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北京的胡适

书 同

制作:童萨清

编者按 宣城绩溪大学者胡适先生,1891年出生,1962年2月24日逝世。从1917年秋入北京,到1948年底离京,31年中约有20年住在北京。但鼎鼎大名的胡适,一直是租房居住,始终没有自己的房产。本文作者根据相关文献记载,结合实地寻访,对胡适在北京的住所情况作了较清晰的梳理,以期对胡适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居住,得一较完整印象,同时表达对本乡先贤的纪念之情。 胡适在北京,先后住过的地方有:北大教员宿舍(卯字号),与高一涵合租屋竹竿巷一庐,南池子缎库胡同后身8号,北河沿钟鼓胡同14号,景山大街陟山门6号,后门米粮库胡同4号,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

01 北大教员宿舍

胡适由美归国后,于7月下旬回家乡绩溪省亲。8月末离开家乡赴京。9月5日抵上海。他在当天写给母亲的信中说:“儿今日到上海,拟住两日即去北京,约廿三可到。”这里所说的“廿三”,是农历七月二十三 。据胡适到京写给母亲的“北京第一号”信,他是9月10日( 农历七月二十四 )午后抵达北京。由此可知,胡适自9月10日开始入住北京大学教员宿舍。

当年的北大,在景山东马神庙四公主府。第一院沙滩的红楼尚在建造中,朝南的大学正门还没建成,因此,师生进出都是从西边的便门。进门后朝北,是教学区,朝东是一带平房,这平房用作教员休息室,每人一间。胡适自然也有一间。由于教员中有好几位属兔,因此,平房还拥有一个雅称——“卯字号”。但据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所记“卯字号”的名人,教员休息室只是教授们课前预备的地方,并非住所。西边的便门那里,却是寄宿舍的所在,胡适当年应该就住在寄宿舍里。

02 竹竿巷一庐

在北大教员宿舍大约住了一个月,为了不受人多干扰,便在大学附近竹竿巷,与同事高一涵合租了一个房子。房子本来是高一涵租住的,因为是安徽老乡关系,彼此又谈得来,遂商定与之合租。

关于这个住所的情况,他在 1917年9月30日给母亲的信中说:“适现尚暂居大学教员宿舍内,居此可不出房钱。饭钱每月九元,每餐两碟菜一碗汤,饭米颇不如南方之佳,但尚可吃得耳。适意俟拿到钱时,将移出校外居住,拟与友人六安高一涵 君。”在同一信中,他又说:“适之薪金已定每月二百六十元。所同 居高 君亦好学之士。所居甚僻静,可以无外扰,故欲移出同居也。彼处房钱每月不过六元,每人仅出三元耳。合他种开销算起来,也不过每月四五十元之谱。”从这信中,可以知道,虽然还住在教员宿舍,但他已经外出考察过拟租住的房子,发现高 君所租的房子“所居甚僻静,可以无外扰”,而且“房钱每月不过六元”,与 高 君合租,“每人仅出三元耳”,便决定与之合租。

在这个合租屋里,胡适将七年前(参加留美考试)在绩溪会馆认识的看门人阎海请来做厨子(此后一直在胡家帮佣,直到中风去世),同时将二哥的长子思聪也带在身边自学。1917年除夕(公历 1918年2月11日),胡适叫厨子准备了几个菜,为 高 先生送行。大概此后, 高 先生即搬出,房子由胡适一人租住了。两人合租的时间,大约有四五个月。高 先生走后,胡适说:“自 从高 先生走了之后,没有人可以谈谈。所以很觉得寂寞冷清,所以很有点想家。”(胡适1918年2月19日至母亲信)。

1917年底,亚东图书馆店员、绩溪人汪原放到北京,帮助三井洋行推销华文打字机,拟住绩溪会馆。未料会馆已无空房。经同乡胡翼谋介绍,住到高一涵、胡适合租的竹竿巷一庐,从12月初住到第二年一月中。正好这段时间,胡适回里完婚,彼此倒也两不相扰。

在这个住所,发生过一起失窃事件。他在1918年2月25日至母亲信中,详细报告了失窃的物品,计有狐皮马褂一件,外国衬衫几件,罩袍一件,单衣几件,帽子两顶,茶壶一把,剃刀一盒,镜子一面,洋袜几双,千里镜头两个,破表一只,以及其他一些小零碎。胡适在这信中还手绘了一个住房布局略图,可以略见此房的大致情况。胡适抱怨说:“北京的房子都没有高墙,故易于爬进爬出。”而这一天是正月十四 ,元宵节的前夜,胡适又因睡得太迟太沉,所以没有听到响声。

1918年3月6日,他在给母亲信中说:“此间太寂寞冷静了,不久就要搬家。现尚不曾租到合意的房子。”由此可知,他很快又搬了一个地方,那地方便是南池子缎库胡同后身8号。

03 南池子缎库胡同后身8号

1918年3月11号,他在给母亲的信中报告:“今天下课后,又去寻房屋。寻了两处,一处有房十七间,价钱太贵了,房子又太旧了,故不曾和他还价。一处有房子十八间,都还新,似乎还合用。我问他价钱,他开口要二十五元一月,大约二十一二元可以租下。明天再去问问看,若可让至二十元,我便租了。现住的房子太坏了,太不紧密了,所以要搬家。”3月27日 ,又在给母亲信中说:“我还没有搬家,大概七日内可搬出。”在 4月2日 的信中报告说:“我已于卅日搬入新寓居住。此屋很好,入校既便,出城也便。”可见,胡适搬入缎库胡同后身8号,是在1918年3月30日 。这时跟随他一起住的有厨子阎海,侄儿思聪,由汉口来京游玩的表弟曹胜之(他3月23日 到京,住了一个多月)。

1918年6月11日或12日(端午节期间),江冬秀随哥哥江耘甫来到北京。为了照顾母亲病体,结婚后,胡适一人返京,将冬秀留在了母亲身边。但考虑江冬秀年近三十,若再不出来接受教育,提高文化素质,日后与同事们的知识女眷们交往会增困难,因此,听说耘甫老舅端午期间要来北京,他便希望冬秀能一同来京。不过此事颇费周折,母亲希望他暑假回家亲自接冬秀(实际是希望儿子能回家多住几日),而他以暑期有任务为由,希望冬秀随耘甫同来;后来又听说母亲病重,不放心,遂决定还是等寒假时回家一同来京。总之,反反复复,破费脑筋。最后,还是母亲理解儿子,让冬秀随耘甫一同来了。

在缎库胡同,除了思聪(那时已经考入北京美术学校),1918年冬,胡思永(三哥之子)、江泽涵(江冬秀之堂弟)也都来同住,加上1919年3月16日 出生的胡思祖(祖望),1920年8月16日 又添女儿素斐,1921年12月17日 二儿子胡思杜降生,特别是1918年9月14日起 ,高一涵、张祖训两位同事也搬来同住,家里就十分热闹了。

04 钟鼓寺十四号

胡适在缎库胡同大约一直住到1922年。他的小同乡章衣萍在《鲁彦走了》一文中说:

“偌大的北京城,一年以来,我每星期必到的有三个地方:一处是钟鼓寺,一处是后局大院,一处是东高房,但是如今,为了意外的变故,钟鼓寺是不能去了,后局大院是不愿去了,两星期以来,只有东高房的鲁彦那里,还可以暂时安慰我的寂寞的生命。”

这文章的落款时间是“十二,八、六,晚二时”,即1923年8月6日。据此可以推测,至少1922年8月前,胡适已经搬入钟鼓寺。

而据当时借住在胡适家里的同乡,亚东图书馆店员汪原放后来回忆,1921年5月5日 ,亚东图书馆出版了《红楼梦》。“《红楼梦》出版之后,我和我的大叔(汪孟邹)回绩溪老家去了一趟。……不多日子,我的大叔也回上海了,说他和适之兄通信,已经得到他的同意,决定把他发表在各处的文章收集起来,出一部文集。大叔要我到北京去和适之兄接头,把稿子搞好,带回排印。我对于这件工作,当然十分赞成、欢喜,立即准备北上了。

适之兄那时不住在缎库胡同,已经迁居在钟鼓寺了。钟鼓寺的房子大得多了,好像是四合式,院里有大树书房里临窗的办事台比从前的小台要大上几倍了。我去了,同他的侄儿思聪、思永住在一处。这回,我第一次见到适之嫂。适之兄到北大去上课时,有自己的包车了。他仍旧只穿一件竹布长衫,像一个大学生。”(《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第73页)。

由此可以推测,1921年夏或稍后,胡适已经搬入钟鼓寺十四号居住。

钟鼓寺胡同在北河沿,位于北京大学东北,比南池子缎库胡同离学校更近。石原皋在《闲话胡适》一书中说:

“胡适住的房子越搬家越大。胡适在北京,最初住在南池子缎库后身八号。我到北京时(1924年夏,笔者注),他家已搬到钟鼓寺十四号,在大学夹道附近,离北大不远,住宅是普通四合院,房子不大,一进门为门房,两侧为厢房,正房居后,旁有耳房,厨房很小,厕所更狭。院落也不宽大,栽一、二棵小树,数盆夹竹桃。正房为寝室和书房,两厢为客室及会客室。男佣人住在门房,女佣人住在耳房。家具陈设也很简单。”

05 陟山门六号

陟山门在景山西北海东,至于“陟山门”是何意思,一直没有去深究。陟山门6号,原为林长民住所。在他1925年11月遇难后,由胡适租住,那当是1926年前后的事了。

随着家中人口的增多,钟鼓寺的家,就显得狭窄了。而这时的胡适,著作越出越多,外出讲学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收入自然也越来越高,因此便积极寻找一个宽大一点的房子。

事有凑巧,这时,景山西陟山门大街6号的林宅要出让。而这位宅主 林长民 先生,本来就是熟人。1925年,他响应奉军叛将郭松龄之请,担任他的秘书长,共同反对张作霖。这年11月,在随郭松龄赴东北途中,于河北滦县,被张作霖军袭击,两人均被打死。人死了,住宅只好出让。朋友丁文江从中联络,帮助租下了,连同林宅的家具、皮沙发等,都顶下来了。

石原皋说:“钟鼓寺的房子是寻常老百姓家,陟山门的房子却是官僚政客的公馆了。房子宽敞很多了,院子也大,气派也两样了,有长廊,厨房中有机井。林家原有的家具陈设及皮沙发等,出了顶费全部买过来了。”

胡适一家在这个房子住的时间不长,大约不过二三年。而这二三年中,他从1926年春开始欧游,直到1927年春才归国,实际并没怎么在里面住过(家人住在里面)。归国后,正逢奉军张作霖进驻北京,捕杀进步和革命人士,恐怖气氛笼罩着北京城。再说,那时的北洋政府风雨飘摇,财源枯竭,各大学薪金都发不出来,教员生活十分艰辛,许多文化人纷纷南下,他的许多好友徐志摩、叶公超、饶孟侃、梁实秋等都先后汇聚到上海。因此,他遂在上海就业,并将妻儿接来上海同住(藏书、家具等尚留北京宅中)。直到1930年底,才又返回北京。

06 米粮库4号

石原皋在《闲话胡适》里说,1930年11月底,胡适由上海回到北京,再 任北大 教授。这时,朋友越来越多了,书籍也越来越多了,像陟山门那样的房子又不够用了。幸好,这时候大学教授不欠薪了,工资也提高了。像胡适,每月可以拿到600元。而且这时北京改称北平,政治中心南移,人口外迁,北京的房租也便宜些了。于是,就离开了陟山门6号,租用了景山后门米粮库胡同4号。

这个房子很大,有庭院,有汽车间,有锅炉和热水汀,有浴室和卫生间。房间多了,藏书可以有地方安置了,也可以在家里接待更多的朋友了。从1931年到1937年抗战,米粮库4号成为许许多多亲戚朋友的临时栖身之所,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等友人,石原皋、胡成之等亲戚甚至长期住在那里。

石原皋说,胡适喜欢在书房消磨时光。以他所见过的钟鼓寺、陟山门、米粮库三处住所的书房而言,胡适的书房总有一张很大的写字台,一两个书橱,一张旋椅,几张小椅。四壁总是空空的,不悬挂字画。书桌上放着文房四宝,白锡包或大炮台纸烟一包,烟灰缸一只,火柴一盒,记事台历一本。此外便满桌都是书了。每天即使在外应酬得再晚,回来后,总要在书房看一阵书后,再去睡觉。这书房是他最私密的空间,只有极少数好友,可以进书房谈天。

07 东厂胡同1号

米粮库4号,是胡适在北京住宿时间最长的一个处所,从1930年冬,至抗战开始的1937年夏。也是房子最宽敞,离北大十分近便的一个住所。但是,抗战开始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急转,他的私人生活也因之发生改变。受蒋介石之请,他先以非官方身份赴欧美游说,做和平努力,随后于1938年9月被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为驻美大使。在胡适催促下,江冬秀于9月初离开北平到天津,并将胡适所有藏书运抵天津浙江兴业银行存放。这样,实际上就离开了米粮库,开始了新的流离漂泊生活。

1945年9月3日,教育部长朱家骅致电胡适,言已推定他为北大校长,在他回国前,由傅斯年代理校务。 1946年7月29日,他与祖望一同飞回北平,开始入住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此时的东厂胡同1号,是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办公地点,因为房子富余,学校分配一部分给他这个校长住的,其他如傅斯年、范文澜等北大名流,也在此居住。1948年12月15日 ,乘蒋介石派来的专机匆匆离开,从此,与生活居住过近二十年的北京永别。

(作者系宣城市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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