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古代碑碣墓志铭简述

西汉开始以石代金,出现刻铭的记事碑、功德碑以来,山西历代碑碣墓志铭分域一直是全国的重点省份,其大量历史书法艺术、科学价值颇高的碑碣墓志铭受到金石学家和石刻爱好者的青睐。特别是宋代兴起金石学以来,访求山西碑碣墓志铭成为历代众多史学家、方志学家、文化学家们终生爱好和一生的追求。

山西历史上最多时究竟有多少碑刻,谁也说不准。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文物部门的多次调查和普查,山西现存各类碑碣大约两万通件左右。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在《语石》中说:“大抵晋碑皆萃于蒲、绛、泽、潞四属。绛州以闻喜为盛,泽州凤台为盛,蒲州以永济、虞乡为盛;潞安长子屯留为盛。”四属原都称州,大体上是现在的运城临汾晋城长治四市,即山西南部地区。《山右石刻丛编》收录的720余通碑刻,属于上述四州的496通,占全省的68.9%;《山西通志·金石记》收录的1550余通碑刻,属于上述四州的有993通,占全省的64%;现存的两万余通石刻中,上述四市占了全省的一半以上,叶氏的论断基本是正确的。但除上述四州(四市)外,其他地区也有不少碑刻存世,其中不乏有精品,同样应予以重视。

山西碑碣墓志铭有如下五方面的特点:

一是数量多。如上所述,现存两万通(件)左右,位居全国前名茅。

二是自西汉出现记事碑以来,历代都有大量存世的碑碣墓志铭,时代连续,从未中断,并代有珍品。山西并不是没有汉碑,《山西通志·金石记》就收录汉碑15通,魏晋碑18通,这些碑石都毁于历史的变故之中,1976年临猗县翟村东汉丞相翟方进墓出土的建宁元年(168)残石(董寿平先生鉴定是碑是志,难以确定,故定名“建宁残石”),以及垣曲县五福润村黄河右栈道发现的东汉建武十一年(35)摩崖遣修栈道题记”、盐湖区中条山矿洞崖刻“光和二年(179)”,“中平二年(185)”、“甲子”、“甘露”、“平阳司马胡生”等汉代题记、夏县王村汉墓出土的“安定太守裴将军碑”残石,万荣县荣洞镇汉墓出土的“冯子翼作”的砖刻题名等,弥补了“山右无汉刻”的空白。

█ 西晋胡奋登高记功碑

三是名碑多,1979年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第一批全国书法艺术参考名碑中,有山西的15通(迄今只公布过这批)。山西名碑中在全国较有影响的,有北朝的霍扬碑(临猗)、齐太公庙碑(芮城)、曹恪碑(省艺术博物馆)、程哲碑(省艺术博物馆)、文成帝《南巡碑》(灵丘)、裴鸿碑(闻喜);隋代的有陈茂碑(临猗)、栖严寺舍利道场碑(永济);唐代的有李世民《晋祠之铭并序》(太原)、裴镜民碑(闻喜)、裴光庭碑敕(闻喜)、碧落碑新绛)、铁弥勒像碑(交城)、李光进、李良臣、李光颜碑(榆次,称“三李”碑,其中李良臣碑毁);宋代的《萧墙碑》(万荣)、《杳花碑》(夏县);明代的司马光神道碑;清代祁寯藻书丹的《平淮西碑》(闻喜)、五台山等地清代帝王御制御书碑、傅山摹刻的《郭泰砷》等等。

█ 《晋祠之铭并序》碑

四是山西的墓志铭自南北朝定形(方形)以来,代有精品迭出。如北魏的司马金龙、封和宠、辛祥、宋绍祖、姬辰墓志;北齐的张肃、裴良、厍狄回洛、娄睿、韩裔、徐显秀墓志;东魏的刘懿墓志;隋代的斛律彻、梅渊、虞弘墓志;不仅方史志研究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实物资料,而且件件都是珍贵的书法艺术品。

█ 虞弘墓志铭

五是山西现存碑碣中,以明清的居多,早期的即元代以前的占近1/10,不到2000通(件)北宋著名金石学家赵明诚,在其编著的我国第一部金石学著作《金石录》中,收录山西碑碣45种(只有碑目,无文),其中汉碑5种:有汉光和二年(179)12月《刘寻禹庙碑》、光和四年(181)闰9月《扬州刺史敬使君碑》汉《禹庙碑λ《禹庙碑阴膩豫州刺史贾逵碑》。这5种汉碑已不存世。还收录北朝2种;隋代2种,其中蒲州府(今永济市仁寿二年(602)《栖严道场舍利塔碑》仍存在;唐35种,其中存世的有裴镜民碑(闻喜),晋祠铭(太原)、碧落碑(新绛)等;五代1种。

山西碑碣墓志铭著录主要在明清两代。明成化十年(1474)创始《山西通志》时,就收录了金石资料还有明代胡鉴的《山西碑目》。清代有王昶的《金石萃编》、《金石萃编补正》和《金石萃编未刻稿》,共收录山西的碑碣29种(全文)其中汉1种《郭泰碑》已不存世;南北朝2种;唐12种,其中存在的有裴光庭碑(闻喜)铁弥勒像碑(交城)、李光进、李光颜碑(榆次)等;五代2种;宋代5种;辽金1种;元6种。

虹梯关铭

夏宝进的《山右金石录》、顾燮光的《山右访碑记》、孙衍贵的《山右金石纪略》《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单行本称《山右金石记》)等,都是清代山西碑碣墓志铭的重要著作,其中《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是这个时期访求、研究山西碑刻的代表作,至今仍有一定影响。

《山右石刻丛编》由清光绪时山西巡抚胡聘之主编,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出版,共40卷,收录北魏正光四年(523)至元代至正二十七年(1367)计14个王朝840余年的碑碣墓志铭等石刻724通(件)。其中北朝28通(件),隋唐五代135通(件)宋辽金272通(件)、元代277通(件)、不明地域的12通(件)。均全文收录,但只收录了当时存世的,佚存的不收。1988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全6册。胡聘之在序言中概括叙述了编纂过程,他说:“始余官晋藩即有纂辑之志,迁延未果。光绪乙未(二十一年)调任晋抚(升任山西巡抚)今江安粮道、成都胡君延时为绛县令(绛县令胡延时,成都人),尝就所得晋刻手录原文,成考证八卷(胡将手抄山西碑刻的原文,编成八卷)丙申(光绪二十二年)调居幕府(由县令调巡抚部下),以所著求正于余,因请设局编纂,而以总纂自任,余深韪之(韪,过失,不对),于是檄通(下令)省、州、县各拓境内碑刻而输之局(将拓片送省)。数月之间,居然毕致。复委山西通判、江宁(人)吴君廷燮并其兄、陕西知县廷饧,与胡君(延时)分代考证。始于丙申(光绪二十二年)之秋,至戊戌(二十四年)夏日而全书成每成一篇,余必详为考覆复虑,或有舛漏,录副邮致金陵(将错误遣漏的记录下来邮至南京),乞江阴(人)缨筱珊编修,覆加釐订。筱珊邃于金石之学,又为补辑若干条,邮筒商榷再三,始付剞劂(刻书)。”

从胡聘之的这段序言可以看出,他早有志编纂山右石抄的晋刻原文时,与他的想法一拍即合,于是“设局”编纂,并自任总纂,不到两年的时间即告完成,够快得了。这是其一。其二,胡延时已有八卷晋刻手抄本,本可以在此基础上加以补充印即可成书。但他深感“韪之”,怕延时手抄本有误,将来会造成什么过失,故他下令,让各州、县送拓片,没用延时的手抄本。州、县送来的拓片,他也不是不加考证地一律使用,而是组织山西通判等3人一件一件地考证真伪,然后由他再详为考覆。还深怕有误,最后还请缪筱珊把关,胡聘之在学术上的这种严谨态度,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山西通志·金石记》由杨笃(秋湄)主编,杨笃(18341894),字雅利,号巩同,又号秋湄山西乡宁人,晚清山西著名的方志学家。该记收录汉至元晋刻1550余通(件),仅碑目,无文。其中两汉15通(件),三国两晋(含十六国)18通(件),北朝76通(件)、隋唐五代422通(件),宋至元1000多通(件)。两汉、魏晋的33通碑刻在杨笃编纂《金石记》以前就全部毁之不存,有32通是毁于北周武帝宇文邕二次灭法(第一次是北魏),当时唯有东汉蔡邕撰文的《郭泰碑》幸免于难。到明代,《郭泰碑》也被盗卖山东济宁,“自是太行以西,潼蒲以东无汉刻矣。”(叶昌炽《语石》)另外,夏宝进的《山右金石录》收录山西碑碣102种(只碑目,无文),也是研究山西碑碣的重要参考资料。

杨子荣,山西省文物局研究员,山西文化研究会特聘专家

本文转载自山西省三晋文化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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