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恬修筑榆中县,开创兰州的城建史!他修筑金城县,奠定了大兰州

秦汉时期的兰州

秦汉时期的兰州,从荒蛮走向文明,从落后走向繁华,从边缘地带走向帝国腹地。

这阶段,可以说是兰州最重要的时段,没有秦汉时期的兰州,兰州久远的历史文化,就无从谈起,更无法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我曾经写过《甘肃是大禹治水的核心地带》一文,叙述发生在四千年前的大禹治水事迹时,发现大禹在兰州也留下了诸多传说。这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兰州和外界的沟通情形。

1.皋兰山,兰州一词的直接源头

早在一万多年前,兰州这块土地上,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到了距今两千多年前,兰州依旧是游牧农耕交错发展的地带。战国末期,匈奴趁秦灭六国之机,大举南下,逼近黄河一线后。匈奴人站到黄河边上看到山非常高,所以取名叫皋兰。可以这样说,皋兰山也是匈奴人曾经仰望过的大山

皋兰一词成为,后来兰州称呼的直接源头。关于“皋兰”的来历,有三种说法:其一,出自匈奴语,皋兰是译音。匈奴谓天为祁连,而皋兰、乌兰贺兰诸山名,都和“祁连”发音相近,当亦高峻之意;其二,出自羌语河的称呼;其三,近代有人认为,皋兰来自山上的一种兰草。

实际上,皋兰、乌兰、贺兰等指河,是匈奴人的称呼,现在蒙古仍有将河叫皋兰的。皋兰山就是河边的大山。应该得到确认的是:匈奴人在黄河北岸为皋兰山取名的说法是成立的。

隋代,在兰州设立总管府,兰州一词正式出现。不过,兰州一词出现之前,兰州的称呼是先是榆中、后是金城

2.秦霸西戎,战国秦长城秦人对西部正视

纵观秦人争霸天下的路径,基本遵循了先西进,后东进的战略思维。也就是说秦人西进,秦霸西戎,修筑战国秦长城,是东方第一次正视西方

秦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义渠戎的灭亡,为秦人东进扫除了最大的障碍。战国秦长城由此而开始修筑,此时正是秦昭襄王中期。

战国秦长城,从临洮县开始,经今甘肃的渭源陇西通渭静宁,然后在静宁过葫芦河、六盘山,入今宁夏固原县境,再由固原县境折向甘肃省的镇原环县华池,进入今陕西省,后经鄜县、延安绥德,止于黄河边。战国秦长城在甘肃境内经历8县,历程长达750公里。

秦人就地取材、因地制宜,修建了这一伟大工程,在适宜筑墙的地方,他们采用板筑技术,分段夯筑;遇到河岸和塬、梁,则利用陡坎、山崖,加筑矮墙。遇缓坡则挖低筑高。而在石材充足的地方,就用石头垒起一道石墙。每隔一段距离则筑造城垣,用来驻扎大军。

至今,我们依旧能在临洮看到长城的墙基、城墩、关门、烽燧遗迹。有些地方,虽经2200多年的岁月侵蚀,但长城的残留部分仍宽约14米,高0.5米——3米,夯土板筑层厚8厘米—13厘米。人们在长城沿线遗址中采集到的细绳纹灰陶筒瓦和板瓦,其长度大体一致,筒瓦长约70厘米,板瓦长约60厘米,宽度均约50厘米。

由此可见,战国秦人对西部的正视,代价不可谓不大。其实,在战国时期,各国对西部并不陌生,但真正对西部重视起来,却是从秦开始的。

此时,兰州仅仅是秦陇西郡下,长城和黄河之间的一块地方。可有可无,属于警戒地区,非必守地带。

3.蒙恬修筑榆中县,开始了兰州的城建史

秦始皇秦王朝建立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遣大将蒙恬驱逐匈奴,修筑长城。榆中就是蒙恬当年设置的44个县之一。可以这样说,兰州的城市建设历史是从蒙恬开始的。

人们推测蒙恬设置的榆中县在今天兰州东岗附近的古城坪一带,这似乎是比较简陋的防守报警性质的寨子,不过县境内的人口至少接近万人。可以肯定的是,外来的移民数量要远远多于本地居民,这也是兰州历史上第一次移民。

很快,随着秦王朝的覆亡,长城沿线也岌岌可危。蒙恬设立榆中县,被放弃,大量移民逃回内地,不少人被杀,西进防线,重新回到战国秦长城一线。

西汉王朝建立后,收复陇西郡后,已经无力西进,此时匈奴等游牧民族兵锋正盛。汉王朝国力虚弱,一直处于养精蓄锐的状态。汉武帝登基以后,西汉王朝开始陆续的反击。

4.大行李息,金城县的奠基人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夏,霍去病两次远征河西走廊的匈奴,取得重大胜利,尤其在夏天大战中,迫使匈奴休屠王、浑邪王率部投降。为安置降人,霍去病派大行(负责外交等事务)李息在黄河南岸今西固城附近修筑城堡(即汉金城县城)。汉政府随即设立金城县。

关于金城来历,大体有三种说法,其一,掘地得金之说。据说“筑城时掘地得金”;其二,地势险要之说。有固若金汤之意。其三,由于兰州在京城长安的西面,从五行方位来说,西方属金,所以命名金城。

最初的金城县非常简陋,其实就一个要塞,重要职责是保卫黄河渡口的安全。县政府所直接管辖的地方也就是县城周围数十里的而已,吃俸禄也不过有“尉丞命卿二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的外地移民来到了这里,京城的流行时尚也影响到金城居民。

这时,兰州的统治中心在今天的西固城一带。既控制了黄河渡口,也扼守住西北交通十字路口。

从金城县附近的青石津、金城渡等渡口过黄河,西北可走令居(今永登一带)翻越乌鞘岭抵达河西走廊的武威西南溯湟水而上,就是河湟谷地;南面越南山,可达今临夏州和临洮;东面经榆中县可达关中。霍去病驱逐匈奴后,又在在今天的永登县境内修建了一个前进据点——令居塞,因为这里是先零羌居住的地方。这是甘肃河西地区最早设立的政府机构,汉长城也是从这里开始向西修筑的。

可以这样说,大行李息是兰州城市建设史上的第二位重要人物,此后兰州城两千多年间,绵绵不绝,成为今天的规模。

5.金城郡设立,兰州的级别上了一个台阶

随着,中央政府经营西域及河湟谷地的力度不断加强,兰州的交通枢纽地位日益彰显,同时兰州隔绝青藏高原、蒙古高原游牧部族互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整个大兰州地域的行政级别的提升,已经迫在眉睫。

元鼎三年(公元前116年)时,从陇西郡中分设了天水郡,今天兰州的榆中县、城关区七里河区西固区等地方归天水郡管辖。公元前81年汉政府设立金城郡,郡治允吾(在今天青海民和境内),管辖十三县,在兰州永登境内有令居、允街、枝阳、浩门四县。

金城郡所辖的十三县,有三万八千多户,十四万九千六百四十八人,这是金城人口达到的第一个高峰。显然,大量的人口是移民,这也是兰州历史上第二个移民高峰。

人口的增加,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人们不仅居住在县城周围,在距离县城比较远的地方,也有大型村落。上世纪五十年代,修建兰铁路的时候,人们兰州车站至西固城火车站间的铁路沿线,发现了许多的汉墓,大致分布在西固城到东岗镇一线南部川区及东南部阶地上,诸多古墓出土了骨尺、汉纸、陶楼、木马、铜车马等。

这就很能说明问题,当时金城县居民村落,在距离县城比较远的地方,也有相当大的规模。

在榆中、永登、七里河城关等县区出土的众多两汉文物(其中以东汉居多)。截止目前,兰州出土的汉代文物,除铁犁铧、铁犁镜等农具和铁斧头、钱范外,大都是从汉墓中发掘的陪葬品。其中有陶器、铜器、玉器、石砚、砖瓦、漆器、白金瓶、钱币,以及珍贵的墨迹纸、残骨尺等。透过这些珍贵文物,我们能看到汉代兰州居民是如何生活的。

6.养马成为汉代兰州人生活必须

养马已成为汉代兰州居民生活的必须。兰州不少汉墓中,都发现了马,或者与马有关的器物,如马车、铜车马等。

兰州市博物馆保存一匹汉代木马。这是一件典型的汉代木雕,代表了汉代木雕的最高艺术水准。

这是一匹白色的骏马,孤独地站在草原上。只见它脖子向后仰,头向下压,大张着嘴,眼睛突出,两耳竖起,尾巴似乎也在使劲,四肢蹄子紧紧地蹬在了地上,将要奔跑。

汉代工匠们简单雕刻出马的大体的造型后,用红、黄、绿、黑、白等颜色上色。丰富的生活实践,使得许多工匠有了非常敏锐色彩意识。那种赏心悦目的色彩搭配,给人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给人一种自信进取的感觉。

7.兰州人种地用上铁犁铧

秦汉时期,特别是西汉以来,随着河西四郡的设立,中原汉族人口的大量西迁,以及屯田措施的实施,大大促进了兰州一带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加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中西经济文化交往的开展,兰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慢慢繁荣起来。

榆中县出土的铁犁铧和铁犁镜表明,在汉代时,兰州一带的农民耕地,不仅使用铁犁铧,而且还使用铁犁镜。所谓犁镜,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套在小犁铧外面的大犁铧,古代也称犁壁、鐴土,是汉代出现的一种新型农具。它比欧洲出现犁镜的时间要早一千多年。犁铧再装上犁镜,既可增强犁的破土和翻土能力,又可提高耕作效率。这说明,兰州当时的耕作技术已经相当先进。

8.出土编钟,见证兰州人闲暇生活

兰州出土的汉代青铜器种类较多,有铜鼎、铜壶、铜盉、铜釜甑、铜燻炉、铜镜、铜刀、铜弩机、铜编钟、铜车马等。

1982年11月,在城关区西北民族学院(即今西北民族大学)工地上,发掘清理了一座西汉墓,从中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内有铜编钟一套计12件,其形制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墓主死于公元前436年)出土的编钟中的甬钟颇为相似,惟体积较小,且不发声。12件编钟通高均为4.2厘米;但铣间大小略有差异:3.9厘米的8件,4.2厘米的两件,4.4厘米的两件。每件编钟的鼓面都有小圆枚,内壁的调音槽与铃铛的敲锤相似,但各不相同,且下端全都铸死在壁上,不能摇动。

9.粮食丰收了,人们高轮大车来运输

在七里河区华林坪出土的一套汉代铜车马俑,现在由甘肃省博物馆收藏。车高23.9厘米,长63厘米,宽28.6厘米;车舆长方形,前面无门无栏,其他三面都有栏板;两辕作带刺树枝状,微微向上翘起;两副车轮略高于车舆,每轮有16根辐条。马高33.7厘米,长33厘米,宽9.7厘米,马尾高翘,昂首嘶呜,煞是英武。

这类大轮的铜车马甬,甘肃各地多有出土。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几辆大轮铜车马甬的车内,还留有粮食的痕迹,说明它是运载粮食的大车。

甘肃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当时无论是频繁的战争,还是繁忙的东西方贸易,都迫切要求解决辎重或物资的运输问题。而大轮马车便是当时重要的运输工具之一。兰州等地出土的众多铜车马俑,正是这一历史事实的真实反映。

10.兰州的烧砖业,生意很不错

在兰州,很多人都知道一个地方沙井驿,那里不仅是古代一个重要驿站,更是兰州烧制砖瓦的地方。兰州烧制砖瓦的历史,至少从汉代就开始了。

这些年,兰州出土了大量的汉代陶器,有瓮、罐、盆、豆、尊、灶、仓、案、烛台、陶楼等等。有灰陶制品,也有釉陶制品。这些陶器虽无使用价值,却给我们研究当时的社会状况,提供了第一手的实物资料。

砖的出现,则已晚至战国时代。那时的砖,多是很薄的方砖,主要用于铺墁地面或包镶房屋四壁的墙脚。而用来砌墙的条砖,是在秦始皇陵中最早发现的。整齐划一的条砖则出现于西汉武帝时期,到宣帝以后,才在中原地区普遍使用。这一发展轨迹,也在兰州得到了印证。

1982年在今西北民族大学发掘的西汉墓,还是竖穴土坑木椁葬;而1987年在甘肃工业大学发掘的东汉墓,便已发展成为砖室木椁葬。

往往有前后两个墓室,墓墙用平、竖相间的砌法砌成。墓砖为实心条砖,长37厘米,宽18.5厘米,厚6.2厘米。砌拱券式墓顶的砖,也是用条砖磨成的一边厚、一边薄的楔形砖。

同样的东汉砖室双券墓,1958年在东岗也曾发掘过。墓内前后两室都用长36厘米、宽18厘米、厚仅0.5厘米的条砖砌成。前后墓室的四壁,都用双层砖以横竖相间的形式叠起,墓底则用单层砖以“人”字形平铺。

在永登县柳树乡有一片由4个墓冢组成的未曾发掘过的汉墓群墓地上散落的砖瓦残片俯拾皆是。而在墓旁距地表深约30多厘米的断层处,更可以看到有一层厚厚的砖瓦碎片的堆积。

这些情况说明,最迟在东汉中期,兰州就已出现制砖业。至于兰州出现瓦当的时间,由于仅在榆中县出土过汉瓦的孤证,目前尚难做出判断。

11.蔡侯纸,走入兰州百姓生活

纸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也是对世界科学文化的一大贡献。近70多年来的考古发掘证明,早在西汉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就已发明了造纸技术。只是当时的纸还比较粗糙,不便于书写。到东汉和帝(89-105年)时,蔡伦利用担任尚方令的机会,对造纸工艺进行了大胆改进,并监制出了一批良纸,从而将我国的造纸技术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又过了一百年左右,也就是东汉末年,有一位叫左伯的造纸能手,才造出了细匀而有光泽的高级书写用纸。

然而,无论是“蔡伦纸”,抑或是“左伯纸”,它们的“芳容”究竟如何,考古工作者一直都没见过。

1974年,在甘肃武威旱滩坡一处东汉晚期墓葬中,曾出土若干麻纸,质量细薄,柔软平滑,纤维交织紧密。纸上留有文字墨迹,笔划粗壮。但专家们认为,它还不一定是当时最好的纸。

1987年9月,兰州市博物馆清理伏龙坪一座保存极为完整的东汉晚期墓葬时,发现在一面铜镜的镜囊里,垫着3片直径17厘米、被剪成圆形的墨迹纸,一片已经霉烂,另两片基本完好。纸色已经发黄,但薄厚均匀,绵软坚韧。经纤维结构显微分析,所用原料含有麻、草、树皮等;张光透视其背面,有明显的“帘纹”痕迹;纸面光滑,似曾做过二次加工。两块纸片,一片上有毛笔墨迹字40多个;一片上有墨迹字60余颗。书体介于隶、楷之间,字迹清晰可辨,其中“妇悉履……奈何当奈何……”几个字,一般人都能认出。根据科学分析,专家们认为,这两片东汉纸很有可能就是“蔡伦纸”。因而将它们定为了国家一级文物。

史书记载,地下出土文物,相互印证,给我们展现了两千年前,兰州人的生活状态。大量外来移民,带来中原地区的生活方式,也将先进生产技艺,传到了兰州。兰州民风淳朴,豪爽,能文善武,勇敢善战。他们且耕且战,守护者丝绸之路交通的畅通,守卫者这一方大地。

参考资料:《史记》、《汉书》、《甘肃省志》系列、《甘肃史话》丛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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