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悬崖边上的较量——北洋政府停兑令与上海银行业的抵抗

文│洪葭管

1916年5月12日,北洋政府下达了停兑令,命令中国交通两银行的纸币不准兑现,应付款项不准付现,造成金融极度混乱,市场严重不安。上海中国银行当局决定纸币照常兑现,存款照常支付,赢得了社会上的极大信任。这不仅是一次单纯经济问题的处理,更是一种政治上的较量。这种较量要以一定的经济力量为基础,较量胜利,又会有助于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长。

北洋政府下达停兑令

北洋政府是袁世凯用两面派手法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后建立起来的,但是它在经济上十分困难,每年岁出超过岁入数额巨大,国库如洗。袁世凯又要实行帝制,收买一些地方势力,需要很大花费,更增加了北洋政府的财政竭蹶状况。北洋政府对于它十分危急的财政状况是“舍增税、借债及发行纸币三项,无他术也”。不过增税不易,因税种已多,整理税务,又遇到各地方势力的刁难;借内债,亦殊非容易,正在发行的公债亦推销不出去;借外债,由于外国银行团内部各成员之间矛盾颇多,北洋政府又无其他可靠收入来源作为抵押,中国债票信用薄弱,银行团对贷给新债态度消极。增税、借债均有困难,唯一的办法便是增发纸币。袁世凯在1915年11月还认为中国银行当时3000余万元的发行额“似嫌太少”,可见他寄极大希望于纸币的大量发行。那时北洋政府可以利用的纸币,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银行兑换券。由于持有银行兑换券的人随时可以向银行兑换银圆,所以银行就不能任意增加流通的银行券的数目。中国、交通两银行的钞票,本来发行额并不太大,中国银行1913年底还只有502万元,1915年年底猛增至3844万元。

梁士诒(中)与各国外交官

交通银行由于大权掌握在袁世凯的心腹梁士诒手中,因此这家银行便成为袁世凯的外府。梁以筹措帝制费用自任,不惜滥发钞票为之作巨额垫款,单是为所谓“大典筹备处”所垫费用即达2000万元之巨。交通银行1914年底发行额尚只893万元,1915年底,即洪宪登极前夕,就猛增至3729万元。两家银行用滥发钞票办法为北洋政府垫款,到1915年底止,中国银行为1204万元,而交通银行则达3420万两。合银圆4750万元。交通银行的垫款数额占它当时全部放款的94%,占全部存款的72%。这家银行承认:“本行平日所放之款,公家几占十成之八九。”袁世凯称帝,止于1916年3月22日。四月间,交通银行就尝到为政府垫付巨款的苦果。它的北京、上海、天津等分行,存户纷纷提取存款,有的分行已发生挤兑。

要应付提存、挤兑,只有收回贷款,充实准备,但它的最大借款户是北洋政府的财政部和交通部,是收不回的滥帐。交通银行资金周转呈现十分困难的窘状,对此,粱士诒策划了命令中国、交通两银行同时停兑的诡计。粱士诒得到内阁总理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的赞同,终于使段下达停兑令,指示“财政、交通两部转饬中国、交通两银行,自奉令之日起,所有该两行已发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一俟大局定后,即行颁布院令定期兑付。所存之准备现款,应责成该两行一律封存。至各省地方,应由各将军、都统、巡按使,凡有该两行分设机关,地方官务即酌拨军警监视该两行,不准私自违令兑现、付现,并严行弹压,禁止滋扰。”

交通银行兑换券

梁士诒所持理由是,如果不停止兑现,就无法把中国、交通两银行各地分行的现金集中北京,这些现金有1000多万元,有了这笔现款,就可以暂时应付一下。北洋政府国务院在致各省的电报中说:“本院原议留出两行现金为此后数月应交之赔款、借款本息无现支付,其祸更大。”而实际上这一停兑方法,是梁士诒的“一石三鸟”之计,一是可使各省分行现款一律解京;二是可借口维持金融,要求外国借款;三是交通银行困难原已达于极点,而中国银行情况尚非如此严重,命令中国、交通两银行同时停兑,即使有事,亦可拉中国银行“同归于尽”。但事情的发展,并非完全如粱士诒所预料的那样。

上海中国银行坚持反对停兑

反对停兑的上海中国银行,其时还只有四年经历。武昌起义后,设在上海的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呈请南京时政府大总统,要求一面将大清银行停业清理,官股500万两“即行消灭”,备抵烂帐;一面利用大清银行原有营业用房及生财筹组中国银行,商股500万两仍承认为中国银行股份,另再增加商股500万两,一半归由股东购买,一半招商承买。这样,一个新的中央银行很快就可建立起来,而大清银行商股股东权益也不至遭受损失,设想巧妙。在南京临时政府方面,考虑新政府成立后,财源主要依靠发行军钞和募集公债,同时东南各省先后光复,也需要有一个金融机关办理彼此汇兑款项。而当时军事行动还在进行,经济大局尚在动乱之中,很难新集股本组织银行。恰巧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送上这一呈文,“借已有之基础,应目前之急需”,很快被大总统孙中山批准,上海中国银行2月5日即在汉口路三号大清银行旧址开始营业,并设分行于南京。

到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京临时政府夭折。在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操纵下,北京又出现了一个中国银行筹备处。受北洋政府控制的中国银行总行在北京成立后,上海中国银行便成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算是体现了“南北统一”。中国银行的这一演变,也是南北政治势力消长的一个反映。

北京中国银行总行的总裁、副总裁由政府直接任命,完全随财政总长的更迭而更迭。到1916年短短四年多时间里,主要当权人物就换了十一人,依次是吴鼎昌(监督)、薛仙舟(副监督)、金邦平(总办)、孙多森(总裁)、汤觉顿(总裁)、项兰生(副总裁)、萨福懋(总裁)、陈威(副总裁)、李士伟(总裁)、徐恩元(总裁)、俞寰澄(副总裁)。按照《中国银行则例》规定,中国银行属股份有限公司,额定资本6000万元,政府认购半数,其余由人民认购。政府交到所认购的股份三分之一以上时,即开始营业。其时政府财政拮据,拨交的股款实际只有293万余元。开始招商股是1914年,那时虽有商股股份,但无股东会和董事会的组织。

上海中行登报通告照常兑现钞票,抗拒停兑令

上海中国银行的主持人却很稳定。经理宋汉章,浙江余姚县人,1900年进中国通商银行办洋务,1906年受聘去北京任户部银行附设的储蓄银行经理,后来户部银行于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不久宋便被正式任命为大清银行上海分行经理。1912年2月上海中国银行成立,临时政府派吴鼎昌为正监督,任宋汉章为经理。上海中国银行以其有大清银行上海分行的原来基础,存款放款业务均较发达,宋汉章也成为银行业中的领袖人物。副经理张嘉璈,于1913年12月经司法总长梁启超介绍进入中国银行。张嘉璈早年留学日本,在庆应大学攻读经济、金融,那时已与梁启超相结识。回国后,任《交通官报》总编辑,1912年与其大哥合组民主党。宋汉章在背后称张嘉璈为“政客”,但是如果没有张嘉璈的政治头脑、手腕,宋汉章是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反对停兑的。

在所有中国银行的分支机构中,上海分行的资金力量最为雄厚,业务所占比重最大。它在代发铸币和发行兑换券的同时,还兼任收回杂色银币和杂色兑换券的任务,这就使它所掌握的信用工具比别的银行多。它在收款时吸收现金,付款时支付银行券,便可推广它的发行。

中国银行兑换券

那时银行发行兑换券, 必须对持券人随时兑现,才能保持信誉。如果现金准备不足,逢到市面波动,持券人集中向银行兑现,就会引起挤兑风潮。为了谨慎起见,浙江实业银行和浙江兴业银行分别于1915年5月和9月与中国银行签订“领券合同”。所谓领券,即是无发行权的银行按照一定条件(一般是缴六成现金准备和四成公债与期票)向发行银行领用一定额度的兑换券,加印上一个暗记,代为发行。这种办法,初期限于银行,对于钱庄,则以五天期的庄票换用中国银行上海地名的兑换券。这对双方均有裨益:对领券银行(或钱庄)来说,钞票发出后,长期在外流通,流通时间越长,就越有利息上的好处可得;对发行银行来说,既收了现金和其他准备,有备无患,又得以推广发行,扩大影响。这种领券制度,各国并不多见,是旧中国货币发行制度的特殊产物。浙江实业银行在李馥荪的主持下,业务日渐发展,它没有发行权,要领券是可以理解的;而浙江兴业银行原来就有发行权,这样做就纯然是为了避免发行钞票可能带来的风险。这两家银行,加上1915年成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即著名的“南三行”,通过领券制度,把自己的营业前途与上海中国银行紧紧地挂起钩来,鉴于金融局势险恶,上海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于1916年4月成立,加入股东会的商股占百分之七八十,参加的商股股份已有二百数十万元。商股股东联合会成立后,以“交行自杀,系属自取,中行陪杀,于心难安”的心情,把成立情形及保全中国银行的宗旨通电全国,并取得北洋政府财政部的复电同意,正式承认。这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势力增长的一个方面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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