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广西私塾概况，能上学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广西私塾的设置大体分为二类：
一类是以教授识字和基础知识为主的蒙馆。它包括家塾、村塾、义塾和私馆等；
另一类是为年龄较长、文化程度较高的学生学习“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经馆。
在封建时代，广西官学设置数量极少，有条件进入官学的人数极为有限。且官学无担负蒙学教育的任务,民间私塾乃成为青少年接受启蒙教育的主要场所，特别是农村，儿童教育主要由私塾承担。
据有关史籍记载，在汉代广西已有些士人被举为茂才、明经、孝廉，还有一些士人被辟荐入仕，这些士人大多受过民间私塾的启蒙教育。
所以从汉代开始广西可能已有私塾，但在志书中未见记载。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宋代以后的一些私塾的史料。
如武缘县(今武鸣县)葛圩刘定逌家族，远于宋末即办有刘氏私塾，专教本族子弟。
田州土官岑伯颜于明洪武年间，设学延师，专教岑氏家族子弟。
忻城土官莫廷臣，于明嘉靖年间，在县城设置学校，专教莫氏家族子弟。
三江县周村，于清光绪年间，设“万卷书楼”村塾，礼聘湖南士人任教。
类似这样由官宦世家、名人巨富或由家族以及合村主办的家塾、村塾、义塾(族塾)数量很多。遍及广西乡镇农村。
另外，由当地一些落榜老童生、穷秀才和宦场失意的士子自己设馆招徒的私馆也不少。
如横县的任信，明正统戊午举人，礼部试中副榜，曾为训导，后辞官在家，设馆授徒。
恭城县贡生莫远复，曾为教谕，清光绪初在家设“花塍书塾”，聚徒讲学。
梧州严式谬，清光绪初在梧州传经书院内设大馆私塾，为当时有名的私塾。
这类私馆，各地都有。特别是以识字和传授基础知识为主的私塾，几乎遍及穷乡僻壤。清末，贺县私塾多达数百所，其中莲塘乡在民国时期还有私塾42所。
融水苗族自治县从清同治八年(1869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共设私塾15所；从民国元年(1912年)到民国19年共设私塾124所；民国20年到38年，共设私塾41所。龙胜各族自治县从清末到民国19年，各村寨普遍设有私塾。直到民国34年，泗水街周植霖还在其家中开办私塾1所。据《广西年鉴》记载，民国22年，桂林城区尚有私塾8所，学生126人；城郊东附廓区11个村设有村塾。
教学内容和方法
私塾设备简陋，教学条件极差，通常一塾一师，学生一般十数人到数十人不等，年龄和水平不一，学习年限、教学时间无统一规定，办学形式灵活多样，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能适应城镇农村的需求，所以受到普遍欢迎。
私塾的蒙学阶段教学内容，唐五代以前以字书为主，宋以后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幼学琼林》等为主。
私塾的经馆阶段则主要学习“四书”、“五经”、《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声律启蒙》、《唐宋八大家文抄》、《东莱博议》以及读诗、作对、作文，进而读应举的八股文等，为科举考试作准备。
清光绪年间，有些私塾为适应形势的要求，增添一些西学内容，如梧州严式谬开设的大馆就设国文、英语，算术、几何四门课程。
光绪三十三年，广西法政学堂在省城桂林开办
图为该学堂旧址
私塾教法以个别教学为主，讲课的主要特点是重注入，不重启发；重背诵，不重理解；重训练，不重兴趣。经馆阶段除塾师讲课外，重视学生自学，有的要求每日写学习札记。
私塾每日功课可概括为读书、背书、写字、作文(包括诗、赋)四个方面。
桂林龙启瑞(清道光二十一年状元，翰林院修撰)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著有《家塾课程》，提出以读熟书、看生书、写字、作文为提纲，对每日从早到夜的课业活动作了安排，这是一份反映清代私塾教学情况比较有代表性的资料(见《经籍举要》叶31—32。光绪癸已年重刊本)。
《经籍举要》龙启瑞著
私塾每天教学日程由塾师安排。
现将龙胜《杨氏家塾日课表》抄录如下，以见私塾日课概况。
龙胜《杨氏家塾日课表》
塾 师
经馆塾师多为举贡生员充任，也有深感于宦海浮沉而回乡充任经馆塾师的。蒙馆则多为一些落榜老童生或穷秀才充任蒙师。塾师束修收入一般都很微薄。
束修多少由学生家长、塾师双方议定，由各生分摊。如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侯家寨和廖家寨塾师的束修，全由学生分担，各生入学第一年约交三百铜钱，第二年七百至八百铜钱，第三年一千二百铜钱以上。
此外，每生每月还交米若干斤给塾师食用。社会上和学生家长对塾师都很尊重，逢年过节给塾师送礼，家有喜庆宴请塾师。但塾师中一些落榜的老童生或秀才仍感失意。
文章来源于《广西通志·教育志》
《广西通志·照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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