,补塑彩绘大小神佛像上千尊。还从九华山接来了8尊木雕像,从缅甸接来了5尊玉佛像,发掘出土了唐代的达摩祖师和两个童子的塑像,极具考古与文物价值。1993年,法泉寺恢复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千年古刹重放光华。2004年,法泉寺被列为省级森林公园

36个石窟,构成了法泉寺最具价值的“类同敦煌莫高窟

靖远法泉寺景观既多且奇,美不胜收;然而在众多景观中,最具价值的奇异景观还是法泉寺石窟群。靖远法泉寺石窟与我省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等著名石窟在凿修时间、雕绘风格等方面具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协同媲美陇上,相映溢彩塞北。

法泉寺自北魏初建,后经历朝历代各代不同时期不同程度的不断开凿修缮,最终形成了今日洞窟连片、雕像丰富的奇观,寺中积累了数量众多的壁画雕塑,其风格“类同敦煌莫高窟”。

法泉寺石窟群,依山开凿,分布在长约1000米、宽约150米深的东、北、西三面崖壁上,沟内有泉水流出。石窟大多为前殿后窟,一小部分是有窟而无殿,多数石窟阴深森严,独自入内,甚觉恐怖。石窟殿阁之上饰以飞檐,雕有走兽,且有琉璃瓦覆顶。有的石窟中,释迦牟尼、太上老君、孔子并排同坐,是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生动写照。

从南端山门进入法泉寺,深沟将窟群分成东、西两面,西侧从南向北依次有药王庙、梵王宫、演阳宫、达摩洞、骨魂庙、观音殿、子孙宫、督刚庙至凌云塔;东侧从北向南,依次有地藏窟、天王洞、无量佛窟、觉世亭、聚贤阁、魁星阁、文昌阁、鸿文阁等。文昌阁悬于山崖之下,造型独特,气势雄伟。文昌阁下是文昌帝君洗笔之墨池,“墨池”乃法泉寺最为著名的灵泉之一,其中泉水清可见底。聚贤阁、魁星阁并列文昌阁两侧,是明代兵部尚书彭泽早年潜心苦读之地。

在众多石窟及其造像中,千佛窟、天王洞、达摩洞代表了法泉寺石窟的最高艺术水平,窟内保存有唐代以来的彩绘雕塑佛像及壁画等文物,其中有唐代所塑达摩祖师像一尊,保存完整,极其珍贵。

千佛窟窟深14米,宽9米,开凿于北魏时期。现由前后两窟组成,为支提式石窟,四壁开龛,龛内有圆雕、高浮雕、浮雕佛像。窟门有跏趺坐佛二尊,入门顶部绘有花瓣朝下的覆莲藻井一方,四周镶嵌层层花边,最外层缀饰彩铃和彩带,画面色调以蓝、红、绿、褐为主色,色彩绚丽,构图精美。

后窟正中佛龛内塑释迦牟尼说法像。释迦牟尼头悬华盖,结跏趺坐于正中,双手托钵,慈目低垂,面相丰圆,嘴角内敛,雍容端庄。佛的近侍是迦叶和阿难。右为药师佛结跏趺坐于莲台之上,双手结禅印;左为阿弥陀佛,亦结跏趺坐于莲台上,双手结禅印。释迦牟尼塑像前为发髻高绾的观音菩萨。其左边为顶结五髻、手持定剑、骑在一头猛狮之上的文殊菩萨;其右边为手持法器、侧骑于大象之上的普贤菩萨。外侧是两尊菩萨,再外侧是两尊力士。东、西两壁,前壁塑有千佛浮雕和十八罗汉。其中十八罗汉造型姿态各异,栩栩如生。有的秃头袒胸,面相慈善,身穿长衣,手执法竹;有的面相威严,身着俗衣,双臂裹在衣服中;有的面带微笑,身着宽袖僧袍,右手当胸施恐吓印,左手执拂尘;有的身穿宽袖袈裟,右手当胸施礼供印,左手于脐前向上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垫墩中央;有的双眉倒竖,正视前方,身穿宽袖僧衣,右手持净瓶,左手持禅杖;有的袒露右臂和胸,手持经典,低头阅经;有的身着宽袖僧衣,双手当胸持菩提佛塔;有的胸臂袒露,左手脐前捧僧钵。龛边塑有维摩诘经变图,画中维摩诘舒适地坐于方帐之中,手持尘尾,神态自然舒展。相对而坐的文殊菩萨则端坐于狮子宝座上,神情庄重,不苟言笑。

后窟门正中上方有一结跏趺而坐的释迦牟尼浮雕塑像,身着瓷蓝色宽大袈裟,面庞丰满洁白,眉额正中有一朱砂红痣,为唐代雕像。前窟正中为弥勒佛塑像,赤足结跏趺坐于蒲团之上,光头圆脸,裸露着肥硕的前胸和肚皮,方口大开,笑容可掬,双耳垂肩,通体乳白。

天王洞也是北魏石窟,为平顶式石窟,深6米,宽5米,三面开龛。中塑高约2米的天王像,紫红脸膛,双眉上挑,面色威严,头戴黄冠红缨,身着绿袍黄盔甲,红色官带系于腰间,黄色裙带结于腹前且下垂于膝下,长靴至膝,左手托塔,右手叉腰。龛前壁和南北两壁为侍者和佛的画像。两侍者均双手合十。其中一侍者脸部圆润,眉如弯月,双目低垂,俯视前方,体态丰满,宽衣广袖;另一侍者身着宽大僧袍,面容清癯,略带微笑,双眉呈倒八字状,双手合十于胸前。画像铁线银钩,笔法苍劲有力,为典型的唐代绘画风格。像下有长幅题词,由于年代久远已无法完全辨认,只能看清楚“法泉”“幽静”几个大字。

达摩洞也开凿于北魏时期,为平顶式建筑。达摩像坐北朝南,像前有木雕龛门,上悬“道阐东土”。达摩结跏趺坐于蒲团之上,头戴圆形禅帽,眉骨突出,双眉竖立,二目深陷圆睁,双耳垂肩,嘴阔鼻圆,眉毛头发卷曲,禅衣领至脐下,袒胸露腹,土黄色的裙子系于腹部,裙带于脐前打结。像后衬以牡丹浮雕,色彩艳丽。达摩塑像两旁塑有二伫立侍童,身材魁梧。右边的侍童袒胸露臂,胸戴璎珞,手捧供品;左童宽衣广袖,左手捂胸,右手执一麻鞋。佛像虽着中原服装,但相貌有着明显的异族特征。

法泉寺石窟,折射出厚重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

石窟艺术博大精深,它凝聚着世界上几个伟大民族的智慧、审美意识和理想,也是几个古老国家的文明相融合的产物。我省地接西域,是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也是我国佛教以及石窟寺艺术发展较早和兴盛的省份之一。省内石窟寺自西而东连成一线,主要有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天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庆阳北石窟、泾川南石窟寺以及麦积山石窟。这些艺术瑰宝像一颗颗明珠镶嵌在丝绸之路上,发出灿烂的光彩,他们的开凿起始时间属于同一时期,但在一千多年的发展演变中又有各自的光辉。

靖远,在历史上为著名的丝绸北路重镇,也是西渡黄河的咽喉。最早创建于北魏时期的石窟是历史文化沉淀的结晶,是南北朝以来社会意识形态的综合反映,也是魏晋以来民众新思潮的体现。而外来佛教的传播和渗透,又成为这种思潮的载体和皈依。

靖远法泉寺石窟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它与佛教的传播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佛教自东汉传入汉地,逐渐为社会各阶层所认同和接受。一方面,佛教的传教方式受到了劳苦大众的赞同,特别是贫苦老百姓觉得这些传教僧人才是真正的救苦救难的“活菩萨”,进而认识到佛教“普度众生”的理想境界和真诚。另一方面,上层社会人士则是观念上的认同。佛教“性空”思想受到魏晋以来玄学派的“本无”观赞赏,二者一拍即合,相得益彰。佛教学说迎合了北魏统治集团的意向,由被动信佛发展到自觉崇拜,这是北魏佛教发展迅猛的主要原因,也是石窟寺诞生的前提和社会背景。北魏统治者极力宣扬佛教,提倡佛教,把帝王、佛祖一体化,体现了佛政合一的政治原则。法泉寺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开凿,是离不开这个大背景的。南北朝时期,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黄河流域的北方地区,结束了十六国以来的混乱局面,“丝绸之路”重新昌盛,崇佛开窟之风非常盛行。法泉寺临近黄河,又地处“丝绸之路”干道,在此时此地开窟造像,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了。

法泉寺石窟的造像同其他地方的石窟造像是一样的,筑凿的洞窟为支提式和平顶窟,有四面开龛、三面开龛、一面开龛等形式。龛中有圆雕、高浮雕、彩塑等形式。圆雕主要有佛像,浮雕则如千佛洞的千佛像,高浮雕则有装饰在佛龛上的经变图、龙头、凤首等,窟前有木结构斗拱衬承。

法泉寺石窟中,部分北魏以及明清建筑塑像都遭到破坏,保存较完整的是千佛洞。法泉寺的石雕佛坐像经破坏现仅留佛身,看不见佛首(现在佛首是新仿制的),为跏趺坐状。石刻技巧粗犷有力,生动活泼,但没有铭文。在《靖远新志》里提到“此石刻甚古,疑是六朝人作品,唯石质甚劣,多半剥落。”立在大佛殿前的《法记》,以及《祠堂献匾叙文》等石碑,经历风雨浸蚀,剥落不全,但他却是寺内最珍贵的文物,石窟历史辉煌的见证者。

法泉寺石窟的壁画主要有佛像画、经变画、装饰图案及大量的故事画。佛像画是石窟中最主要的部分,主要表现各种佛像,如三世佛、释迦等;各种菩萨,如文殊、普贤、观音等;以及佛教传说中的天龙八部等各种不同等级的佛。利用绘画、文学等艺术形式,以浅显的通俗易懂的形式表现晦涩深奥的佛教经典,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变”。而用绘画的手法来表现佛教经典内容则被称为“变相”,也就是经变画,法泉寺石窟中也有一部分这样的内容。

法泉寺石窟在造像上,受到同时代的本土民族艺术的影响,人物造型开始打破西域模式,形成眉目开朗、面貌清秀、面带笑容的潇洒飘逸画风,但还有着明显的印度、西域的痕迹,“人物造型多是头戴花蔓或宝冠,曲发垂肩,面相椭圆,直鼻细眼,耳轮长垂,体态粗壮,上身半裸,胸饰璎珞……故事画中的世俗国王与菩萨相同,均为西域式衣冠,世俗妇女服装多为龟兹式……面部晕染采用表现明暗的凹凸法,即画史上所谓的“天竺遗法”,风格粗犷,色彩纯厚,造型整体而果断,线条苍劲,不强调细致的刻画。法泉寺达摩洞窟内现保存达摩佛像一尊,为坐状,突顶卷发,旁为两个侍者,天真活泼,一手捧麻鞋,一手持依仗,窟内都是牡丹纹悬塑,十分逼真,是法泉寺所仅存的唯一泥塑。

雕刻技巧上,中国化和传统化是主基调,同时又毫不保守地吸收了外来的犍陀罗文化艺术。所谓的传统化就是继承了我国秦汉以来的雕刻艺术传统。从窟的造像和浮雕中都可以看到秦汉时期的形体质朴浑厚、线条劲健有力的特点。窟中大浮雕就是汉代所创的以画面为突出地面的突雕手法。而窟的造像在突雕的基础上再向外突出,进而形成了立体的圆雕,以突出体现体雄姿伟。造像大小不同,神态表情的威严、恬静、狰狞的变化构成了洞窟的不同气氛。中西合璧艺术手法,主要表现在形象方面,仍保持外来犍陀罗式造像的遗风。

法泉寺石窟巨大的规模和磅礴的气势,不仅表现在窟容空间上,而且也体现在洞窟的造型上。圆角方形的洞窟,这样的造型无疑是一种天地结合的造型。北方游牧民族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因此广大劳苦工匠则把“佛的世界”世俗化了,这种穹庐造型是北方少数民族和黄土窑洞居室相结合的产物,这是把外来文化中国化之后,有地域化的具体反映。

总之,法泉寺石窟的内容比较丰富,通过各种不同题材形式,对佛教教义作了全面的反映。立佛的高大、挺拔、雄健给人以庄重威严的感觉。佛着双肩搭宽博袭装,这是典型的中国化宽衣博带服饰。从佛的面部表情看,脸形方圆,厚嘴唇,直而不高的鼻梁,已经少了鼻梁和前额平直的外来键陀罗式风格。弥勒菩萨高发髻,方形冠,体型修长,身着宽博袭装,交脚而坐,表情沉重。普贤菩萨表情和蔼,笑容可掬,雕刻线条流畅细致。标志着印度佛教中的男菩萨已向中国化佛教的女菩萨转化演变,反映出当时士族阶层审美理想对佛教的渗透。

法泉寺石窟,是老祖宗馈赠给白银人民的一处宝藏,但让人遗憾的是,由于史料匮乏,这处宝藏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如今所能看到的资料,只是一些文史爱好者撰写的综述性文字。在省内及国内的知名度,也远低于其他石窟寺。我们期待着法泉寺拂去尘埃、大放异彩的那一天。

来源:白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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