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里文献 | 大明万历年间的曲阜碑刻
万历（1573—1620）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明朝使用万历这个年号一共48年，是明朝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翻一翻儒学历史年表，可以发现大明万历年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间段。万历六年（1578年），创立蕺山学派的刘宗周出生，他主“慎独”，倡“诚敬”，有《刘子全书》、《刘子全书遗编》。万历十二年（1584），与黄宗羲、李碅并称三大儒的孙奇逢出生。万历十八年（1590），李贽《焚书》刊成。万历二十八年（1600），《舜水遗书》的作者朱之瑜出生。万历三十二年（1604），顾宪成、高攀龙开始讲学东林书院。万历三十八年（1610），著名启蒙思想家和学术史专家黄宗羲出生。他在哲学上认为“无气则无理”、“理为气之理”，但又认为“盈天地皆心也”。政治上批判君主专制，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在1662年著《明夷待访录》，1676年所著《明儒学案》成书，并著有《宋元学案》等。万历四十一年（1613），顾炎武出生。他以音韵治经，开清代朴学之风，1662年著《天下郡国利病书》，1670年始刻《日知录》8卷。万历四十五年（1617），熊伯龙出生，倡无神论，反对迷信，有《无何集》。万历四十六年（1618），汪本钶编辑李贽晚年书信诗文成《续焚书》。万历四十七年（1619），宋明理学的总结者王夫之出生。他提出了“无其器则无其道”、变化日新及行可兼知等命题，著作被集为《船山遗书》。有不少闻名后世的大儒出生于这个阶段，扬名做著却多在万历之后。历史上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就像蝴蝶效应一般，处处都有着联系。所以，在研讨碑刻之前，我们先来梳理一下万历年间的时政。
一、万历时政
万历年间被著名历史学家孟森形容为“明之衰，衰于正、嘉以后，至于万历朝则加甚焉。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万历元年（1573）到万历十年（1582），是明神宗人生的辉煌时期。在此期间，他任用张居正为内阁首辅，进行变法改革。张居正在政治上推行考成法，裁撤冗官冗员，整顿邮传和铨政。在经济上，通过清丈全国土地，抑制豪强地主，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减轻农民负担。在军事上，加强武备整饬，平定西南骚乱，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总理蓟、昌、保三镇，使边境晏然。一系列的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挽救了财政危机，使得万历年间的前十年，政治清明，经济飞速发展，使濒于崩溃的明王朝获得了短暂的复苏和繁荣，被称为之“万历中兴”。但是自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之后，神宗开始独掌政权，却自毁新政，反过来扼杀了这场颇有生气的改革，从此走上了衰败之路。全面否定张居正改革，也是神宗本人由勤变懒、全面废弃励精图治的标志。神宗以采木、烧造、织造、采办为名搜刮民财，派遣宦官为矿监税使，四处搜括人民，使百姓怨声载道，造成民变频繁。万历二十年（1592）二月，宁夏副总兵官哱拜起兵反叛；五月，日本发动侵朝战争；同时西南又发生播州杨应龙叛乱。明神宗被迫三路出征，史称“万历三大征”。三征历时十余年虽然获得全胜，但却丧师数十万，耗银千万两，兵连祸结，国库空虚，百姓遭难。神宗生活奢侈，挥金如土，大兴土木，营建宫苑。他废除经筵，朝夕宴饮，甚至郊庙祭祀都委人代行，终日沉湎酒色之中，使得朝政大坏，整个统治阶级糜烂不堪，贪污成风，党争不息，各种矛盾急剧发展。晚年时又因立长子朱常洛还是立福王朱常洵造成了国本之争，朝政一片混乱。
在这样的政治大背景下，统治者对于儒家的态度又是如何呢？笔者拟从曲阜碑刻的角度管中一窥。
二、万历年间碑刻概况
据骆承烈先生所著《石头上的儒家文献》，并结合相关史料统计，大明万历年间曲阜碑刻除去孔庙圣迹殿内所立万历二十年圣迹图（共120石，包括序、记、图）外，有四十六块碑刻。具体统计情况如下：
皇命致祭碑三块：万历元年张孟男祭少昊碑、万历四年孔弘毅祭少昊碑、万历十一年陆树德致祭碑，最后一块陆树德致祭碑写明是“谨循旧典”，应非皇帝亲自差遣。
重修庙庭记碑五块：万历六年阙里重修孔子庙碑、万历六年重修复圣颜子庙碑、万历二十二年阙里重修林庙记碑、万历三十一年重修阙里孔子庙碑、万历四十三年重修周公庙落成记碑。
重修庙庭后昭告碑一块：万历六年赵贤昭告碑。
上疏修孔庙碑一块：万历四十七年吕维祺修孔庙疏碣。
官方立故址碑三块：万历六年陋巷故址碑、万历二十二年孔林神道碑、万历三十九年颜庙卓冠贤科碑。
巡按山东祀孔碑七块：万历五年王藻祀孔碑、万历五年王藻谒庙诗碣、万历五年王藻詠手植桧诗碣、万历十八年钟化民致祭启圣王碑、万历十八年钟化民祀颜碑、万历十八年钟化民祀周公庙碑、万历四十八年陈于廷谒林庙诗碑。
钦差巡抚拜谒碑六块：万历六年赵贤祀颜碑、万历六年赵贤祀周公庙碑、万历二十八年吴达可谒孔林记诗碑、万历三十八年题孔林诗碑、万历四十二年黄槐开谒孔林诗碣、万历四十八年王在晋祀颜碣。
钦差路过拜谒碑一块：万历十七年遣虞厚熙祀庙碑。
其他官位拜谒碑五块：万历四十年沈应奎阙里吟碣、万历四十年沈应奎周公庙诗碣、万历四十五年张铨谒庙诗碣、万历四十五年周泰峙谒林诗碑、万历四十七年吕维祺谒孔庙碣。
私人拜谒碑七块：万历十二年王弘诲谒颜庙碣、万历十三年陈经邦谒林诗碣、万历二十四年戴璟谒庙诗碣、万历三十九年董其昌跋吴尔成诗碑、万历四十二年路一麟谒庙诗碣、万历年间黄克瓒谒庙诗碣、万历年间罗璟题周公庙碣。
私人立手植桧碑一块：万历二十八年杨光训题先师手植桧碑。
保宗族碑一块：万历四十六年兖州府为保颜氏宗族碑。
勅赐烈女碑一块：万历四十一年勅褒烈女颜氏碑。
记功名碑一块：万历四十六年孔闻檀记功名碑。
墓碑两块：万历元年山东监运使及夫人墓志铭、万历二十年孔宰墓碑。
三、鼎尝一脔
执政四十八年的万历皇帝，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没有来曲阜拜谒过，仅有的两次致祭是委托尚宝司司丞张孟男、曲阜县世职知县孔弘毅致祭少昊，并不是祭祀孔子。这两位致祭者官职都不高，甚至还有一位只是世职知县，只是依循旧典而已，且都是在万历初年。
重修庙庭记碑有七块，分别记录了对孔庙、颜庙、林庙、周公庙的几次修缮。万历六年对孔庙和颜庙的修缮是巡抚山东都御史赵贤提出，与巡按御史钱公岱共同商议，并前巡按御史王藻同议，两台共出资金修葺。万历二十二年重修林庙是山东巡按御史连标提出，与巡抚都御使郑汝璧商议，修葺的费用则是两台共同出三分之一，从祭祀的香税中出三分之一，再从筦库的羡金中出三分之一。万历三十一年重修孔庙是大中丞黄克瓒自己捐金三千进行修葺。万历四十三年重修周公庙是由管理曲阜事济宁州知州孔弘毅牵头，中丞赵公、督学佘公以及石柱史孙公、商公（这几人未在碑文中记述名讳）协助修成，资金也是由这几人共同募集而来。万历四十七年修孔庙则仅是留下疏碣，并未真正修缮。此次为山东兖州府推官吕维祺上书，会同山东巡抚李长庚并请，但最终并未获得明神宗同意。
官方立故址碑三块，万历六年陋巷故址碑为钦差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理营田都察院右副都御使赵贤书“陋巷故址”，管理曲阜县事济宁州知州孔弘复立石；万历二十二年孔林神道碑为钦差巡抚山东提督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郑汝璧和巡抚山东都察御史连标同立；万历三十九年颜庙卓冠贤科碑为钦差巡抚直隶等处监察御史马孟祯重建，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颜伯廉立石。虽说这几块碑都是有着钦差头衔的御史所立，但并不是万历皇帝主动授意。
钦差巡抚拜谒碑有六块，分别是万历六年钦差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理都察院右副都御使赵贤所立赵贤祀颜碑和赵贤祀周公庙碑；万历二十八年勅赐按直隶等处山东监课吴达可谒孔林记诗碑；万历三十八年钦差巡按等处题孔林诗碑；万历四十二年钦差行人黄槐开谒孔林诗碣；万历四十八年钦差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理营田提督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使王在晋祀颜碣。
巡按山东祀孔碑有七块，分别是万历五年巡按山东王藻奉命巡历东鲁时经过曲阜所立三块石碑：万历五年王藻祀孔碑、万历五年王藻谒庙诗碣、万历五年王藻詠手植桧诗碣；万历十八年，巡按山东监察御史钟化民所立三块石碑：万历十八年钟化民致祭启圣王碑、万历十八年钟化民祀颜碑、万历十八年钟化民祀周公庙碑；万历四十八年，巡按山东监察御史陈于廷谒林庙诗碑。
在这里，有必要简单说一下明代的官制。明废御史台设都察院，通掌弹劾及建言，设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又设十三道监察御史110人，为正七品官，分区掌管监察，分赴各省巡视，考核吏治，称为“巡按御史”。巡按御史被称为“代天子巡狩”，大事奏裁，小事主断，官位虽不高，但权势颇重，可与省行政长官分庭抗礼，其职掌为“弹举官邪，敷陈治道，审核刑名，纠察典礼”等事。知府以下均奉其命，事毕还京。所以，钦差巡抚拜谒碑和巡按山东祀孔碑皆为钦差巡抚或巡按御史来山东巡视、考核吏治时顺道拜谒所立，没有一块碑是奉明神宗旨意、作为钦差特使专程来曲阜拜谒孔子所立。
剩余的其他石碑虽有不同，但多为官员或名士的个人拜谒碑，碑文内容也多为表达自己对孔子的崇敬之情，或者借着对孔子的敬仰抒发自己对时政的不满，渴望天下大治，文峰振兴。从万历四十七年吕维祺修孔庙疏碣更是可以看出，到了万历后期，孔庙凋敝，多有废堕。学者孟森曾把万历的怠政期称为“醉梦之期”，并说此期万历的特点就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对于朝政尚且如此疏怠的明神宗，结合以上分析的这些万历年间的曲阜碑刻，明神宗对于儒家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碑刻只是反应一部分的历史，并不能代表全部。明神宗作为传统封建王朝的统治者，虽然有种种离经叛道的行为，但是还是在推动着国家机器沿着既定的路线向前行进，所采用的统治手段还是儒家的那套完全成熟的治国模式，只是没有像那些明君圣主一样颁布种种尊崇孔子的恩赐，而是比较漠然。或许还有万历皇帝派遣使者来曲阜而没有立碑的情况，但从碑刻角度来看，万历皇帝对儒家确实重视不够。
作者：刘晓霞，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编辑：孔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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