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学堂120周年 | “超一流”长沙时务学堂影响了半部中国近代史

前段时间,轰轰烈烈的“双一流”高校评选聚焦全国目光,湖南中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四所大学跻身“双一流”。其实早在19世纪末,湖南就开办了一所学堂,聚天下之名师,汇湖湘之英才,从这所学堂走出的学生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这就是“时务学堂”,湖南大学重要的源流之一。

4000人取40人,

考时务学堂堪比今天考清华北大

时务学堂教习:左起叶觉迈、谭嗣同、王史、欧榘甲、熊希龄、韩文举、唐才常、李维格。

长沙市内的三贵街,是一条很普通的老街,宽不过5米,长不过数十米。清朝废除科举制后的第一个学堂——时务学堂就诞生于此。

长沙时务学堂开始筹办于1897年初。当时,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与张祖同、蒋德钧、熊希龄等士绅筹议成立宝善成制造公司,同时“创为添设时务学堂之议”。这一动议得到了陈宝箴、黄遵宪等开明官僚及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人士的重视和支持。当年9月,《知新报》刊发了《时务学堂缘起》,阐明了时务学堂的办学宗旨:“广立学校,培植人才”“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

时务者,指时代重大要务或客观形势,时务学堂研究会秘书长陈家书介绍说:“时务学堂的得名众说纷纭,一说是因为梁启超曾在上海创办过《时务报》,后来梁受邀出任学堂的中文总教习,学堂因此沿用此名。”

当时所谓之时务,其中有一重要内容是“实业救国”,因此时务学堂兴办的一大初衷是培养机械、制造业等领域的高级技术人才,这点从发起者成立宝善成制造公司,“顺道”提出开设学堂的时间节点就可见一斑。时人讲究“中体西用”,西学属于“用”的领域,多主张学习“技术”。后来学堂的教习与师生共同引入了西方民主进步思想,时务学堂的发展虽然稍微背离了创办者的初衷,但成为维新思想诞生和发展的重要空间。

时务学堂的开办当年是震动湖湘的大事。1897年9月17日,陈宝箴在《湘学新报》上刊发了《时务学堂招考示》,并将这一考示贴满了省城长沙的大街小巷。此时恰逢清廷三年一届的“秋闱”乡试,参考的学生将这个消息带到了湖南各地。7天之后的录取考试,全省各州府共有4000多名学生齐聚长沙,来争夺宝贵的40名入学名额。

仅从录取人数来看,当年考取时务学堂的难度不亚于如今考取清华北大等名校。如果如今上名校的学生称得上是凤毛麟角的话,当年时务学堂的录取考生可谓精英中的精英。更“可怕”的是,被时务学堂录取并不代表能高枕无忧。到了第二年4月,还要进行“末位淘汰”。教习们根据学生平日功课分数及性情举动合校互勘,第一班40名同学甄别完之后,淘汰了13人,最后仅剩下27人。

时务学堂之后还进行过两次招生,具体的报考人数未见记载,不过录取人数也不过四五十人之数,难度同样不低。第二次出的作文考题为《论黄老之学最能害事》、《论孟子恶乡愿》、《论南学会有益》;第三次招考是由皮锡瑞和谭嗣同拟定的作文题目《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论》、《汉光武洽天下亦以柔道行之后》。考生答题需有独到观点,否则将与时务学堂无缘。

时务学堂创办之时,清朝翰林熊希龄被任命为学堂总理(校长),任命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任命李维格为西文总教习。时务学堂虽一共只招收了120多名学生,但人才辈出,其中出了蔡锷、林圭、田邦璇、杨安人等将领,以及范旭东等知名人士。

反专制起义倒袁斗争,

师生“影响了半部中国近代史

▵ 蔡锷

时务学堂起于维新变法之时,也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停办,总共不过存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但就在这一年时间之内,时务学堂留下了自己光辉的痕迹。有学者称赞时务学堂师生“影响了半部中国近代史”。

时务学堂学生、著名文字学家杨树达就说过:“一千九百年庚子反清之役,民四倒袁之役,皆时务师生合力为之,以一短命之学堂而能有如此事业者,古今罕见也。”由此观之,在1900反对清政府慈禧专政以及1904年反对袁世凯复辟这两件大事上,时务学堂师生可谓“中国之脊梁”。

戊戌变法后,时务学堂的学生林圭、蔡锷、秦力山、范源濂、田邦璇、蔡钟浩、李炳寰、周宏业、唐才质、李渭贤、陈为鐄、朱茂芸等先后辗转去到日本,加入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东京大同学校。

教习唐才常在上海成立“自立会”,寻求救国之路。第二年,他在长江中下游组建自立军,计划分别在武汉大通安庆、新堤、常德五处武装起义。这一消息在学生中间传开,吸引了林圭、秦力山、田邦璇、李炳寰、蔡锷、石陶钧、唐才质等人的回归,他们加入自立军,并成为重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林圭和唐才常在汉口设立自立军秘密机关,担任自立军军中统领,但因为事机不密,起义失败,两人在武昌就义,年仅25岁。

和林圭同时被捕就义的还有田邦璇和李炳寰。李炳寰是时务学堂一班学生,自立军起义,他任汉口军中文案,办理总机关文牍事务,1900年,总机关破获,他也未能幸免。田邦璇在该起义中往来湘鄂,任自立军后军统领,联络同志,协助筹款,负责安庆一路的起义发动,他还将在时务学堂上学的弟弟田邦玙也带着一同加入自立军,奈何事情败露。

1898年春入学时务学堂的蔡钟浩也加入了这次起义,他和一班上学的弟弟蔡钟沅一起,在汉口协助林圭组织中军,在常德筹划响应,汉口总机关破获后,他就义于长沙。

这次起义失败后,有人曾统计参加该活动的时务学堂学生有名可考的就有20多人,首批学生占多数。而在1919年,毛泽东曾评价,“湖南之有学校,应推原戊戌春季时务学堂。时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唐才常汉口一役,时务学生之死难者颇不乏人。”在这次起义中幸存的秦力山、蔡锷、石陶钧等又投入到接下来的各种民主革命中。

而在随后的倒袁斗争中,时务学堂师生也是主力。梁启超当时就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写了文章《亦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措词强烈地谴责袁氏。袁世凯立即派人找到梁启超,拿出了二十万元大洋要梁启超放弃发表文章。梁启超坚决地拒绝了,并在袁世凯称帝达到巅峰的时候,发表了这篇“讨袁檄文”,犹如震雷,举国震撼。

梁启超后来找到原来时务学堂学生蔡锷合作反袁,两人一文一武,为护国反帝制贡献自己的力量。1915年底,蔡锷辗转回到了云南,表示要为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争人格。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参加了反袁斗争。

时务学堂里除了走出一批为革命奋斗的军事人才,还有像范源濂、杨树达、李肖聃等教育学术精英。

“师弟同学问”,

先有时务学堂后有湖湘近现代教育

以现在的眼光来追根溯源,开办于1897年的长沙时务学堂,甚至比之后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都早,也有学者把它称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它的创办是旧式书院制度向近代学堂制度转变的开端,可以说是近现代教育制度的奠基者。

陈家书认为,时务学堂对于教育的贡献很大,重要的有以下三点:一来改革了教育制度;二来转变了教育目的;三者创造了新的教育方式。

陈家书说:“过去的书院,老师在台上讲经,台下有成百甚至几百人在听。而时务学堂创立了分班制,由大书院分割成小班,教学效果有显著提升,此外,教学的内容也得到了革新,旧时学堂不过讲经史子集,而时务学堂以梁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李维格担任西文总教习,将英文纳入了教学内容。当时全社会知识分子都向往维新,学习西方民主进步思想,教授英文一是顺应时代发展之举,也是增添了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的语言工具。”

时务学堂兴办之前,读书为什么?为了科举,为了入仕,而时务学堂教育的目的,则是增加学生的专业知识,培养学生安身立命的技能。陈家书说:“从时务学堂学成出去,你是可以当老师的,可以做工程师的,从时务学堂走出了一大批军事家、革命家、教育家和实业家这点就可以得到证明。用现在的概念来说,时务学堂把以科举为导向改变成了以就业为导向,这显然更接近近现代教育的本意。”

时务学堂的教育方式也相当融洽民主,老师在讲台上授课,学生可以随时提出问题。梁启超1922年重回长沙,回忆时务学堂时就表示:“我觉得于湖南教育,而且于全国教育界有莫大影响的,在师弟同学间的精神,能够结合一气,一群人都有浓厚的兴味,联合各方面来做事。”

梁启超在这次讲话时评论当时流行的教育方式称:“现在的学校,表面虽好,却如做买卖的杂货店,教职工是卖货者,学生是买货者,师弟间不发生关系,造就一般水平线的人才即可,要想造就特别人才,是难能的。”而谈到时务学堂时却说:“师弟同学问精神结合联成一气,可以养成领袖人才,却比现在的学校强多了。”“希望以后的湖南教育界注意现在时事的需要,采取新式的完备的办法,不要丢却了从前的精神。”一褒一贬之间,彰显了梁公的喜好,也显示出时务学堂教育方式的难能可贵。

陈家书说:“梁公所谓‘师弟同学问精神结合联成一气’,近似于自由讨论的教学方式,现在看来是不是很像英美的大学教育方式。他足迹只到过日本,并未去过英美,而却创造性的开创了这样先进的方式,教育理念可谓是相当超前的。”

时务学堂后来更名为求实书院、湖南省城大学堂,1903年又与改制后的岳麓书院合并,组建湖南高等学堂,1926年,湖南高等学堂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可以说,时务学堂是如今双一流大学湖南大学重要的源流之一,其教育理念深远影响着以湖南大学为代表的湖湘高校。

时务学堂为什么会诞生在长沙?

说来或许有些奇怪,民国以来湖南在全国的地位大概一直如此:身居内陆,既非最开放,也非最发达,何以这样一所“影响中国历史”的重要学府会诞生于长沙了?

翻阅历史,这应该与当时湖南巡抚陈宝箴与按察使黄遵宪的开明程度不无关系,但陈家书认为,最重要的因素还埋在湖南人的血液里。

“无湘不成军”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俗语大家早已耳熟能详,可见湖南人根子里是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的。陈家书说:“当时新式学堂、学社不独时务学堂一家,但论戊戌变法中的贡献程度、为国捐躯的人数未有能与时务学堂相比者。因为对于很多知识分子来说,革命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参与革命或许是他们的资本、光环,而对时务学堂师生来说,人生是革命的一部分,他们生来是不惮为革命为国家捐躯的。这正是湖湘学人敢为天下先,勇于担当的精神。”

“我认为时务学堂诞生在湖南不是偶然的,中文总教习梁启超来自广东,西文总教习李维格来自上海,应该说上海和广东是比长沙更开放、更发达的地区,但只有长沙人独有的气势,才吸引两位来到长沙。我们博采发达地区之长,但这种抛头颅洒热血的胆气却只有在长沙才最浓烈。”陈家书说。

时务学堂以降,湖南还孕育出了蔡锷、毛泽东等无数仁人志士,时务学堂传递的这种勇于担当、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至今仍影响着湖湘学人。

梁启超题写“时务学堂故址”始末

长沙三贵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它曾是一代重臣刘权之宰相的旧宅。刘权之是长沙人,在乾隆嘉庆年间为官50余年,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尚书、协力大学士、兵部尚书等。70岁荣归故里。他居住的那地方取名为三贵街(刘权之有兄弟三人)。

时务学堂最初选址在长沙北门外侯家垅,未建好之前暂定于原刘权之的故宅。时务学堂仅办了不到一年便被迫停办,所以时务学堂的故址就是原刘权之的故宅。刘家在乾隆、嘉庆年间曾盛极一时,到光绪年间便人去楼空,房主已换为益阳人周桂午(历史学家周谷成的族祖父)。谭嗣同与唐才常因创办时务学堂,便佃下了该处房屋。

戊戌维新后25年(1922年),梁启超到湖北武汉去,特意转道长沙,匆匆停留两天,在长沙的这两天中,大小演讲和宴会上,梁启超几乎每一次都要提到长沙的时务学堂。当时时务学堂已归湘潭一个姓言的老板,变成了泰豫旅馆。梁启超“访时务学堂旧址,寻得其二十五年前曾住之室,拍一小影,遂至暑期学校,书‘时务学堂故址’数字,请仇、唐刊在该处(指泰豫旅馆)”。(见1922年9月1日长沙《大公报》之《梁任公到湘第一日》及台湾商务印书馆吴天任著《梁启超年谱长编》)

抗战期间,长沙城几乎毁于“文夕大火”,时务学堂也难逃劫数,成了废墟一片。幸得言老板在大火前夕将梁启超亲题的“时务学堂故址”墨宝转藏于湘潭才得以幸免。

时务学堂旧址是一块宝地,自然会有识宝的人来相中它,这个人就是陈云章。

陈云章1911年出生于一个书香之家,为辛亥革命的同龄人。他接受传统的教育,年青时便立志报国。1936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土木工程系。曾任省第九职业学校校长兼常德《新潮日报》社社长,是一个民族感很强的人。他耳闻目睹日寇的种种暴行,深恶痛绝。他利用报纸积极宣传抗日,带领全社人员到民间募捐20余万元,发放到常德守城的几千官兵手中。

抗战胜利后,陈云章在实业先驱李烛尘、范旭东等老前辈的影响和指点下,决心走实业救国之路。1945年,陈云章将学校委托他人管理,自己带领一部分人员来长沙筹办中原公司,并担任总经理。他用1.2万元买下了占地8亩的时务学堂旧址,在废墟上兴建三栋红砖洋楼,中间留出一大块地方准备建造中原大厦。

言老板去世后,陈云章打听到梁启超的题字“时务学堂故址”在言老板的儿子手中,即以40担米买下了梁启超的手迹。后在上世纪80年代恢复岳麓书院时,陈云章将这幅字捐给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至今这幅字仍对外展示。

陈云章后人也一直与时务学堂结缘,其四子陈家书如今就一直在打理时务学堂时务,并担任时务学堂研究会秘书长一职。

来源 / 本文转载自长沙晚报

作者 / 长沙晚报首席记者 宁莎鸥

编辑 / 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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