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公众历史之印象

原载于:《公众史学》第1辑,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作者简介:格雷厄姆 · 史密斯(Graham Smith)是英国纽卡斯尔大学(Newcastle University)教授,口述历史项目负责人。

四川大学短期授课使我有机会去成都。虽然仅去过两次,成都成了我最喜欢的城市之一。去过成都很多次的朋友都告诉我,和中国别的城市一样,这些年成都的发展速度实在惊人。我在相隔一年之后再去成都竟然也感受到变化之快。中国西部新近的公众历史大多和由于城市更新带来的种种变迁相关:这不仅仅是老街区的逐渐消失或高楼大厦在一夜之间的崛起,还体现在很多其他方面,例如,历史学家如何在各种不同的语境中向公众呈现过去。今年,我有幸在四川大学口述历史课上的学生了解中国的公众史学。

和很多国家一样,公众史学在中国呈多元态势:电视里关于中日战争的节目似乎永不休止。以“文革”为主题的餐厅里,年轻的服务员身着当年红卫兵穿的衣服为客人提供香辣可口的火锅服务,墙上还贴着 20 世纪 60 年代的巨幅宣传画。博物馆无处不在。关于文化史包括新兴的服饰潮流与记忆的研究等的出版物比比皆是。我口述历史课上的学生对他们祖父母辈讲述的故事津津乐道,并对传统的生活方式与历史的变迁兴趣十足。有形或无形的遗产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着迅速而剧烈的变化,然而在这变化带来的种种不确定中又蕴含着一种对连续性的执着。那么,公众史学家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一种回应是发展历史旅游业,商业研究往往让关于过去的历史解释蒙上阴影,结果是迎合公众口味的某种理想化版本的历史。往昔的社会以一种众人熟知的“现时主义”(presentism)呈现,似乎体现着一种渐进的、古老的传承。虽然今天人们对大家族的理解与古人不同,但也有博物馆的立体画展示了蜀国的贵族穿着长裤,住在一个孩子家里的情形。导游强调说对古人而言,时间性很重要,这和今天的人一样。和我一同的朋友是一位考古学家,他调侃地回应说:“想像古人还要乘坐古老的巴士或去上一门古老的课程。”值得一提的是,在金沙考古遗址所展现的一流的现代考古技术并没有引发更审慎细致的历史解释,也没有意识到我们关于远古的认知注定有着不可弥补的距离,而后者已为其他各国公众考古学达成共识。所有路线的终点都是礼品店。在杜甫草堂的中心地带,一座专门针对游客口味和需求的手工艺品小商店取代了位于该景点边缘的礼品店。和一些邻里街区类似,重要的历史遗址也渐渐中产阶级化(gentrified)。

不过,不同的历史旅游景点亦各有差异。例如,无论爬青城山,或参观武侯祠,我都为大量的游客而惊讶。但当我第二次再去这两处,却发现与所不同。青城山似乎已过于商业化,而武侯祠还保持着一种强烈的历史感,通过年轻的导游和网络资源帮助参观者深入了解三国时期的历史。因此,去武侯祠的游客多数对历史抱有更多的热情,甚至还有成群结队的学生,而去青城山的游客则以纯粹观光旅游居多。

青城山与武侯祠

我听到杜甫草堂的参观者抱怨说那是一座伪造的历史景点。当然,如果说历史是关于过去的想象,即使是在真实的遗址也无法直接参观历史,何况遗址总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不过,我明白这些抱怨指的是历史解释中的种种不确定。在杜甫草堂,多层的解释构成了公众历史的核心,我们似乎只能从前人的视角才能真正地理解往昔。不过,这一点于大多数参观者并不显而易见。公众关于过去不同层面的理解在不断变化,而意识到这样的变化并对之保持开放的心态对公众史学家而言尤为重要。在“公众历史”的世界里,“公众史学”应该清晰、明确。

杜甫草堂

让我们再次回到那家以“文革”为主题的餐厅。因为餐厅的饭菜和服务堪称一流,我问班上的学生是否可以请我们口述访谈中年长的受访者去那里吃一顿以示感谢,结果大家认为这不太妥当。餐厅主题原本是一个私人甚至无关紧要的决定,而是对于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一代人而言,他们的青春、家庭、命运因这段历史被无可挽回地改变了,这段有争议的历史和痛苦的记忆无法抹去。

去这样的主题餐厅就餐,似乎是对自己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的一种轻视。可见,过去远不是非黑即白,可以被粗暴地扁平化。在我看来,公众史学是在公共领域和私人空间里关于过去的不同解释,而这种多样性和多元性在一代一代的变化中得以传承和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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