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泉州刻书

泉州素有“海滨邹鲁”之誉,刻书历史悠久,宋代就成为仅次于福州建阳的又一个重要刻书地区(泉州傅金星先生有一种说法:泉州的雕刻业可上溯到唐末,最初由盖印和拓石两种方法相结合而逐渐发展起来)。泉州开元寺藏经阁所藏的《大藏经》数百本,即为北宋靖康年间(1126~1127)的木版刊本,虽然刻工是否泉州人还难确定。而据原世代从事刻印业的今丰泽区田庵村相传,田庵村从事刻印业的一世祖洪荣山,师从理学大师朱熹学习金石镌刻手艺。绍兴二十三年(1153)起,朱熹到泉南任职,就将洪荣山带出来,定居于田庵村。初镌刻私章,逐渐发展到木刻乃至书版。随着文化的兴盛,操这技艺的人日渐增多。田庵旧俗,每当农历二十五日,家家必办筵席,奉上刻“祖师朱文公”木牌,轮流祭祀。二月十五日为释迦牟尼涅槃的日子,开元寺又是朱熹曾经出入的佛门胜地,洪氏族人乃于二月十五日祭祀“祖师朱文公”。

南宋乾道(1165~1173)、淳熙(1174~1189)、嘉定(1208~1224)间,泉州地方官府、私人和书坊都在大量刻书。

乾道二年(1166),韩仲通刊宋孔传《孔氏六帖》30卷于州学。书前韩仲通序说:“绍兴之初,书始成。余守泉南,集此邦儒士相与校雠,刊于郡庠。”淳熙八年(1181),州学又刊宋程大昌所撰、绘、经宋孝宗御览称“精博”的《禹贡论》2卷及《后论》1卷、《山川地理图》2卷。《四库全书总目》称誉程书“援据厘订,实为博洽,今注《禹贡》者,终不能废其书也。”因为需要刊刻的是这样一部有来头的书,州学教授陈应行邀请泉郡名工,精心刻印。由于镌刻精绝,书一出版,声誉鹊起,被称为“纸墨精莹,如初榻黄庭,光彩照人,洵为宋刻本中之杰作。”此书每半页12行,行22字,白口,左右双边,框高19.1厘米,广12.1厘米。版心下有龚遂、陈禾、叶志、张寸等刻工姓名。原图以青色为水,以黄色为河,古今州道郡县疆界皆画以红色,“旧说之末安今皆识之”者,以雌黄线标出(见自序)。泉州郡庠刊刻时,因尚无套色,但已是世界上最早有确定刊印年代的第一部印刷地图册。尽管此书是据旧说而画,非实测得来,图中有许多方位、分率都不太准确,但已世所罕得,仅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有宋泉州初刻原印本,是研究地理学史的重要文献,也是研究福建印刷史、版画史、科技史的珍贵实物资料。宋淳熙八年(1181),泉州州学又刊宋程大昌《演繁露》16卷、《续演繁露》6卷。而在此前,泉州州学还于淳熙四年(1177)刊宋沈与求《龟溪集》12卷,书名题《沈忠敏公龟溪集》。

淳熙九年(1182),任职泉州的胡寅之子胡大正在温陵中和堂刻胡寅《读史管见》80卷。序称是书前无刊本,淳熙九年为最初刻本,每半页12行,行22字。所惜罕见流传。

淳熙十年(1183),泉州公使库刻宋司马光《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传家集》80卷。卷末题,泉州公使库印书局淳熙十年正月内印造。

宋泉州提举市舶司也曾刻书。南宋所刻书有幸保存至今的是《王状元集诸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25卷,存14卷。每半页11行,行19字。注双行,行25字。细黑口,左右双边。目录及卷一标题次行署“前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赠太师谥文忠公苏轼”。王文与注解凡语涉宋帝上空一格,避宋讳咸缺末笔。目录最后一页末行落款“泉州提举市舶司东吴阿老书籍铺印”。该书刻印俱佳,傅增湘称赞:“字体秀丽,锋棱峭露,为建本之致精者。”泉州市舶司本现存14卷,起于“纪行”,止于“菌覃”。卷首附有东坡图,傅增湘记该书图“衣帙签题备极雅丽,写东坡像于卷首”,可惜6幅东坡图像均已失传。傅氏所藏泉州市舶司本今归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将此书仍作为一部完书珍藏并著录,保存傅氏藏书原貌。

宋嘉定元年(1208),宋李纲之孙大有在提举市舶司干办公事任上,在郡守章颖和尚书郎赵德甫资助下,鸩工锓木,刻李纲《梁溪集》180卷及《附录》6卷,次年告竣。

宋嘉定十二年(1219),泉州知州真德秀于郡斋刊宋朱熹《资治通鉴纲目》59卷。是书主要据司马光《资治通鉴》增损(隐+木之底)括而成。体例仿《春秋左传》,大书以提要者为纲,分注以备言者为目,纲如经,目如传。纲朱熹自作,分注命其弟子赵师渊写成。创立了纲目体裁,对史书编纂具有较大影响。半页8行,行17字,大小同。左右双边,版心双鱼尾。上记大小字数,下记刻工姓名。用纸考究,纸背铃有“金粟山藏经笺”朱印。

泉州宋时属县也多有刻书业。著名的安溪县在嘉定前就有专门的印书局,嘉定(1208~1224)前后,印书局刊刻了数量众多的图书。乾隆《泉州府志》载宋代安溪县刻书称:“印书局,在县治大堂之右。宋嘉定间,陈宓为令,刊司马温公书议、唐人诗选于此。后令周珒刊《西山仁政类编》、《安溪县志》、《竹溪先生奏议》、《庚戌星历封事集录》、《后村先生江西诗选》、《张忠献帖》、《陈复斋修禊序》、《文房四友》、《王欧书诀》等书。”南宋间,南安刻有唐秦系《秦隐君集》。淳熙十六年(1189)又刻宋莆田方崧卿《韩集举正》50卷及《外集旧正》1卷,刻印称佳,纸墨精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其考证颇详。

晋江惠安永春等县学宫、私人也曾印过数量不等的书籍。有堂记、坊号的如仪顾堂、士礼居等。印刷的书籍,有读书应试所需的“四书”、“五经”、“诸子”、《楚辞》;有民间需要的《居家必备》、《通书》、《春牛图》;有名家专集,如唐《欧阳詹文集》,宋《蔡忠惠公文集》、《沈忠敏公龟溪集》、《梁溪先生集》、真德秀《心经》等;有小说、戏曲,如《荔镜传》、《四美记》、南音歌曲等;还有名家画版帖。

由于海上贸易的兴盛,所刻书籍通过海运远销海外。当时连建阳刊刻的图书也从泉州运往高丽等地,很受海外人士的欢迎。

元代,泉州有儒学、书院、私家及寺院等刻本。今丰泽区田庵村前此一部分经商的人也全部弃商就艺,从事刻书业。元时泉州有10多所书院,由于书院官学化,几乎所有书院都曾刻书流传。书院刻书质量一般高过坊刻。而元代寺院刻书中,以元初福建道泉州路在城护国水陆禅寺印造的水陆大藏经在福建寺院刻书中规模最大。元大德八年(1304)至大元年(1308),泉州水陆专用福州开元寺《毗卢大藏》经版印造寺大藏经。当时距初刻已近200年,大藏经版辗转至泉州水陆寺募印时已有许多损版。水陆寺怀仁、法崇、希穆、妙惠、妙恩、慈德等僧广募善缘,“印造毗卢法宝大藏经文”,经过约5年的努力,终于完成全藏6000多卷的补版印刷大工程。印成的数部大藏经,每卷均钤上“水陆寺大藏经”的长方形大戳,存放寺内,以供众披读,广为传播。不幸的是,水陆寺戒堂、法堂于元至正十年(1350)灾毁,所存大藏经大多毁失,流传下来的残卷极少,县文献无载,致使元初泉州如此大规模的一次刻印大藏经活动湮没无闻。所以人们长期不知道泉州水陆寺曾经刻印过《毗卢大藏》的史实。

明代,福建刻书鼎盛。府县争相刊印书籍,所刻除经史典籍外,多为本地地方志和乡邦文献。泉州府即先后编纂、刻印了嘉靖、隆庆、万历3部《泉州府志》。在万历《泉州府志》并及嘉靖乙酉志序、隆庆戊辰志序中,留名刻工就有:张英、沈春、余宇、蔡元、杨林、范炤、叶荣、刘显、郭良、蔡俊、陈六、王朋、蔡干、林恩、林冲、陈仕、郭正、陈选、李文、叶冬、蔡一、李龙、谢圣、庄斌、蔡进、吴钦、李旭、李标、叶寀、郭才、李任、黄四、吴宪、谢春、许玄、孙、蔡二、郑显、吴璘、李智、范于、张孙、陈桓、洪朋、蔡六、庄武、吴东、胡三、谢三。

此外,弘治年间(1488~1505)泉州知府吴克明还捐俸刻欧阳詹《唐欧阳先生文集》8卷,万历元年(1573)泉州府同知丁一中刻《温陵留墨》3种。在明万历间周弘祖所编纂的一部全国性书目《古今书刻》中,收有泉州府书刻5种。各地儒学、书院、盐运司等也间或刻印书籍。书坊在沿用传统雕版印刷的同时,还采用新兴的铜活字印书。

明代“书皆可私刻”,私家刻书的风气也很盛。正德十六年(1521),葛志贞在泉州刻蔡清《虚斋蔡先生文集》。嘉靖三十七年(1558),泉州翰墨余香堂刻有《泉南新刊古板大字小学史断》2卷。而一些乡贤的著作还在外地刊刻过。建阳詹圣泽即曾刊刻过《新刻李太史释注左传三注旁刻评林》7卷(东阁大学士李廷机所作)。

清代,泉州府、永春州官、私、坊刻比较发达,理学著作与乡邦文献的刊刻是主要内容。乾隆年间(1736-1795),泉州知府怀荫布即主持编纂、刻印了160多万字的《泉州府志》。晋江、南安、惠安、安溪等泉州府属县与永春州及其属县刊刻了一批志书。金门也于光绪八年(1882)在浯江书院刻了16卷《金门志》。

乡贤著作刊刻中,蔡氏族人刊刻的12部本族先贤遗集尤为著名。蔡廷魁(援例捐刑部郎中)雍正十二年(1734)出资刻蔡襄《宋端明殿大学士蔡忠惠公文集》36卷及卷首1卷。此书在搜罗宋明各种版本的基础上,由徐居敬参校并附录徐(火+勃)编、宋珏增补的《宋蔡忠惠公别纪补遗》2卷,各卷卷端均有“清裔孙仕舢诒霞甫、廷魁经五甫校梓”一行,版心下刻其室名“逊敏斋”3字。乾隆六年(1741),蔡廷魁又访得明正德十六年(1521)葛志贞辑刻的蔡清《蔡文庄公集》,仍延清徐居敬重新编校付梓,增入蔡清佚稿数篇,并附录蔡清事迹及有关传序文,内容较前刻更加完备。道光二十六年(1846),蔡应魁倡首校刊,安平蔡氏宗裔集资,刻明蔡道宪《蔡忠烈公遗集》6卷。此外,清代泉州刊刻先贤遗书的还有:康熙四十五年(1706),欧阳晄刻族祖欧阳詹《唐欧阳先生文集》8卷。乾隆三十三年(1768),涵口村陈氏家祠刻明陈琛《紫峰陈先生文集》13卷。该书版后散落泉州城一陈姓人家,光绪十七年(1891)陈钦尧以重金赎回,补其阙失,重刷印行。尤垂青于乾隆年间辑明成化至崇祯蔡清以下132位泉州人参加乡、会试所作的制义,共得273篇,汇为《温陵先正文集》,刻以行世。光绪九年(1883),泉州二铭山馆刻陈澍辑《螺阳文献》20卷。道光二十二年(1842),祖籍泉州府同安县人、曾任四川曾督、致仕后定居泉州城的苏廷玉,在福州刊刻的先祖宋魏国公、著名科学家苏颂《苏魏公文集》,也是一部很重要的书籍。文集收录了苏颂除《新仪象法要》以外的文字,共72卷,依次为诗14卷、册文及奏议6卷、内外制诰16卷、表启14卷、碑志行状13卷、记序、书札及杂著9卷。该集系苏颂幼子苏携于南宋绍兴九年(1139)编成,流传不广。据载曾有宋刻和明刻,现已失传。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鲤士恭进献家藏即有此书,但未知何种版本。苏廷玉道光十年(1830)任职苏州时曾刻苏颂长孙苏象先所撰《魏公谭训》10卷,又以《苏魏公文集》的宋刻本失传,乃从杭州文澜阁借抄一部,道光二十二年(1842)于福州交曾任刑部云南司主事的惠安人陈金城校刻。陈金城借陈寿祺旧藏两部钞本参与考订,内容比四库本略多(文1篇、诗4首),文字也颇有差异,但更接近原本。陈金城在校订原文后,又编目录2卷,并辑该书历代序跋以及苏颂传文等弁于简端。该书目录末署校者姓名9人,实际上多为挂名,仅陈金城出力最多。苏廷玉的《重刊先魏公文集后跋》一文也出自陈金城之手。苏廷玉还在福州重刻《魏公谭训》,刊刻苏颂《新仪象法要》3卷、明苏溶《生生篇》4卷、官献瑶《石溪读周官》6卷等。这些书的刻版均于咸丰二年(1852)运回苏廷玉在泉州通政巷的府第。

清泉州刊刻当代人著作也不少。道光二年至十年(1822~1830),李维迪辑刻其高祖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的《榕村全书》。李光地著作很多,但他在世时只刊刻过几种,且流传很少。全集是他去世后由其后代刊刻的。在《榕村全书》刊刻前,李维迪的祖父李清植曾于乾隆元年(1736)辑刻《李文贞公全集》,收入李光地的著述30种149卷。同时附刻李光地的儿子李钟伦著作3种和他自己的《淛嗳存愚》。《李文贞公全集》流传至今的只有五六部。李维迪辑刻的《榕树全书》共收入李光地著作35种190卷,也附刻李光地子孙的著作,计有李钟伦4种、李清植2种、李清馥3种、李宗文1种。此刻多为李维迪校刊,个别零种系李师洛所刻,而《榕村语录》和《淛嗳存愚》则用《李文贞公全集》本的旧版重修刷印。道光十七年(1837),惠安孙文圻、孙文垣刻其父孙珩《归田稿》6卷。道光二十二年(1842),苏廷玉刻《惕斋遗书》,收入惠安孙经世遗著3种:《惕斋经说》4卷、《读经校语》2卷、《经传释词续编》1卷,书校刊之事由孙经世的女婿陈金城主持,因苏廷玉赞以刻资,故书内均署“苏廷玉刊”。道光二十一年(1841),晋江人、我国近代著名军事科学家丁拱辰,编成《演炮图说》一书,由泉州人、御使陈庆镛出面,请精通数学、机械的山东丁守存、安徽光复等人校订后,于道光二十二年初自费刊印问世。清宣宗闻知特命进献该书,并赏给“六品军功顶戴”。为此,陈埭丁氏特制“名达九重”匾额悬于祠堂之上。后丁拱辰又根据实践效果进行修订,三易其稿,再经陈庆镛、郑复光、丁宋存等人校订,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编定《演炮图说辑要》4卷,委托泉州城洪文品会文堂镌刻行世。该书共有文50篇,图110多幅。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详细介绍西方军械技术、普及火炮火药常识的专著,对近代中国制造军火技术作出重要贡献。光绪九年(1883年),陈彦爵、陈彦禄刻印其父陈庆镛《籀经堂类稿》24卷,写刻均较精湛。

清代泉州书院也刻了一些书籍。光绪十八年(1892),泉州清源书院即刻了潘世恩辑《吕叔简先生明职篇》。

清泉州城道口街有好几家木版书坊,有辅仁堂、聚德堂、崇经堂、郁文堂、绮文局等,各自拥有经、史、子、集、说部、医书、歌、曲及其他木版。其中以辅仁堂开业最早,藏版最多。其次为绮文居、郁文堂。又次为老号的聚德堂、崇经堂。清末,辅仁堂因家庭分产发生争执而关闭,聚德堂崇经堂不久也因经营不善相继歇业,所藏书版多被郁文、绮文二坊购去。郁文堂收购辅仁堂旧版最多,在此基础上增设经文一肆,扩大营业规模。除用旧版印书贩卖外,也刊刻一些书籍,如日用参考书《居家必备》等。但该书坊所刻书以话本小说最为著名,如《说岳全传》、《平闽全传》、《粉妆楼全传》等。《平闽全传》6卷52回,无名氏撰,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此书演杨文广平闽故事,内容十分荒诞,且夹杂方言,非漳泉人不能解,作者必为闽南人无疑。取士之文废八股,改用经义、史论、时务策后,郁文堂又新刻若干经义史论诸书及科岁试、乡试的试艺闱墨等以应时趋。绮文居在购得几家书坊的旧版后,也增设珠玉楼,印刷《四书备旨》、《礼记》等书出售。绮文居也有刻书,如光绪十年(1884)刻张锡捷辑《较正官音仕途必需雅俗便览》3卷等。此外,泉州还有一家名为“允寿堂”的书坊,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刊刻了《新文双金印》、《新编跋马曹》、《新编斩文雄》等福州评话。而洪潮和传授其后代历法,经常每一年份,由其裔下的长房和三房的“继成堂”,各自编著巨本《通书》、大量《历图》,刊刻木版印行。另外还有专为刻印“劝善”书籍的家庭作坊,以个人为坊号的林雅坤,逐年都有新刻版本。总之,从光绪到宣统年间,田庵、淮口、后坂的刻版业务,还是相当繁荣的。

清代福建的刻工以泉州洪氏、施氏和福州吴氏工匠最为著名。泉州刻工多聚居在涂门外的田庵、后坂、淮口3个村。据乾隆《泉州府志》和乾隆《晋江县志》等文献记载,至清中叶以后,3村的雕版工人还有300多人,有的全族人从事雕业。田庵为洪氏刻工的聚居地,后坂为施氏刻工的聚居地。清代泉州所刊刻书籍多出自施、洪二姓工匠之手。施俊章刻黄任《鼓山志》(乾隆二十六年、1761)。施高爵刻《泉州府志》(乾隆二十八年、1763,清代刻工在所刻书籍内一般只注明匠首的姓名,不像宋、元、明刻书多在版心注明各页的具体刊刻者姓名,乾隆《泉州府志》篇幅大,达160多万字,故施高爵应是匠首,参刻者不只他一人)。施志锐刻陈琛《紫峰陈先生文集》(乾隆三十三年、1768)。施必明刻杨魁植《九经图》(乾隆三十七年、1772)。施大侃刻朱尔绳《易经大全会解》(乾隆末年、1795)、陈龙标《周礼精华》(嘉庆十一年、1806)、聂铣《近科新策约选》(嘉庆十五年、1810)。施唐培放慢孙珩《归田稿》(道光二十年、1840)、吴淑《重订事类赋》(道光年间)。洪文品刻汪远涵《建阳诗抄》(道光十年、1830)、丁拱辰《演炮图说辑要》(道光二十三年、1843)。洪文畅刻《四书补注附考备旨》(道光二十六年、1846)等等。一些刻工还支援过福州地区的刻书。清同治五年(1866),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礼聘名士,访求康熙版《正谊堂全书》之完本,重加校勘,督工刊刻。全书收书68种,共计534卷,“悉招福州及泉州涂门名匠解刻”,并要求“领刻匠人应立限状,日刻一万字,不得延迟。”

除刻版印书外,清代福建刻木活字印书的人也不少,其中以泉州龚显曾、黄谋烈最为著名,流传至今的印本最多,将木活字称为“子版”,也是他们的发明。龚显曾,字咏樵,同治二年(1863)进士,一生“嗜金石文字”,“喜搜辑乡邦文献”(民国《福建通志》总卷39《文苑传·清》)。出于爱好,他于同治十三年(1874)“与同年黄佑堂仪部约各刊子版,刷温陵先正遗书”,名曰《亦园子版书》。龚显曾木活字印本有:清陈庆镛《籀经堂集》16卷(同治十三年、1874),宋曾慥《高斋漫录》1卷、《高斋诗话》1卷(同治十三年),陈棨仁、龚显曾辑《温陵诗纪》20卷(光绪元年、1875),郭尚先《芳坚馆题跋》(光绪元年),自著《亦园脞牍》8卷、《亦园续牍》2卷(光绪四年、1878),许祖淓《聊中隐斋遗稿》2卷(光绪四年),杨浚《小演雅》(光绪年间)。所印诸书版心下都镌有“诵芬堂藏本”或“诵芳堂正本”字样,所题“藏本”与“正本”的主要区别在于版式不同,“藏本”均为半页10行,行22字,细黑口,对鱼尾,左右双边;“正本”均为半页12行,行24字,细黑口,对鱼尾,四周单边。龚显曾所刻木活字为宋体字,但质量很差,他说:“吾郡刻工粗劣,子版更甚”,排印也不整齐,“余所制亦未能匀整也”(龚显曾《亦园脞牍》)。相比之下,黄谋烈所刻木活字则美观得多。

黄谋烈,同治二年(1863)进士,授内阁中书,后任职礼部,归里后主讲清源书院,蜚声翰苑,热心公益,雅负时望。所刻木活字均为楷体,印刷也比较整齐、清晰。印本有:陈迁鹤《毛诗国风绎》1卷(同治十三年、1874),黄贻楫编《李石渠先生治闽政略》1卷(光绪元年、1875)。两种书版式相同,均为半页9行,行20字,黑口,四周双边,版心下镌有“梅石山房”4字。《毛诗国风绎》书名页还印有“同治十三年冬日晋江黄氏用子版印于梅石山房”牌记。黄谋烈排印书籍均选择篇幅较小的书,这可能与他所刻木活字数量少有关。他在一封致杨浚的信中曾谈及刻字的事:“承询前刻之活字版,因为匠人所欺,刻未及半,已销耗数百金,舍弟因将刻工停止。管事二人,一已入典铺,一在咏翁(即龚显曾)处排字。百般起头难,拟觅得可当书铺之人,再议续刊、续刷。此刻无熟手,刷书殊觉费力。”(原札藏福建省图书馆)从龚、黄二人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当时刻木活字印书比雕版印刷更为困难。

在龚显曾、黄谋烈之前,晋江人柯辂也曾用木活字印书。柯辂,举人出身,嘉庆九年至十八年(1804~1813)任邵武县训导。嘉庆十四年(1809)用木活字印《淳庵诗文集》12卷。柯辂著述等身,“所著书多至四十四种八百六十余卷,省志称其著述之富谓闽中古今人未有逾此”。他“尝自制活版一付,凡有异书,悉为刷印”,但现在能看到的仅《淳庵诗文集》一种。他去世后,子孙凋零,竟将这套木活字“以为榾柮之用”,全当作燃料烧掉。(引文见陈棨仁、龚显曾《温陵诗纪二集》卷六)嘉庆十七年(1812),著名学者高澍然在光泽用木活字印《诗音》,其子高孝祚跋云:“家君撰《诗音》十五卷,先就活版梓行,命孝祚兄弟司校对。孝祚等谨遵《康熙字典》字画详校,而常用字每集凡十数见,时新子赶办未及,间参用旧子足之,以故帖体俗书未能刊除净尽。”《诗音》所用的木活字字体与《淳庵诗文集》完全一样,估计是高澍然向柯辂借用。

辛亥革命后,泉州城开始出现石印,而在这之前绮文居分设的珠玉楼、郁文堂分设的经文,亦各自并入原坊。因业务锐减,绮文居旋收盘。木版书坊仅郁文堂一家。虽然泉山书社民国十六年(1927)曾出版过《泉州府志》乾隆版补刻木,但生意日形冷清,其后木版书籍无复刊刻。这时,泉州城出现益文石印馆,郁文堂乃另开石印局,其书坊则改为代售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教科书。民国十九年(1930)郁文堂也停业。刻版工人除承担洪潮和长、三房年刻《通书》、《历图》外,大多数转向雕刻印章方面发展。其后田庵村等3村的木刻艺人出洋以刻印为业的日多,足迹遍及南洋各埠。到20世纪60年代,田庵村等3村的刻印工人合计还有4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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