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起义的几个人结局各不相同:1911年10月9日武昌起义打响第1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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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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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起义的几个人结局各不相同:1911年10月9日中国革命党人在汉口俄租界筹划起义时,枪支走火,被迫于提前起义。

武昌起义是很复杂的历史事件,参与者的结局各不相同。

这些人虽都是反清,推翻清王朝以后却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在1908年前,革命党主要依靠海外知识分子以及会党人士,进行反清起义。

然而,海外知识分子的数量太少,而会党的成分复杂,又不是正规军,实力有限。

所以,之前一系列起义都失败了,甚至可以说是以卵击石。

同盟会成立以后的第一次武装起义,1907年的黄冈起义。

起义的革命党只有700人,打着青天白日旗,占领潮州饶平县黄冈城。

广东的清军最少也有七八万数量,区区700人哪里是对手。

满清潮州总兵黄金福和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分别派遣部队夹击。

仅仅6天后,黄冈起义就被镇压。

负责阻挡清军的革命党牺牲200多人,其余只能分散逃走。。

通过以上的实例,可见毛主席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至理名言。

没有可靠的枪杆子,再好的革命理念也没有施展的空间。

从1908年开始,同盟会下属的各党派,都开始将注意力放到新军。

这里简单介绍一些同盟会。

同盟会是一个反清革命党的大联盟,包括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很多党派。

这些党派虽都要求反清,政治理念却有不同。以光复会为例,它并不赞同孙中山“平均地权,创立民国”建立现代化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反而认为“帝王一人秉政,优于立宪,没有什么不好”(章太炎)。光复会另一个领袖陶成章也说过:“革命就是造反,……改朝换代”。

同盟会并非后来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那样是组织严密的政党,而是比较松散,内部党派互相合作,也有对立。

中山是最高领袖、精神领袖,其他还有多个领袖,比如宋教仁、黄兴、黄元秀、蔡元培等人。

随着起义一次次失败,1908年以后,同盟会下各党派都将注意力放到新军身上。

所谓新军,就是清政府在庚子事变以后建立的新式陆军。

庚子事变之前,清政府建立了10万人新式陆军, 武卫军。

由于义和团事变,八国联军大举进攻,除了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在山东保存完好以外,其余几支武卫军都被打垮。

庚子事变后,满清政府深感国内局势混乱,国外列强不断入侵,又重新编组了新军。

1906年,新建的陆军部拟订了全国编练三十六镇的计划。

至1911年清亡时,共计成立十四个镇、十六个混成协、禁卫军2协,以及几个独立标、营。

而新军战斗力最强的,主要是以袁世凯武卫右军为基础,训练的北洋六镇,这也是后来北洋军阀的摇篮。

另外,就是当年张之洞在湖北编组的湖北新军。

张之洞早在1894年就组建过新式陆军自强军,湖北新军的战斗力也很强,素质很高。

此次新式陆军,同以往的清军有很大不同。

甲午战争期间,清军是拿着西洋武器作战的封建雇佣军,训练陈旧不堪,军官根本不懂西洋战法。结果,他们被完全西化的日军打得落花流水。

而武卫军,就比之前的清军厉害多了。他们装备了很多更先进的西洋枪炮,还聘请西洋教官进行训练。然而,武卫军仍然只是学到了洋人军队一些皮毛,主要是军官素质差,导致军队指挥非常差劲。庚子事变中,武卫军的武器和八国联军没有代差,但军官指挥混乱,根本不是七拼八凑洋人部队的对手。

此次新军和以往都不一样,采用类似于日军那种完全西化,尤其重视军官的培养。

但是,当年老百姓文化程度很低,能够学好西方军事的人,基本都是有新思维的知识分子,很多还有留学经历。

满清制度从根本上的腐败和残暴,只能迷惑无知的愚民,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是无效的。

况且,国破家亡的惨状,稍微有血性的中国人就无法容忍。

同盟会大量安插干部进入新军,进行反清宣传,准备进行兵变。

很快,这些新军军官普遍接受了革命思想,由此新军成为革命的主力。

后来分析,1911年武昌首义是新军起义,然后响应的陕西湖南二省,是新军起义。接下来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山西四川云南贵州等地也是新军起义。除上海、广东、广西辛亥革命起义是以民军商团为主之外,其他各地起义均为新军起义为主。

辛亥革命也可以说是新军大起义。

其中,尤其湖北新军最为革命化。

湖北新军中,有着不少留日的军官,这些人很多就是革命党或者同情革命党。

而渗透湖北新军的革命党,主要是共进会及文学社。

尤其是1908年共进会首领孙武回到武汉后,在新军中有很大的发展,且在1911年同文学社一同行动。

1911年7月,宋教仁、谭人凤在上海建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共进会派居正参与,服从同盟会的领导。

由此,共进会和文学社,成为同盟会全国起义的一部分。

在辛亥革命之前的1911年,四川爆发了保路运动。

成都数万群众在四川总督府门口请愿,被总督赵尔丰下令开枪,当场打死32人,伤者无数。

一时间,四川民众震怒,在同盟会领导下开始四处起义。清政府失去对四川局面的控制,惊慌下免除赵尔丰职务,紧急命令端方率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

清军兵力捉襟见肘,端方带兵走后,湖北地区已经没有其他部队能够增援。

武汉清军的防御非常空虚,是起义的绝佳时机。

在1911年9月,文学社和共进会开始酝酿武昌起义,同盟会也尽力给予支持。

在武昌起义之前的10月,文学社和共进会要求同盟会领袖“黄兴宋教仁来鄂主持大计”。

可惜,黄、宋都是被清政府通缉的要犯,进入湖北哪有这么简单。

直到起义爆发,这两人都没有来得及赶到。

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国租界研制炸弹时,不慎发生爆炸,孙武受伤不轻。

俄国巡捕赶来查看,孙武和同志们及时逃走。孙武斗争经验丰富,立即下达起义的命令。

与此同时,湖广总督瑞澂也大肆抓捕革命党,一共抓住32人,当场杀死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3名革命党骨干。

见情况危急,革命党只能背水一战,冒险起义。

共进会总代表、新军工程营班长熊秉坤等人紧急讨论,决定立即在10日起义。

由连长吴兆麟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参谋长。

9日晚上,新军中的革命党,基本收到起义的命令,开始做准备。

晚上7点,支持满清政府的排长陶启胜发现:共进会会员班长金兆龙与士兵程定国抱着步枪睡觉,身边还有一盒子弹。

根据军营的纪律,士兵不得随意携带实弹。

陶启胜大怒:你们干什么?要造反啊!

金兆龙回答:造反就造反!你能怎么样?

陶启胜挥手就打,两人激烈扭打起来。

程定国见状只得开枪,一枪将陶启胜打伤。

其实,陶启胜这处枪伤并不致命。随后他逃出军营,恰好遇到管带(营长)阮荣发前来镇压。枪响以后,军营已经大乱,革命党的士兵纷纷聚集起来准备作战。看到陶启胜突然跑出来,阮荣发误以为他也是革命党,开枪就打。倒霉蛋陶启胜又中一枪,最终重伤不治。

而陶启胜并不知道一件事,自己的亲弟弟、担任副班长的陶启元,竟然也是革命党。

一说,陶启元知道当天要起义,又知道哥哥秉性愚忠,无法被说服,甚至知道真相后还会大义灭亲。他就谎称为哥哥求了签,说他在当天有一个劫数,千万要在家回避,不能外出。

谁知道陶启胜根本不信,仍然去军营巡视。

结果,他成为武昌起义中第一个被杀的清军人物,也将名字写入了历史书中。

由此,武昌起义打响了。

吴兆麟、熊秉坤率起义部队攻打湖广总督府,新军纷纷响应,总数高达3000多人。

在武汉南湖炮队的炮击下,起义军在次日占领总督府。

火炮一响,湖广总督瑞澂吓得屁滚尿流,带着妻儿逃到长江的军舰上。

一说瑞澂不敢走前门,带着全家和随从赶到后门。

看门人已经跑了,仓促之下这伙人找不到钥匙。

此刻前门枪炮声逐步密集起来,瑞澂顾不上体面,从后门傍边一个狗洞钻了出去。

其实,革命军距离总督府还远得很呢。

瑞澂逃走以后,清军总指挥第八镇统制张彪也心虚,不愿意留在城内等死。

他率部坚持了一段时间,也迅速逃走,清军顿时群龙无首。

由此,到了10月11日凌晨1时30分,整个武昌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

此次起义的成功是具有一定偶然性的。

如果瑞澂和张彪能够沉着应战,固守待援,武昌起义未必能够胜利。

而两人只顾逃亡的丑态,也是满清政权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后来张彪对此颇为羞愧,将自己在天津的府邸张园,交给退位皇帝溥仪居住,不收一分钱,也算是道歉赎罪吧。

10月11日晚,驻防汉阳兵工厂等处的士兵祝制六、胡玉珍率众起义,占领汉阳。

10月12日汉口光复。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

这是革命军,第一次占领一个省会城市。

由此,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满清政府垮台。

那么,参加武昌起义的几个人物结局又是如何?

各不相同。

这些人虽都是反清,不是都支持孙中山的革命理念,反而倾向于袁世凯的权威政府。

共进会领导人孙武在爆炸中受伤很重,没有指挥武昌起义。

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孙武亲自陪同孙中山多日。

孙武很快失去了军权,和袁世凯保持面子上的和平,得以委任一些参议之类的虚职。

袁世凯死后,孙武主要在武汉地区做一些实业,没有再带过兵。

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以后,认为孙武没有反对北洋军阀,废除了他的所有虚职。

孙武从此隐居起来,到1939年病逝。

起义军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很快也被袁世凯排挤,失去了军权。

吴兆麟少年从军,打了10多年的仗,不愿意再去厮杀,转而和孙武一样搞民生工程。

他脱离政治,长期在湖北搞水利工程,颇有建树。

抗战期间,吴兆麟年老力衰,患有严重哮喘病,不能离开,只能留在武汉。日军占领武汉以后,强迫吴兆麟担任伪军总司令、湖北省首席参议等高职务,都被他拒绝。

吴兆麟名气很大,日伪不便于杀死他,就将其软禁。

1942年,吴兆麟因病情恶化而去世。

熊秉坤是起义军的参谋长。

和上面2个人不同,熊秉坤始终站在孙中山身边,参加了二次革命、中华革命党、护法运动等等,是国民党的元老人物。

国民政府北伐成功以后,1930年熊秉坤担任武汉市长。到了抗战爆发,熊秉坤仍然坚持抗日,但年龄较大,已经无法领兵打仗。

抗战结束以后,年过6旬的熊秉坤开始退休的生活。

解放军占领武汉时,熊秉坤也没有逃到台湾,后来加入全国政协。

文革时期熊秉坤也被冲击,家被抄,在1969年病逝。

两个士兵金兆龙、程定国的结局就不同。

程定国坚决反清,后来却效忠袁世凯,参加镇压革命党,在1916年被革命党抓捕后处死。

金兆龙被升职为军官,但他性格粗鲁,脾气暴躁,和同僚关系极差,最后离开部队回了老家。

后来,金兆龙在北洋政府担任一些基层小职务,混口饭吃。

国民政府北伐成功以后,念他革命有功,让他担任“湖北清乡总局”黄冈县团佐等低级军官。

金兆龙在1933年病逝,也算有个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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