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大咖”:时务学堂是中国近代化教育的重要开端

——120年前,作为旧式书院制度向新式学堂制度转变的开端,时务学堂拉开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序幕;

——2017年12月8日,跨越120年,这所学堂的师生后裔、国内外研究学者齐聚湖南大学,研讨“时务学堂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以期传承、弘扬和发展“超一流”时务学堂优秀文化教育传统和办学精神,助推“双一流”建设。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省文联主席欧阳斌,《光明日报》策划部主任袁祥,《光明日报》湖南记者站站长龙军,湖南大学校长段献忠出席“时务学堂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研讨会开幕式。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桑兵,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欧阳哲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贾小叶,湖南省文史馆馆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泱泱,湖南省社科院副院长刘云波,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员、船山学社社长王兴国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朱汉民,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等学者参加研讨。校党委副书记陈伟主持开幕式,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主持研讨。

时务学堂是湖南大学重要的历史源头之一。1897年,由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先生领衔,时务学堂创办于湖南长沙小东街,后来更名为求实书院、湖南省城大学堂,1903年又与改制后的岳麓书院合并,组建湖南高等学堂,1926年,湖南高等学堂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

学者们这样说

桑兵(中山学历史系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

湖南大学在中国大学乃至教育、文化史上具有相当特殊的地位,是唯一一所直接连接古代、近代和现代教学机构的大学。因此,湖南大学在继承传统、沟通古今、面向未来方面,应当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岳麓书院、时务学堂都存在于今天的湖南大学,前者作为四大书院之一,代表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的高峰,这样的学术标高,既不能随处可见,也不是代代都有。后者是一所(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所)专门培养维新人才的新式学堂。将岳麓书院和时务学堂简单归入湘学或湖湘文化的脉络,未必能够凸显其地位,反而可能局限其意义。应当将岳麓书院以下一脉相承的思想学术文化,放到整个中国思想学术文化古往今来的脉络之中,才能充分显示其价值和意义。

刘泱泱(湖南省文史馆馆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时务学堂是湖南维新运动的核心机构和维新志士的大本营,创造了湖南和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奇迹。时务学堂宣传的变法救亡和民权平等思想历久弥新,其所培育的学生在相当长时间内活跃于近现代历史舞台,时务学堂师生在中国近代改革史、革命史和教育史上发挥了重大作用。时务学堂是湖南近代第一所学校,为湖南近代高等学校的兴起作了早期的准备,也是现代湖南大学的前身之一 。湖南大学就象一条宽长的大河,除主干源头外,在流经地域又不断汇入众多支流水源,水流充沛,川流不息。具有千年历史的岳麓书院无疑是她最早的源头和前身;而历史进入近代,首先汇入这条大河的,则是时务学堂及其演化的湖南高等学堂。

时务学堂的办学宗旨、校风学风和教学方法至今仍值得各级各类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借鉴:一是强烈的爱国情怀,二是良好的校风学风,三是可资借鉴的教学方法。

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梁启超一生写了不少人物的传记,只有《谭嗣同传》一直被奉为经典。其中的意义,就是他塑造了谭氏作为一个英雄烈士的鲜活形象。梁对谭的精神阐释主要着重两个方面:早期他主要是阐发谭氏的舍生取义,拯救众生的献身精神,救世博爱的精神,大仁大智大勇大无畏的胸怀。这是一个烈士形象。晚年他则主要弘扬谭氏“冲决网罗”,批判纲常名教,排斥尊古观念的一面,这是一个思想先驱者的形象,梁氏之所谓“思想彗星”。这当然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有相当关联。从烈士精神到思想彗星,这是梁启超评价谭嗣同走过的轨迹。梁启超对谭氏精神的阐扬成为后来人们理解、把握、评价谭氏的基调。

贾小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时务学堂是湖南维新运动的重要成果,然由此而来的纷争却成为牵动戊戌政局变动的线索之一,因此长期以来备受学界关注。学界一般认为,时务学堂的纷争是新旧之争,中文总教习梁启超及其支持者为新派,反对者为旧派。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时务学堂之争存在着一明一暗两条线索,其核心与焦点都是“康党”“康学”。

时务学堂之争起因于“康党”在学堂传授“康学”,然“康党”的离开并没有给纷争画上句号。康门弟子离开湖南之后,时务学堂之争余波再起,这看似与“康党”无关,实则仍是王先谦等人攻击“康党”之余声。作为湖南变法运动的主持者,陈宝箴虽抵制“康学”“康党”,却暗中进行,目的在于保护来之不易的变法大局;而当王先谦等人反对“康学”“康党”的言行太过激烈、有碍变法时,陈宝箴同样出面抵制,目的仍然在于维护变法大局,其用心可谓良苦。

刘云波(湖南省社科院副院长):

梁启超与时务学堂的结缘可以说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湖南的维新之士固然希望借助梁启超的声望与才华来建设时务学堂,而梁启超愿意接受此职也是看中了湖南优越的政治、文化环境。湖南良好的维新政治氛围成为梁启超钟情于此的重要前提。其次,通过学校教育的方式培养维新变法志士与梁启超的维新思路高度契合。然而梁启超选择时务学堂最重要的原因是看重其植根的湖湘文化土壤,尤其是他对经世致用与求新求变等湖湘文化内核的高度认同。湖湘之学结合了理学与实学的精神,既注重心性修养,又重视对实学的讲求,形成了经世致用的求实学风,非常有利于维新变法的推进。此外,湖湘文化中存在着求新求变的主动变易精神可以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依据。正是因为具有这样深厚的务实、求变的传统文化积淀,才促成了时务学堂在湖南的出现,促成了梁启超的长沙之行。致力于变法维新的梁启超,与诞生在讲求务实、求新求变文化背景下的时务学堂的相遇,可谓是珠联璧合,从而让时务学堂在湖南乃至中国近代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

王兴国(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员、船山学社社长):

朱一新反对康有为,不是从情感上厌恶公羊学,也不是从学理上反对公羊学,而是从一个非常奇特的角度:康有为所言,是只能“心知其意”,不能“笔之于书”的。朱一新就有关公羊春秋的一些具体学术问题与康有为辩论,反对向西方学习进行变法。陈宝箴读了朱一新驳斥康有为公羊春秋之说的信之后,并不是从中找到了什么变法的指导思想,而是更加坚定了他反对康有为的理论立场。陈宝箴父子与郭氏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接受郭嵩焘的变法思想是自然的。陈宝箴在倡导湖南的维新变法过程之中,始终没有忘记郭嵩焘。陈宝箴是把自己自觉地所进行的变法事业看作是郭嵩焘变法思想的继续。

朱汉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

湖南时务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所著名的学堂,也是湖南第一家新式学堂。在教育宗旨上,时务学堂将中国传统书院的人格教育与近代西方大学的知识教育结合起来,以培养出既有士大夫精神人格、又拥有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知识和思想的近代知识分子。在教育内容、课程安排上,时务学堂将中国传统书院教学内容与西方大学教育教学课程结合起来。在教育方法上,时务学堂将中国传统书院教学方法与西方大学教育教学方法结合起来。时务学堂兼传统书院与近代大学之长的特点,为中国高等教育转型做出了重要探索。

教育学界有一个观念,中国现代的高等教育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并没有很好地吸收中国悠久的高等教育传统。如果我们回到中国近代教育的起点,我们会发现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早期学堂,不少思想家、教育家在艰难地尝试着将中国传统教育与引进的西方近代教育结合起来,努力建立中国特色的近代教育。应该说,他们的经验是值得当代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大学参考学习的。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构建需要建立在深厚的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基础上,对中华优秀教育文化传统加以现代化转化,使其现代中国大学呈现出明显的中国气派。

邓洪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时务学堂坚持以“报国、御侮、创新”为宗旨,“提倡新学,鼓吹维新”,“以政学为主义”,培养“学通中外,体用兼赅”的新人才。时务学堂的启蒙教育促进了湖南思想界的大解放,推动了湖南乃至全国社会风气的大开放。时务学堂为湖南乃至全国书院的改革以及新式学堂的创办树立了榜样,是变革近代书院教育体制为学堂教育体制的一次成功尝试,是中国近代化教育的重要开端之一。

湖南时务学堂诞生在维新变法的浪潮之中,其存在不过短短一年,只是昙花一现,却在中国教育史上书写了璀璨一页。今年恰逢时务学堂创办120周年,此刻回望时务学堂,缅怀先贤贡献,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优秀文化教育传统,这对于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 / 宣传部

作者 / 李妍蓉 蒋鼎邦

编辑 / 宋效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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