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台天城 —— 一个边陲要塞的前世今生

山环水抱一古城

高台县城西北一百二十公里外的天城村，所处张掖、酒泉和内蒙古额济纳旗交界的三角地带，村庄靠山临水，地形险要，兵家必争，素有“天城锁钥、要道咽喉”之称。历史上的“居延古道”、镇夷守御千户所都与此地有关。

在今天看来，高台县罗城乡天城村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地处偏僻，毫无区位优势可言。但在历史上，天城村曾承担过边陲要塞的重要角色，也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疏通到居延海的孔道。

天城村的地理位置十分独特，一面是黑河水绕村而过;另一面是合黎山合围拢抱，一山一水形成天然的防卫屏障。登高俯瞰，绿树掩映，屋舍俨然，古朴沧桑。《肃州志》中如此描述:“祁连远拱，合黎近峙，白成山顾于前，黑河水绕于后，可谓屯田、用武、控扼戎番之要地。黑山峙于东北，弱水经于西南，山岭崔巍，石峡险隘，实屯守要地，泉水环绕，河山襟带，为甘肃通驿要路，三秦锁钥，五郡咽喉。”

上山听民谣，下河问渔樵。在天城村，谈起其历史，连老叟妇孺都会不假思索地说到两个典故。一个是大禹到这里治理了黑河。据《山海经》记载，上古时期，祁连和合黎二山之间，湖泊密布，千流纵横，泛称“石海”，而天城又是这个区域海拔最低的地方，完全是一片汪洋大海。为了让积水下泄，大禹劈开了合黎山，洪水一泻而下，流到了居延海。天城村西有一条十多公里长的幽静峡谷，古称之为“镇夷峡”，现叫“正义峡”，峡谷分上、中、下三段，又称“黑河小三峡”，是黑河下泄的唯一通道，传说这就是当年大禹治水的地方。《尚书-禹贡》载:“(禹）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地方志记载，明代在镇夷峡有大禹祠，修建于洄澜山北侧，遗址犹存。此祠在清光绪年间重建，直至1958年被毁。大禹祠原供奉大禹像及后稷、伯益、八元、八恺等先贤像，丹廊碧殿，金窗玉槛，端庄雅丽，据传宫殿内还陈列着大禹治水的文献，以及纪念大禹的遗迹记载等，旧时每年都要举行祭祀大禹的活动。

最为奇特的是，在正义峡北山的另一面，一个叫“石门”的地方，两边山体隆起，其中一边的山体如同用层岩垒起一样，初看似喀斯特地貌，近看，凝固已经变成了化石，一层一层的，保持着胶泥干涸后的状态。在风化的岩石间仔细查看，还会发现水生动物骨骸和软体动物硬壳，显然是海底拉升或洪水过后海底世界的遗存。只是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考古报告，无法断定这一遗迹的历史年限。在一个地方，既有文献记载，又有遗存实证，看来大禹治理黑河绝非臆测。

天城人要告诉你的第二个典故是:“先有天城，后有高台。”明洪武五年( 1372)，太祖朱元璋命宋国公冯胜为征西将军，兵出西路与元军交战，一路攻城掠地，平定河西。为巩固战果，大批将士便留在河西担任屯防任务，同时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民。天城所在地因地势险要，冯胜在此设哨马营，长期驻军把守。洪武三十年(1397)，将哨马营筑城扩建,设立军政合一县级政权——镇夷守御千户所，此地始有“镇夷城”之称。这一建制比高台守御千户所早49年。史载，镇夷千户所管辖12个百户所，每百户所下设总旗2个，小旗10个，每小旗编制10人，主要承担防御和维护治安，闲时屯田生产。清代沿袭明制，一直延续到清雍正三年(1726)，在大将军年羹尧平定青海罗布藏丹增叛乱后，才将镇夷、高台二所合一，镇夷城县级政权存续330年。

清朝初年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对镇夷故城变迁有详细记载:“镇夷守御千户所镇西北三百里，故张掖县地。明洪武二十九年置镇夷守御千户所于黑河之北。后为河水冲决。天顺间，始移今治。”《志》云:“所东抵高台，西接酒泉，南距番夷，北邻胡境，广袤二三百里，为戍守之要。城周四里有奇，有南面二门。今改设镇夷卫。”

由是而观，镇夷古城方圆四里，管辖近三百里区域。从地方志所绘镇夷城平面图看，古城城池方方正正，四角都有角楼，东西南北分别建有牛王楼、观音楼、日月楼、玉皇楼，城内有城隍庙、文昌宫、文庙、普济寺、关帝庙、钟鼓楼等数十处建筑，布局十分精致。如今，天城村仍遗存着明清古城的东、南两面城墙，高约七八米，基宽五六米，东面有角楼，城墙外有宽广的壕沟。村外还有长达数公里的明长城，历经沧桑，仍横亘在旷野上。境内还有47座烽燧，正义峡中的每个山顶上都有高耸的烽火台，当地民谣夸张地说:“登上顶儿山，瞭见嘉峪关。”如此密集的防御工事，足见天城在当时边防上的重要地位。

由于驻军来自天南海北，还有明、清两代实施移民政策，天城村呈现出姓氏繁多的历史现象，这个700多户的村庄，现有单姓90多个，大抵是驻军或移民的后裔延续而来。

道透居延自古流

“城南古渡最清幽，道透居延自古流。”这是明代客居天城的翰林学士岳正所题《镇夷所八景》中的诗句。他把镇夷的景观分别概之以“黑河古渡”“紫塞平沙”“苏台云香”“赵墓烟冥”“石峡晚翠”“东山峭壁”“红崖早壁”“西岭生盐”，一景一诗，一诗一典，凭吊怀古，留下难得的史料。

岳正诗中所提到的居延，正是黑河的尾闾湖。秦末汉初，匈奴右贤王统治西域，其主力之一的浑邪王占据居延一带，从居延进入河西走廊，匈奴人开辟了一大道，史学称作“居延古道”。沿古道向北，一路分布着肩水金关、地湾城、大同城、黑城、遮虏障、殄北侯官治所等古遗址，处处都让人触摸到历史的厚重。这条道路一直通往匈奴王庭——龙城，按今天的线路计算，直线距离约900公里。

天城石峡便是居延古道通向河西走廊的孔道。因有黑河阻隔，匈奴人无法渡河，只能从天城村以西的合黎山峡谷中穿过。当时天城人烟罕至，还是一片未开发的处女地，匈奴铁骑长驱直入，掠地扰边。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命骠骑将军霍去病领兵万骑，过祁连山，攻打了匈奴驻守今张掖一带的匈奴休屠王部，击溃的匈奴便从天城石峡逃向居延。前119年，霍去病再次从陇西出兵，经居延攻击匈奴。《史记·匈奴列传》载:“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此次进军路线大致为:从今甘肃庆阳出发，向西北行，出鸡鹿塞（今橙口西北哈隆格乃山口)，过钧耆(水名，现址不详)，到达居延，沿弱水南进，经天城石峡抵达张掖的◎得城。这一仗彻底打败匈奴，驱匈奴于北漠。后人在天城石峡的山头上建起霍王庙，以示纪念。但是，逃出中原之境的匈奴经过多年休养生息，又蓄积了一定的力量，再度犯境。据载，公元前70年，汉宣帝拜赵通为宣武大将军讨伐匈奴。赵通是秦相赵高之后，才智过人，他亲率精骑，出镇夷峡沿黑河北路直下，在石门山杀得匈奴溃不成军，追击途中又得到乌孙人的夹击援助，最终大获全胜。战后，赵通奉命留守镇夷峡，带领军民垦荒屯田，使匈奴数十年不敢妄动。

如今，天城村西北仍有条山路，旧时路辙尚存，当地人称作“北大路”。这段山路的紧要处称作“石门”，石壁上尚存人工开凿的痕迹，只是尚无文献记载开凿于何时。山谷口的石壁上，镌刻着清道光八年( 1828）高台毛目知事王世林题写的“石门”和“煅石开路”字迹。古道清幽宁静，已经看不到昔时狼烟四起、铁骑奔突的痕迹，但从这道仅能容一辆老牛车通过的石门，仍能感受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

居延古道后来成为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附路之一，经此到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然后穿越巴丹吉林沙漠到达哈密。唐宋时期，此地尚未建制,史书中以“合黎山峡口”特指。《唐志》云:“渡张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峡口，傍河东壖，屈曲东北行千里，有宁寇军。初曰同城守捉，属删丹县。武后初，同罗、仆固等部叛。刘敬同讨破之于居延海，敕侨置安北都护府于同城，以纳降者，即守捉城也。天宝二年，改为宁寇军。”

开元二十五年 (737)春，河西节度副使崔希逸大胜吐蕃，诗人王维奉唐玄宗之令出塞宣慰，便由合黎山峡口经过，在宁寇军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马圈城遗址)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从岳正诗歌中可以看出，明代之前，天城就在黑河上设有一渡口，过河即可抵达丝绸之路正道，一直通往酒泉。镇夷守御千户所作为一级县级政权,在明代也是商贸交易的中心之一，东来西往的商旅大都从渡口进入镇夷城，从古城平面图看，城内南、北大街沿街布满了铺面、商号、牌房，应是市场交易中心。

清康熙年间，在黑河渡口建一座大桥，后被洪水冲溃。民国25年，国民政府修建一条从张掖通酒泉的公路，天城石峡是必经之地。解放后，设计312国道时，遵从苏联专家意见，此路废止不用。因交通不便，天城被甩在了偏于一隅的旮旯拐角。

毓秀钟英岁月深

明代自设镇夷守御千户所，驻军和移民从中原带来的先进文化渐浸，教化之风盛行。明成化五年 ( 1469)，镇夷所创办社学一所，招收民间15岁以下孩童教授诗书礼仪，始为高台县办学之肇。万历十四年( 1586)，明朝大才子杨慎第三子、巡按御史杨有仁奏报朝廷，奉旨创建镇夷儒学，延请肃州学府张鹤任训导，陆策等人为生徒。张鹤和陆策都是洪武年间科举出身，博学多才，执导有方。儒学创设告成，延请南京户部右侍郎、永昌人胡执礼作《镇夷儒学记》，他的文中充分肯定教化之功和镇夷办学之远略:“崇祀育才，偏远之域，不以用武缓焉。镇夷千户所介甘、肃西北隅，经营斯地者，所治竣，即建先师庙，附有学舍，敬应远矣。”

自万历年间到清雍正二年( 1725）镇夷儒学并入高台县学，镇夷儒学共考中进士、恩贡、岁贡、武解元、武举人等184人，其中出任知县15人、县丞8人、知州6人，对一个偏僻的乡村来说，这个数字是令人惊讶的。高台县旧志云:“镇夷风土淳淳，气息刚勇，好骑射，循礼让。”

自明代以来，天城有史记载的文人武将层出不穷。镇夷守御千户所第一任长官叫白刚，他在明初随宋国公冯胜平定河西有功，被朝廷封为世袭正千户，自此世居天城，他的孙子白兆庆在万历年间考取武举人，后官至北京九门提督，因刚直不阿，得罪了奸臣魏忠贤，被诬陷而死，其事迹在当地老百姓中流传甚广。白兆庆之子白鹤翱、孙白粹世袭武风，都在西北为伍，先后被敕封为昭勇将军。明朝万历年间，第一个考取科举的叫张国儒，后又考取进士，官至刑科给事中，直言敢谏，参与了正直派官吏王元翰申救案，为重臣萧大亨撰写生祠记。清雍正、乾隆年间，镇夷人阎相师坐镇边陲，战绩赫赫，一路官至甘肃提督加增太子太保，老年受诏进京，图形紫光阁，列入《国史》，病卒后，乾隆帝御赐祭碑，碑文赞曰:“从征戈壁，威行葱岭之后;跃马崎嵯，勋策凌烟之上。”其子阎御璋、阎溥、阎澍都是武将。

清代，天城有四位诗人值得一提。一位叫阎佩璋，别号梅溪，是阎相师的次子，与龚自珍同代。他自幼习文，能诗工书，后袭家世武风，入武庠，两试不第，而后弃绝功名，隐居石峡，以读书作诗为乐，著有《梅溪诗集》4卷，诗风颇近陶渊明。其子阎汶，亦以诗文名世，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字功力，五言律诗、散文、碑、铭俱佳，著有《折柳集》一卷传世，诗风偏重现实主义，天城村在清末的兵灾匪祸、百姓苦难都在他的诗文中得到了记述。一位叫蒋佩兰，善七言绝句，诗风明快豪放，辞藻华丽，想象奇特。另一位是贾生琏，著有《梦草山房集》传世，诗风质朴自然，情真意切，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如果把这四位诗人的诗放进清诗选中看，无疑是一股活泼的田野新风。惜乎地处偏陋，时不待人，他们的诗文和英名只能留在地方志中了。

最后,引清代天城诗人贾生琏的一首诗作结:“波平石海虏尘空，尽变桑田垦塞中，五百年来兵革息，居民已是古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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