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四十三岁威震天下，官封一等候，却在花甲之年身败名裂！
曾国藩作为晚清中兴名臣，43岁投笔从戎，建立湘军，历时数年成功镇压了天平天国运动，功绩盖世。而且他为人忠厚，乐于助人，在天下间有很高的威望和声誉。但这一切因为发生在同治九年的一件事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曾国藩不仅被拉下神坛，而且被冠以卖国贼的骂名。这期间到底出了什么变故让曾国藩的人生发生了如此的变化呢？
一切都起源于同治九年在天津发生的那一场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事情的起因是一则传言“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晃子，实则绑架杀死孩童作为药材之用”（后来在调查过程中被证实为谣传）。但是当时的天津民众为一直反对天主教会在法国武力的庇护下肆行宣教，所以听了这则谣言后群情激愤，数千群众包围了教堂，引发了剧烈的冲突。
整个过程持续了3个多小时。愤怒的民众在过程中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并且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
此案一出，天下震惊。以法国为首的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议，同时在1870年6月24日，外国军舰来到天津港。面对外国的长枪大炮，大清朝廷迅速做出反应，派出直隶总督曾国藩前来调查事情始末。曾国藩当时正在休病假，皇帝也知道此案是一个烫手山芋，任谁也难调天下人之口，是以在下旨的时候并没有采取命令的口吻，而是问曾国藩的身体是否可以胜任，如果可以就前往处理。意思很明显，就是让曾国藩自行选择。
他身边的人听说他要参与这件事，“阻者、劝者、上言者、条陈者纷起沓进”，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他的幕僚史念祖所说：赴天津办案“略一失足，千古无底”可见此事的凶险程度。
曾国藩为官多年，怎会不知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呢。但他考虑再三，为了帮国家排忧解难，毅然决定前往，甚至在走之前给儿子留下了类似遗嘱的书信：“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颇有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豪情”，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风采！
曾国藩就带着这种为国分忧的心思到了天津，经过仔细调查，首先确认了诱拐伤害孩童之事确系谣传，最终宣布了处理结果：
1.处死为首杀人的18人，充军流放25人。
2.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
3.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
4.由崇厚出使法国道歉。
处理结果一出，天下哗然，所有的矛头直指曾国藩。史书称：“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以至于曾国藩在日记中说自己是：“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关于此案，他生前曾在一篇文章中作过全面的分析，也足以论证曾国藩此番前来一心为国分忧，并没有把个人的荣辱放在心上。
“以中国兵疲将寡，沿江沿海诸省毫无预备，而彼族诸国合纵，穷年累世但讲战事。我能幸胜于一岁，断难保全于多年，庚申覆辙，岂可再见？必须隐忍以全和议者，就势而言之也。”从今天来看不得不说这是非常客观冷静的局势分析，当时的清王朝财政和军事情况都已经出现恶化，根本无力发动战争。所以曾国藩的隐忍其实是从顾全大局的角度作出的决定。但是当时大骂曾国藩为卖国贼的那些人，也有他们自己的看法：
我们现在来看，他们提出要集民众的力量，同时联合多数国家只和一个国家开战，这显然是一厢情愿的意气用事。但是从当时的来说，民众们显然更能认同这种看法。
所以虽然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顾全大局，致个人荣辱于不顾，保护了大清朝的安危，但他个人却并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以至于他身败名裂，郁郁寡欢，在处理完天津教案后不到一年就与世长辞。但是历史又是公正的，尽管曾国藩在当时受到非议，但是经过时间的洗礼，历史终会给出正确的结论。
曾国藩“千古第一完人”之称，名副其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