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安城南郊高阳原大居安村墓地考古解读
高阳原，地处隋大兴城、唐长安城的西南郊，今属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郭杜街道一带，距唐长安城遗址约8公里（图一）。这里地势高亢轩敞，南枕秦岭、北望长安，是隋唐时期京畿居民一处理想的身后之所。21世纪以来，随着西安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为配合高校园区、高新科技产业开发区等国家重点项目的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高阳原上已发掘有千余座隋唐时期墓葬，取得了丰硕的考古成果，全面拓展了隋唐考古学的深入研究。近年来，在推进周边区域规划建设的浪潮中又不断有新的收获涌现。2017年1—4月为配合西安万科城·润园二期项目建设（图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高阳原腹地大居安村西侧发掘唐墓5座、明墓1座。
（图一）高阳原墓地
（图二）西安万科城·润园二期项目地理位置
大居安村发掘5座唐墓呈东北—西南向分布态势，墓向在180°左右，平面形制均呈“刀”形，天井配置多寡不一，墓葬总长10～40米之间不等，属中小型墓葬（图三）。M2、M3为单天井土洞墓，全长在10米左右，墓主身份应为低级官吏或庶人（图四、图五）。M4、M5和M6为大开挖墓圹砖券墓室且绘制有壁画，不仅配置了多个天井与壁龛，而且还使用了石门、砖棺床和石板等具有较高规格特征的葬具，充分预示了墓主皆为高官显宦的身份，随葬品亦丰厚多样。然而，这几座墓葬与更多的墓葬一样依然难逃被盗劫的厄运，但可喜的是仍旧在其中的四座墓葬里获得了许多惊喜和重要的发现。
（图三）西安万科城·润园二期项目发掘唐墓航拍
（图四）西安万科城·润园二期M2全景（北—南）
（图五）西安万科城·润园二期M3航拍（俯瞰）
一．M2：佛教信徒的守护
M2出土两尊鎏金铜彩绘佛教造像（图六、七），造型端庄别致，与其同样的造像一般多出于唐代寺院遗址或窖藏，但在墓葬中作为随葬品埋藏却极为罕见。经科技检测与分析显示，其大致上经历了铸造、打磨、鎏金、彩绘等四道制作工序。两尊造像均以铅锡青铜一次性浇铸而成，经打磨修整后以金汞剂在外表通体鎏镀金层，鎏金层均匀致密，鎏金技术水平较高。菩萨立像的头冠以蓝铜矿施蓝彩，背光、唇等处以铅丹和朱砂混合涂施红彩，七佛并坐像和菩萨立像的眉、眼均施黑彩，可能为墨。
两尊造像在鎏金层的“守护”下，虽历经千年，但依旧熠熠生辉，眉眼处的点点彩绘则在“金光”的映衬下，越发得引人注目。造像的体量较小，可能是为了方便携带，随身供养。菩萨立像背光的小孔和七佛并坐像各尊之间的间隙可能是用来固定造像，以便镶在小龛型佛或其他佛教器具之上，而颜料层局部的磨损性脱落也说明两尊造像在被随葬前都经过一段时间的供奉使用。
（图六）西安万科城·润园二期
M2墓室出土鎏金铜彩绘佛教造像
（图七）西安万科城·润园二期M2鎏金铜彩绘七佛并坐像
死后以两尊铸工精湛的佛像随葬，想必墓主生前定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墓主希望这两尊小小的造像，不仅能够在生前默默倾听着他的祈祷，而且也可以在九泉之下永随身侧，继续护佑他魂魄的安定。两尊佛教造像护佑的信徒究竟是谁已无从考证，今天，墓主人的尸骨虽已化作屡屡幽魂融入在了这天地之中，但其虔心奉养的两尊鎏金铜造像却穿越历史厚重的烟尘重回人间，光芒闪耀，供信众瞻观膜拜，或许也可以告慰逝者之灵了吧！祈愿这厮守了墓主人千年的匠心金光也可以庇佑他未知的子孙后代福祉延绵、健康平安吧！
二．M4：合而有别镇墓俑
M4双天井双壁龛砖券单室墓，全长24.2米，墓圹开口边长4.85米、底部边长4.65米、深约7.5米，砌成的砖墓室进深3.9米、面阔3.8米，有砖、石两道封门砌堵甬道口（图八）。第一道砖封门位于甬道内入口处，仅存东侧三层，条砖逐层丁向侧斜砌垒呈“人”字形封堵洞口，残存整砖15块，残高0.45米，条砖长32.4厘米、宽15.4厘米、厚6.1厘米，背饰竖向细绳纹。石门紧贴砖封门内侧，仅见两块门墩石及一块门槛石保持原始位置尚在，其余门扉、门柱、门楣及门额等均佚失不见，仅在填土内发现有两块门榫头及少量石门构件残块。石门各构件是用青石材雕凿而成，凡雕刻图案面均磨平抛光，其余各面则为粗糙的毛坯。各构件上雕刻有精美的图案，图案雕刻技法为减地阴线刻，门槛与门墩线刻均为装饰性的“绕枝忍冬、牡丹花卉”类图案（图九）。第二天井下东、西壁龛内出土随葬品130余件组，主要以人物俑和骑马俑为主，畜禽俑极少。
（图八）西安万科城·润园二期M4全景（俯瞰）
（图九）西安万科城·润园二期M4石门构件墨拓
需要注意的是，还有在墓室填土内清理出的大量红陶镇墓俑残片。镇墓俑是古人依据鬼神信仰、志怪奇说和丰富的想象能力创造出来的安放在墓中以求镇墓驱邪的一类明器，主要有镇墓兽、武士俑、天王俑等，各俑类在墓葬中一般多以成对出现。M4墓室中出土的镇墓俑初步确定有镇墓兽6、天王俑5件组，而这些俑类明显表现出两种风格迥异的艺术形态。
A类镇墓俑体态硕大（图一〇），镇墓兽人面者面露凶相，头顶隆起，毛发悚然，兽面者似狮面，头顶双耳耸立，两肩有鬣；天王俑身姿直立，双臂曲肘握拳前举，头戴兜鍪，身着明光甲，脚踏俯卧的牛立于底座上。
（图一〇）西安万科城·润园二期M4墓室出土A类镇墓俑
B类镇墓俑体态娇小（图一一），镇墓兽人面者头顶高髻，面部神态凶恶，蹲坐于半椭圆形托板上；天王俑两腿直立踩于小鬼背上，小鬼四肢左向仰面屈匐于横椭圆形底座上，面露愁容似作煎熬状。
（图一一）西安万科城·润园二期M4墓室出土B类镇墓俑
两类不同特征的镇墓俑出现在同一墓葬里，这种现象说明该墓里的随葬品不是一次性埋入的，极有可能是在夫妻二人卒年相隔的这段时间里，由于随葬品面貌出现了改变，在二次开墓合葬时才造成了这种“合而有别”的现象。遗憾的是，由于墓葬被盗劫较甚不见墓主遗骸和墓志，发掘过程中也未发现有明显的二次开启墓葬的痕迹。根据现已发掘的有纪年的唐墓出土镇墓俑看，A类镇墓俑略早于B类镇墓俑，而这两类镇墓俑多见于高宗至武周时期的墓葬里，再结合壁龛里随葬的人物俑和骑马俑特征综合分析，M4年代当在唐高宗时期。
另外，墓口出土有一块长1.42米、宽0.75米、厚0.11米的矩形石板（图一二），除凿痕线外再无其他雕饰。由于石板发生了位移不确定初始位置又没有华丽的雕饰，且不见其他遗迹，墓主人除配置有砖棺床外，是否还使用了石棺床或石椁类葬具便成了另一个待解的谜团。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墓主既然享有双天井双壁龛和砖、石两道封门与砖棺床等配置的葬制规格，那么其身份至少应该是官阶在三品以上的达官显贵。
（图一二）西安万科城·润园二期
M4石板与砖石封门（北—南）
三．M5：陇西望族李君茔
M5四天井四壁龛砖券单室壁画墓，全长30.4米，墓圹开口边长5.8米、底部边长4.9米、深约7.6米，砌成的砖墓室进深4.12米、面阔4.2米、残高1～1.2米，墙厚0.35米（图一三）。第二、三过洞东、西壁设置龛室，四个壁龛均被盗掘，残存随葬品60件组，以畜禽俑为主（图一四），人物俑、骑马俑与明器等极少（图一五）。甬道口砖、石两道封门皆被破坏，仅在填土内发现多件石门碎块，且有线刻人物、花卉等装饰（图一六）。墓室被毁严重，四隅残存有山石风景图壁画（图一七）。墓室西部砖棺床长4.1米、宽1.75米、中部最宽1.8米、厚0.2米，砖立沿多被揭毁，残存南端宽0.37米、高0.12米。
（图一三）西安万科城·润园二期M5李承嘉墓俯瞰
（图一四）西安万科城·润园二期李承嘉墓M5骆驼与牛
（图一五）西安万科城·润园二期李承嘉墓M5人物俑
（图一六）西安万科城·润园二期
李承嘉墓M5石门扉线刻人物
（图一七）西安万科城·润园二期
李承嘉墓M5墓室东北隅壁画
甬道东北角出土的墓志虽因残缺难觅墓主名讳，但据志文关键信息检阅两唐书等史籍推知，墓主系唐中宗朝户部尚书、襄武郡公李承嘉，以景龙四年（710）入葬高阳原，卒年60岁。李承嘉在两《唐书》中记载极少，从志铭“……卿、右衛大將軍、上柱國、隴西公寬之孫……”可知，高宗朝太常卿、上柱国、陇西公李宽即墓主之祖父，另在《元和姓纂》里载李承嘉之父李孝旻、兄李承业。李承嘉墓志载述了其一生的仕途经历和受到的皇恩荣宠，后遭贬谪，死在了转任越州长史的路上，最终承蒙皇恩眷顾而得以归葬故里。由于志文并未明言墓主卒于何年，从卒年60岁推测，其生年应在650年左右，一生主要活动于高宗和武周时期，在武则天时受到荣宠，及中宗朝官至正三品阶户部尚书职、封爵正二品襄武郡公而显赫一时。从残存有两方不同形制线刻的志盖看（图一八），推测还应有一方墓志，由于规格较小而被盗走，李承嘉墓志因其厚重较大而得以幸存。此墓或为李承嘉夫妇合葬墓，然因墓葬被盗毁较甚，墓室内未发现有墓主遗骸，是否合葬亦成了永远的谜。
（图一八）西安万科城·润园二期李承嘉墓M5志盖
李承嘉墓志中所提及的祖父李宽，其墓碑在2013年发掘出土于李承嘉墓之北直线距离约两公里的“国色天香”工地（图一九），据碑文可知，其鼻祖可追至丙氏，曾祖虬、祖明在北朝时皆封公爵，父粲自隋归唐，高祖赐姓李氏成为陇西望族。李宽在史籍里记载亦极少，仅在两《唐书》其孙李元纮本传中略载。早在200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就在距李承嘉墓西侧约1千米的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发掘了唐李恫墓，墓主字孝晟，与李承嘉之父李孝旻是堂兄弟。李宽碑文中载其有孝廉、孝俨和道广三子，而不见李孝旻，从李恫墓志中可知李宽还有兄弟等，再考证其他地区发现的李氏宗族成员墓志，检阅两《唐书》《元和姓纂》等史籍，可补其家族世系。李承嘉墓附近先后出土其父辈、祖辈等墓志碑刻，可以证实该李姓家族墓地就在高阳原上，那么，同时发掘的另外两座墓的主人与李承嘉有亲属关系也并非没有可能。李氏系出陇西名门望族，世代人才辈出，李宽碑即由与李承嘉同辈的道广之子李元纮于开元16年（728）所立，而李道广与李元纮父子皆位至武周朝、玄宗朝宰相，荣宠无比。
（图一九）唐太常卿上柱国陇西公李宽碑出土位置
四．M6：权贵者专属葬制
M6三天井双壁龛砖券前、后双室壁画墓，全长41.1米，墓底距现地表深约7.8米（图二〇、二一）。墓道长15.3米、宽1.5～1.7米，东、西两壁从距开口南端水平长约4.5米处开始，在修整平滑的壁面上抹刷一层厚约0.02～0.04厘米的白灰浆墙皮绘制壁画，不见麦草泥地仗层。东、西两壁南段分绘云气缭绕的青龙、白虎奔行图，北段壁面对称绘制仪卫图（图二二）。
（图二〇）2017西安万科城·润园二期M6开口俯瞰
（图二一）2017西安万科城·润园二期M6全景俯瞰
（图二二）西安万科城·润园二期
M6墓道东壁四人执戟仪卫图
从墓道西北角残存壁画观察，北壁原应绘制有阙楼图。天井宽大，呈南北向梯形，口大底小，开口长2米、宽1.3～1.5米，底长1.8米、宽1.65～1.7米。前、后室修筑方式为先在地表开挖近方形“斗”状墓圹，深约7.2米，再在墓圹底砌筑砖室，两墓圹间凿挖土洞砖砌过道连通墓室。前室墓圹开口南北长3.65米、东西宽3.9米、底部南北长3.25米、东西宽3.45米，砌成的砖墓室呈弧边方形，进深2.55米、面阔2.43米、残高0.78～1.2米、墙厚0.17米（图二三）。后室墓圹开口南北长4.9米、东西宽5.2米、底部南北长4.55米、东西宽4.7米，砖室盗毁近乎不存，进深3.68米、面阔3.8米（图二四）。
（图二三）2017西安万科城·润园二期M6前室（东—西）
（图二四）2017西安万科城·润园二期M6后室（东北—西南）
前、后室均不见墓主遗骸，后室砖棺床盗毁无存。该墓前甬道口除了砌堵有砖封门外，还有石门，仅存一截门榫头，其余构件去向不明。出土随葬品127件组，主要在第三天井下东、西壁龛内出土泥质红陶俑类119件组，以人物立俑、骑马俑为主，禽畜俑极少（图二五、二六），后室填土内出土两件青瓷四系罐（图二七）。根据随葬品特征分析，墓葬年代应在唐高宗时期。
（图二五）2017西安万科城·润园二期M6西壁龛
（图二六）西安万科城·润园二期M6笼冠骑马俑
（图二七）西安万科城·润园二期M6青瓷四系罐
在唐代，一般品官即使是正一品，只要没有皇帝的特许，也是不能兴建使用双室砖墓的。高宗、中宗、睿宗时期墓葬等级制度严格，关中地区出现双室墓葬，有其特殊的政治背景。M6全长超过40米，墓葬规模较大，从墓道两壁北段各绘四人执戟仪卫图和使用有石门配置分析，墓主官阶当在三、四品之间。结合墓葬整体规模与天井、壁龛等相关配置与已发掘的双室墓参照对比，M6更接近于康文通墓规模（图二八），而与太子、亲王、公主及二品以上勋官等葬制相差甚大，但又大于双室土洞墓规模。康文通虽然只是武周时期的处士，但其系出豪门望族，德才兼备又高寿而亡，享用双室砖墓配置可能来自皇室褒赠。综合以上推断，M6墓主至少应为出身望族的有识之士，或者是三、四品左右的职官，可能因懋绩功勋受到皇室嘉奖，得到了皇帝的敕许才敢使用双室砖墓，否则在天子脚下、有司监管中公然越制营墓是要受到严厉制裁的。
（图二八）武周万岁登封元年（696年）康文通墓
该墓是自2003年发掘唐皇室贵胄陇西郡王李博乂夫妇三室合葬墓（图二九）以来高阳原墓地发现的第二座规模较大、葬制较高的唐代勋贵墓葬，现关中地区发掘此类前、后双室墓葬不超过30座，主要集中发现于高宗初年至玄宗开元时期，是李唐皇室成员或勋臣贵戚使用的一种特殊的墓葬形制，分为双室砖券墓和双室土洞墓两类，双室砖券墓还可以细分为前小后大式和前后基本等大式。唐代双室墓葬主要流行于李唐王朝与武周政权前后转换的特殊时期，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是专政者们为稳固其统治地位相互斗争而采取的一种笼络仕宦人心的政治手段。最初的双室砖墓由单室砖墓改建而来，可能是礼制创新的结果，在高宗、武周时期得到迅猛发展，中宗朝双室砖墓成为平反昭雪的工具，随着李唐政权趋于稳固，双室墓在开元末年前后逐渐退出唐墓形制序列。
（图二九）唐陇西郡王李博乂夫妇合葬墓
五．按：名门之后生死劫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发掘的M4、M5和M6三座墓葬虽然都遭到了严重的盗掘破坏，但其共有的特点是石门毁坏仅存零散残件、砖室几乎被毁不存、铺地砖及棺床砌砖被揭、完全不见墓主遗骸，惟有随葬品或墓志尚存，这些现象与唐昭容上官氏墓被毁如出一辙（图三〇），其破坏程度不似单纯的盗墓攫物所能及，因此判断这几座墓葬也应是“官方毁墓”所致。所谓“官方毁墓”，是指皇帝亲自命令和有司按惯例处理，是一种政治行为，以示区别零敲碎打的个人破坏墓葬的行为。那么，这三座墓葬究竟是何时被毁，又因何被毁的呢？遗憾的是，只有M5幸存有李承嘉墓志，可窥探出其墓被毁的时间和缘由，其余两座墓葬因为没有墓志佐证，所以其被毁的时间和原因已无从考究。
（图三〇）上官婉儿墓室被毁情况
通览李承嘉墓志铭可知，其一生主要活动于高宗和武周时期，卒于中宗朝。此时正值武周政权回转李唐王朝的特殊时期，前有“神龙革命”，后有“唐隆政变”。最高统治者出于威慑政治对手的动机，自武则天至唐代宗朝的一百余年间里，“官方毁墓”的现象最为集中和突出，其被毁者多为当朝重要的政治人物。李承嘉在武周朝受到武则天青睐，得赐“恕十死”的荣宠，及至中宗朝，因镇抚朝野、安定时局之功，官至御史台大夫、户部尚书等职，再度受到“赐铁券、恕十死”的殊荣，可谓风光无限，其极有可能也参与了神龙革命，有拥立中宗李显复位之举，从而成为中宗朝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
李承嘉在两唐书里无传，但散见于唐中宗时代的人物传记里。中宗才能平庸，自他登基后，朝政中“五王”与韦、武势力一直水火不容。为缓解二股势力的矛盾，同时也为了褒奖拥立他复位的功臣，在神龙元年五月，中宗“以张柬之等及武攸暨、武三思、郑普思等十六人皆为立功之人，赐以铁券，自非反逆，各恕十死”。时武三思恃权专政，忌惮五王威望，为了干掉这些复辟功臣便设了一个套儿，秘密令人将韦皇后淫乱的秽行添油加醋张榜公布于洛阳最为繁华的天津桥，要求将韦皇后废掉。唐中宗不能容忍有人诋毁他亲爱的结发妻子，闻之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一定要彻查严惩。李承嘉附会武三思，按照武三思安排，奏言：“桓彦范与敬晖、张柬之、袁恕己、崔玄暐等教人密为此榜。虽托废后为名，实有危君之计，请加族灭。”此事成功之后，中宗擢授承嘉金紫光禄大夫，进封襄武郡公，韦氏又特赐承嘉彩物五百段、瑞锦被一张，这些记载在李承嘉墓志里均可得到证实。然而好景不长，景龙四年（710）六月中宗遇毒崩逝，韦后扶温王李重茂登基，改元唐隆，意欲临朝摄政，并将领南北衙禁卫军交与韦家子弟统领，从而激化了李氏皇族与韦、武势力之间的矛盾。其年七月，临淄王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于长安城内共同发起一场宫廷政变，李隆基以禁军杀了韦后、安乐公主，并彻底剿灭韦氏集团，即位不足一个月的李重茂退位，李旦复辟为唐睿宗。睿宗践祚，即“以三思父子俱有逆节，制令斫棺暴尸，平其坟墓”，同时又下诏为枉死的“五王”平反，恢复官爵。作为武三思党羽的李承嘉在谋杀“五王”冤案中干系重大，难辞其咎，既然已毁武三思父子墓，那么同时毁掉李承嘉墓也在情理之中。可以推测，李承嘉墓之毁与武三思墓被毁当在同时，即睿宗复辟后不久。
纵观李承嘉一生，“公始為貟外，中為郎中，終為尚書”，因“鎮撫之重，翳公是頼”成为中宗朝肱骨之臣，显赫一时，却也由此开始转入人生的低谷，暮年遭贬外放，终落得个“霧露成疾”殒命天涯的下场，真可谓宦海沉浮，世事难料！李承嘉生前虽两得皇家赐赠免死铁券、采物瑞锦的殊荣，却也饱受颠沛流离、客死他乡的凄苦。死后承蒙皇恩降制并还官爵，从而得以归葬故里，但身处李唐王朝特殊的政治环境中，终究还是摆脱不掉墓毁骨摧的悲切结局。这种命运既是他身陷政治泥潭的无奈之举，更是对其趋炎附势残害忠良的惩戒。
神龙政变
神龙政变，是神龙元年（705）以宰相张柬之、崔玄暐等大臣为首发动兵变，诛杀张易之、张宗昌兄弟，逼迫女帝武则天退位，拥立唐中宗复辟的事件。旧唐书《唐中宗李显本纪》：“神龙元年正月，凤阁侍郎张柬之、鸾台侍郎崔玄暐、左羽林将军敬晖、右羽林将军桓彦范、司刑少卿袁恕己等定策率羽林兵诛易之、昌宗，迎皇太子监国，总司庶政。大赦天下。……乙巳，则天传位于皇太子。丙午，即皇帝位于通天宫，大赦天下，唯易之党羽不在原限。”李显即位后，复国号为唐，武周朝终结，因为有改朝换代的因素，所以神龙政变亦称“神龙革命”。事后，中宗为表彰张柬之、崔玄暐、敬晖、桓彦范和袁恕己等五位复辟功臣，分别册封他们为汉阳郡王、博陵郡王、平阳郡王、扶阳郡王和南阳郡王，因此这场政变又称“五王政变”。
本文转载自《大众考古》2018年第10期，略有删改。
输
本文作者邢福来、张锦阳、苗轶飞
邢福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张锦阳，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一级技工
苗轶飞，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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