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州到洛阳,刺向汉王朝的致命一箭,飞了三百年

在汉代,人们也习惯于将天下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州,而其中的西州在汉武帝之前主要指西南以及巴蜀地区,在汉武帝之后,随着汉朝西北的拓殖,西州的含义也延伸到了凉州乃至朔方地区。作为汉王朝的西部边陲,西州却对汉朝的兴衰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甚至在最后时刻,给了汉朝致命一击,直接导致了汉朝的衰亡。然而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西州的隐患其实在汉武帝“移民实边”之时就已埋下,其后西洲叛乱不断虚耗汉朝国力,直至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董卓率西凉军进入洛阳把控朝政使大汉王朝从此名存实亡,从西州到洛阳,刺向汉王朝的致命一箭,飞了三百年。

西州局势的变更:从羌土到汉疆

通常我们说起汉朝的边患,首先会想起匈奴。在汉朝存在的数百年里,与匈奴之间的战争几乎持续不断。但除了匈奴之外,西北地区还有一股游牧民族的势力威胁着汉朝的边陲安全,那就是羌人。

《四夷传》曾记载:“西羌本自三苗,舜徙之三危,今河关西南羌地是也。”这说明,羌人与汉族之间的联系有着比较久远的历史,而且这段历史并不宁和,反而充斥着战争的血腥。“以为奴隶

隶”、“西逐诸羌”,这些字眼都表明在早期的汉羌民族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冲突。

而到了秦汉之际,随着中央政权的建立,汉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矛盾日益激烈,而羌人同时又和匈奴人相勾结,袭扰汉朝的边疆。汉武帝在打击匈奴势力的同时,也对羌人发动报复。为了防止羌人和匈奴人互相勾结,汉武帝发动战争,占领了羌中地区。

这场战争改变了西州地区的局势,一方面是部分羌人被汉武帝赶出了该地区,汉武帝在此修筑城塞,进行屯垦,设置官吏进行管理,使得该地区成为汉土;另一方面是匈奴与羌人之间的联系因此被斩断,羌人被阻隔在河湟以南,使得双方无法再协同入侵。

在武力征服之后,汉武帝又对该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实边”,通过政府组织屯戍、流徙等手段,将数十万百姓迁入该地区。伴随着该地区的社会稳定以及生产发展,人口大量增殖,到平帝元始二年,朔方刺史部人口就已经到达了一百八十八万余,而凉州人口达到了一百零七万余,整个西州的在册人口达到了近三百万。

人口的增长促进了西州地区的繁荣,使得该地区一度成为汉朝的又一经济中心,其中的凉州更是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三大城市。《汉书·匈奴传》记载:“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菞庶亡干戈之役”,足见当时的繁荣。

但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消弭当地的社会矛盾,该地区的社会矛盾以民族矛盾最为尖锐。因为该地区本来是羌人的家园,汉族依靠武力优势,武装驱逐羌人,侵占其生存空间;大量迁徙人口,弱化本地居民的影响力,达到实际控制西州的目的。汉朝在西州创造的繁荣,不能掩盖当地的原住民受压迫的事实。

羌人部落众多,各自为政,叛服无常,难以管控,而一旦出现叛乱,汉朝政府往往以暴力手段强行镇压,却不解决实际问题。由于西汉王朝武力卓绝,边军强悍,因此这一方法虽然粗暴,但的确能保证西州地区的稳定。

但西汉之后,在光武帝时期,一方面由于都城迁移,洛阳远离西州,羌人问题显得不那么迫切。因此,东汉政府援用旧例,一有叛乱,即行镇压,羌人的威胁在此时并不显著;另一方面,光武帝为了确保政权安全,实行“强干弱枝”的政策,削弱地方武力。《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武备的废弛为后来羌乱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新势力的出现:羌民与豪族的密切联系

历经西汉百余年的经营,西州地区的政治局势已有巨大的变化。因为自汉武帝以来,大量迁徙内地百姓进入西州地区,经营河西。而这些移民在西州历经百余年的发展,早已落地生根,并分化形成了地方势力。

在东汉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豪族势力,在西州社会同样存在。西州的豪族大多数都是由内地迁徙而来,因为文化、经济以及血缘宗族的影响,他们能够迅速在新地方站稳脚跟,并成为新豪族。而这些豪族,身处西州,以其巨大的影响力,与当地各路势力都有牵连。尤其是本土化之后,与当地羌人的联系也十分紧密。

这样一股势力的产生对西州地区的政治局势产生重要影响,尤其在两汉之际,当地豪族逐渐与割据势力相勾连,影响最为巨大的就是隗嚣、卢芳、窦融三股势力。这三股势力的出现,证明西州地区的社会发展已经到了能支撑地方割据的地步,但距离与中原地区的豪族抗衡,还有一定差距。

但西州豪族的优势在于与“羌胡”的联系密切,因此能迅速召集起一支“精于骑射,骁勇善战”的劲旅。《后汉书》载:“初王莽世,羌虏多背叛,而隗嚣招怀其酋豪,遂得为用。”汉人豪族与羌胡的结合使得西州地区的社会风俗也呈现羌胡化的特征,随着汉光武帝逐渐收服西州地区,这样一支地方势力被纳入东汉王朝的统治之下。但地方势力与民族势力的交织注定了这一地区具有不稳定的天然条件。

在西州的三股势力中,最为成功的窦氏家族归附汉朝,窦融的从兄子窦林被任命为“护羌校尉”。护羌校尉是汉朝设立在该地区的军政长官,秩同两千石,职位显赫。之所以任命窦氏子弟就是看中了窦氏在西州多年经营,根基深厚,威望颇高。

因此,窦林一上任就吸引了大量的羌人归附,西州由此安宁。但朝廷同时又忌惮于窦氏在西州的威望以及西州本身的难以控制,担忧窦林权重难制,因此明帝将窦林又下狱处死。窦林死后,羌地叛乱重起。但汉明帝的态度极为漠视,在安排郭襄继任护羌校尉之后甚至废除了护羌校尉一职。可见,相比于地方叛乱,汉明帝更在乎自己的地位是否巩固。

西州势力的崛起:从“凉州三明”到“四头政治”

此后的时期里,东汉政权与羌人的斗争一再激烈,边患不断升级。而因为中央政府在对待西州地区豪族与羌人的联系这一问题上的过度提防,使得西州豪族在朝廷的打压之下渐趋衰落,在面对羌人叛乱的危机面前,西州本土力量一不能斡旋调停,二不能组织防御,加剧了西州乱象。

而主管地方的西州长官,早已是中央由内地直接派遣,但这些内地官员在对待西州战事问题上既无此力,也无此心。

面对战事的升级,东汉朝廷一方面放弃了旧的以步兵为主的战略,开始组建精锐骑兵来对付擅长骑射的羌兵;另一方面启用西州本地的军事人才与武装力量。而对西州本地人才的启用,使得西州将领主导了平羌战场,促成了西州武力的崛起,使其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走上历史舞台。

“凉州三明”是最早在平羌战场崭露头角的。所谓“凉州三明”是指皇甫规、张奂、段熲三人,因此三人的“字”中都含有一个“明”,因此得名。凉州三明均起于仕途,早年被征辟入仕,因为卓越的军事才能而逐渐担任平定羌乱的重任。又因为他们都是西州本地人,对当地的山川地理以及风土人情都十分了解,再加上体恤士卒,因此深受当地士兵信任,其军事成就因此远迈之前外调而来的将领,平羌战争一路推进,“西羌于此弭定”。

但因为这场战争,西州本土士人重新被启用,其又在西州士兵中树立了极高的威望,而西州人又十分重视地域认同,使得西州兵团再次成为威胁中央安全的重要隐患。汉桓帝也意识到了西周势力膨胀的威胁,因此将凉州三明一一调离西州。凉州三明的时代就此结束,西州武装力量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也随之告终。

但随后,黄巾大起义爆发。朝廷为了平定起义,调用西州力量平叛,董卓和皇甫嵩拔擢而出。同年冬天,羌胡与西州豪强力量勾结反叛,朝廷不得不重用西州武力。董卓因此被调回西州,并因为这场战争积攒起自己的威望,成为西州军中的实权人物。

随后,汉廷内乱,董卓的有一个人生际遇来临。董卓兵入洛阳,废立皇帝,操控朝廷,使得西州兵团的势力达到鼎盛。但董卓随后被汉族士大夫设计诛杀,西州军团的第二个发展阶段随之结束。

随后的局面是并凉分裂,李傕、郭汜、樊稠、张济反攻长安,控制朝政,形成“四头政治”,并和韩遂、马腾势力和解。但好景不长,这个脆弱的军政联盟迅速破裂,四头政治在互相残杀中瓦解,韩遂马腾被曹操离间而分裂,整个西州势力都被曹操消灭。

西州集团起源于秦汉之际的民族问题,并在西汉后期的羌汉合流中形成一股强大的地方势力。中央在处置这一地方问题时的举措不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导致了“羌乱”问题持续数十年,虚耗东汉国力,加速了黄巾起义的爆发。而东汉朝廷在中央与地方问题上的控制失衡是西州问题始终困扰中央的重要原因。范晔曾说:“惜哉寇敌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汉朝正是在这样的长期虚耗中,损伤了自己的国力,反而使得西州势力坐大,最终给了奄奄一息的东汉朝廷致命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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