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上过峨眉山吗?

苏东坡上过峨眉山吗?这一问就是近千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在编纂《峨眉山志》时,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研讨。众说纷纭,观点不一。而我个人的态度是否认的,即苏东坡未上过峨眉山。并拟写了《苏轼游峨眉山初考》一文,刊登于《乐山史志》(1989年1期)。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散文家、书画家、词人、诗人,是豪放词派的代表。峨眉山与眉山相邻接壤,朝夕可至,约70公里。并且一度曾属眉山郡所管辖。峨眉山不仅为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而且也是历代文人墨客的游览之地。作为喜好游山玩水,信奉佛教的东坡居士,按理应该上峨眉山。正如(清)《峨眉县志》所载:“东坡名山咫尺,不应绝未登临。陆放翁谓杜子美不应无海棠诗,予谓东坡不应无寓峨事。”虽说“不应无寓峨事”,但是这“寓峨事”的痕迹又在哪里呢?无论是孔凡礼 的《苏轼年谱》,还是付藻的《东坡纪年录》,似乎均未所载。目前,从我们所收集的资料来看,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从苏东坡诗词中能否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阅尽苏东坡诗词全集,而被人们真正作为其上山依据的诗,主要有三首。

其一、《峨眉山》诗:

峨眉山西雪千里,北望成都如井底。

春风日日砍不消,五月行人冻如蚁。

最早引用这首诗的是宋人王象之,他将其载入《舆地纪胜》之中,名"峨眉山"。尔后,《峨眉县志》、《峨眉山志》都沿袭这种说法。如果我们只是从诗的内容看,东坡不仅到过峨眉山,而且还登临了绝顶。因为诗的首句,只能在绝顶才能目睹到这般风光,山之西为贡嘎大雪山,北为成都平原。无论从位置,还是方位都说明了这一点。后一句更是妙笔,"春风"、"五月"大地温暖,而山顶却寒气逼人,如果不至峨眉山,是很难有所实景感受。然而,遗憾的是,该诗并不作于峨眉山。据魏福平先生在《峨眉丛谈》一书中考证,此诗作于杭州,其实只是苏东坡《雪斋》诗的前两句。《雪斋》文:

君不见:

峨眉山西雪千里,北望成都如井底。

春风日日砍不消,五月行人冻如蚁。

纷纷市人争夺中,谁信言公似赞公。

人间热恼无处洗,故而西斋作雪峰。

我梦扁丹适吴越,长廊静院灯如月。

开门不见人与牛,惟见空庭满山雪。

更有趣的是,苏东坡还在《雪斋》诗题下自注道:“杭僧法言作雪山斋中”。也就是说此诗作于杭州,而非峨眉,自然也不能证明东坡曾游过峨眉山。至于诗中"山景"描写得如此准确真实,的确令人难巳理解。有人认为,东坡完全可以从他人的第二手资料中激发起灵感。例如,唐人曹松《送僧入蜀过夏》一诗:“五月峨眉须近火,木皮殿里只如冬。”足以说明其可能性。又比如范仲淹未去洞庭湖,却写出美妙绝伦的《岳阳楼记》一样。

其二、《白水寺》诗:

但得身闲便是仙,眼前黑白漫纷然。

请君试向岩中坐,一日真如五百年。

该诗一是名为《白水寺》,即万年寺之古称。二是清代以前刻于万年寺之中,现已无存。三是“黑白”二字,《历代四川山水诗选注》说:黑白是指峨眉山黑水寺和白水寺。也有人说,黑白不指任何地名,只是一种感觉。当然,无论何说,加一个"眼前"二字,似乎说明了东坡到过峨眉山。难怪(清)蒋超的《峨眉山志·志余》曰:“至东坡家眉州,去峨眉最近,其至峨与否,惧不可知。惟白水寺有题绝句,或少年曾一著游屐耳。”好一句“或少年曾一著游屐耳”,模棱两可,含糊不清。其实此诗本名《烂柯洞》,早载于明万历《嘉定州志》中,所吟咏的是乐山东郊龙泓山中的烂柯洞。《乐山历代诗集》卷二也对此诗有所载。诗中“一日真如五百年”句,正与“烂柯人”故事吻合。《嘉定州志》还说,“烂柯洞,在八仙洞北,有东坡大书‘烂柯岩洞’四字并诗。洞旁有金蟹池,石上刻此三字,亦东坡书。”《乐山县志》(民国版)卷十二:“‘烂柯岩洞’四字东坡擘窠大书也,在龙泓山洗墨池左。……明正统间,刘洪禹作东坡书院记谓与‘烂柯岩洞’字书法一律盖东坡读书于此所留题。”该诗是何时改名为《白水寺》,又何时刻于万年寺,不得其详。但结论是该诗与峨眉山无关。

其三、《题孙思邈真》诗:

先生一去五百载,犹在峨眉西崦中。

自为天仙足官府,不应尸解坐虻虫。

该诗收录于《东坡全集》卷十四,其内容述说孙思邈修炼成仙之事,而且专门提到是在“峨眉”之中。的确,孙思邈在牛心寺后有一炼丹处,名药王洞。这只是说孙思邈在峨眉山中,而不能证明苏东坡与峨眉山的关系。其实,道理很简单,象苏东坡这样的大文豪,如果上峨眉山岂能不留下诗句。

至于像“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寄黎眉州》)、“若说峨眉眼前事,故乡何处不堪回?”(《次韵徐积》)等有“峨眉”之类的诗句,往往成为了苏东坡思乡之标志。均属远景描述,抽象模糊,这也不奇怪,苏东坡在眉山的家就可以遥望到峨眉山。

二、寻找峨眉山有关苏东坡遗迹的记载

查阅峨眉山各类志书、史料文献,记载苏东坡遗迹的非常少,现在我们所知的不外乎两条记载:

一为龙门洞“龙门”二字的题刻。主要的文献记载有:一是肯定的,(明)袁子让《游大峨山记》中载:“有龙门洞。洞中有龙床,洞前有龙潭,壁间有‘龙门’二字乃宋东坡居士笔也。”其后,(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也说:“纯阳殿,殿前俯溪,有石如船,水出灌堰。石上‘龙门’二字,苏子瞻书。”嘉庆《峨眉县志》载:“龙门洞,县西十里,有苏氏大书‘龙门’二字。”二是模棱两可的,(明)胡世安撰《译峨籁》中这样说:“龙门,左壁双钩‘龙门’字,旧传宋富春孙公笔,今云东坡。”(清)蒋超撰的《峨眉山志·志余》曰:“峨山坡公笔墨最少,惟县南龙洞有石刻‘龙门’二大字。又云富春孙公。”三是否定的,乾隆时编的《峨眉县志》,编者虽照旧说:“龙门洞石壁大书‘龙门’二字,富春孙公双钩。或曰东坡书。”然而紧跟着却注明:“然考苏公未来峨眉,当以孙公为是。”明确表明非东坡书的立场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新编《峨眉山志》时,自然避不开这个问题。为此,县志办主任骆坤琪组织人员,对龙门洞及“龙门”二字进行了实地考察。其结论如骆坤琪《天下名山峨眉》一书所述:“龙门洞洞壁上有宋代嘉州太守孙富春题刻的‘龙门’两个大字,字约一米见方,至今尚存。”魏福平在《峨眉丛谈》中记述了龙门洞因修筑峨高公路时写道:“只有那刻在石壁上的双钩‘龙门’两个大字,还在水面上,至今仍依稀可辨。”最终,我们编撰出的《峨眉山志》(1997版)中明确道:“龙门洞石刻,在龙门洞,有南宋孙富春双钩‘龙门’二字。洞壁上还刻有词翰数则,字迹多巳横糊。”至此,“龙门”石刻与苏东坡无关是确定无疑的了。

二为大峨石“云外流春”碑刻。传为苏东坡书,即赞誉峨眉山的泉水,说泉水是云外流动的春天。从我们收集的资料中,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也就是乾隆以前的文献中,均未有“云外流春”的记载。如袁子让的《游大峨山记》、曹学佺的《蜀中名胜记》、胡世安的《译峨籁》、蒋超的《峨眉山志》等都无一字提及。而最早记载的,是乾隆《峨眉县志》:“大峨石……再下有‘云外流春’四字,苏东坡书。”也就是此碑刻为康熙以后的作品。这不得不让人对其生疑,就算是苏东坡的字体,恐怕也是集字。这是其一。其二,从康熙以后,“云外流春”碑刻人们似乎都认定为苏东坡所书,并流传后世,影响颇大。如:光绪年间,黄锡焘等编印《峨山图志》,记会灯寺至大峨寺路上景物道:“又有巨石刻陈图南草书‘佛寿’字、苏东坡‘云外流春’字。”1905年日本教师山川早水游历后也记道:“神水池,其水称为玉液泉。旁边的巨石上刻有陈图南之草书‘福寿’两个字以及苏东坡之‘云外流春’四个字。”直到民国时期人们开始提出了否定的观点,其中,最具代表的是刘君泽的《峨眉伽兰记》,书中道:“竖碑十余通……‘云外流春’。碑款存‘书屋’二小字。”紧接着自注道:“‘云外流春’不类东坡书。”明确否定为苏东坡所书之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在编纂《峨眉山志》时,对“云外流春”碑刻的态度也是很慎重的,即均以“传为”而述。如:碑刻一栏中“‘云外流春”碑,传为苏轼书,无上下款。”又比如在“大峨石韵”条中写道:“还有传为苏轼所书的‘云外流春’四字,运笔潇洒纵横,自成一体。”当然,“传为”即传说而已。似乎更不能作为苏东坡上过峨眉山的佐证。

其实,早在明代,李良年的《送朱方庵任峨眉序》,就已明确指出苏东坡未到过峨眉山。文曰:“昔人称蜀山之奇甲天下,而峨眉又为蜀山之最。然唐宋以来,诗人之久于蜀者,莫如子美,蜀人之能者,莫如子瞻,而两公皆不得登峨眉…….”然而,人们似乎总是有不舍之情,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更希望名人、名山的组合,这样似乎才符合其美好的愿望。蒋超说:“海內名山,不论远近,若欲游历,须视宿世因缘,不可勉强。”苏东坡与峨眉山有隔,大约就是因缘未结罢。

作者简介:周聪,号觉宇,网名葱姜园子,任《峨眉山志》编辑部副主任编辑,峨眉文史研究员,峨眉山楹联协会副会长。曾参与《峨眉文物》《峨眉山志》《中国风景名胜故事词典》等专著的编辑。先后出版《诗与禅-峨眉山诗词》《韵-峨眉山诗》《葱姜园子诗文集》等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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