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开端,京师同文馆的设立有什么波折?

作者: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岳忠豪

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被迫打开,中外交流越趋频繁,但直到19世纪60年代初,中国外交及外语教育一直没有什么进展。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帝“车驾北狩”,经过此次近乎亡国或改朝换代的危机,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觉醒。而恭亲王奕䜣与英法使臣交涉,备尝艰辛,这使他和曾国藩李鸿章等疆吏一道,开展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而随着洋务学堂的创办,中国近代意义的教育事业也由此起步,首推京师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

1861年初,奕䜣在《通筹善后章程折》中主张“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请求创办外国语言学堂,随即得到咸丰帝的批准,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862年7月11日,京师同文馆正式开学。

京师同文馆并非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培养外语人才的机构,早在唐代便有了官办的翻译机构,明代有“译远方朝贡文字”的“四夷馆”,清代改称“四译馆”,京师同文馆的前身俄罗斯文馆在乾隆年间就已设立。但京师同文馆与上述机构有着本质的不同,奕䜣在《遵议设立同文馆折》中说“臣等伏思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各国均以重资聘请中国人讲解文义,而中国迄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可见京师同文馆并非仅仅是为了翻译,而是为“悉各国情形”“悉其底蕴”,这就比之前为翻译而存在的“四夷馆”等前进了一大步。并先后聘请英国教士包尔滕、傅兰雅、美国教士丁韪良等外国人来同文馆任职,这也是与以往不同的重要一处。以外国人为教习,相比本国人则更能开阔学生的思维、促进西学传播。

(傅兰雅)

京师同文馆创办之初是为教习外国语言文字而存在,这与祖宗之法、前朝先例相因循,并无不当之处,因此也没有引起社会及朝中的非议。但在1866年底,奕䜣奏请拟在京师同文馆讲求天文算学,要招取举人贡生及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入馆学习。但这一举措马上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先后有山东监察御史张盛藻上《请同文馆无庸召集正途疏》、大学士倭仁上《请罢同文馆用正途人员习天算折》、直隶知州杨廷熙上《请撤消同文馆以弥天变折》等表示反对开设天文算学馆,并对西学大肆攻击,倭仁谓“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而奕䜣等人则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辩驳,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场关于教育改革问题的大辩论由此引发。“事实是,从1866年底开始,延续时间达半年之久的一场大争论,改变了京师同文馆的语言学堂性质,确立了它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的开创性地位。

(恭亲王奕䜣)

这次的辩论,在朝廷的干预下告一段落,虽然表面上倭仁辞职,恭亲王等人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实际上对京师同文馆天文算学馆的开设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由于倭仁等保守派的阻挠和社会上士大夫阶层巨大的阻力,天文算学馆的招生情况并不理想,最终因生源太少及学生素质过差,被并入英、法、俄文馆,所谓天文算学馆已名存实亡,这时的京师同文馆也显出衰颓之势。

1869年末,美国人丁韪良(W.A.P.Martin)被任命为京师同文馆总教习,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因此1870年后京师同文馆有一定的发展。“1876年,馆中正式规定除外语外,学生还要学习数学、物理、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各国历史地理等课程,使同文馆由单纯的外语学校发展成为一所以外语教学为主,兼习各门西学的综合性学校。”1902年,京师同文馆并入戊戌变法时成立的京师大学堂。

京师同文馆在四十年的发展历史中,尽管学生素质不高,也并没有做出比其它洋务学堂更突出的成就与特色。但它标志着中国开始施行西方教育,学习西学由想法变为了现实,中国近代教育在这所位于北京东堂子胡同的小学堂中缓慢起步。同时,它也被誉为“晚清三大译书重镇”,对中国近代的译书事业与西学传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它带动着其它洋务学堂一道,为洋务运动提供新人才、新技术,借助于学堂这一具体的形式,新观念开始改变人们原有的成见与信念。无论成效如何,京师同文馆也已经踏出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第一步。

参考文献:

1、夏东元:《洋务运动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2、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3、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海:格致出版社,2012年。

4、孙培青:《中国教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编辑: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施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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