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历史正名的中美合作所

双方合作契机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前,国民政府曾在蒋介石的亲自批准下,将有关日本人针对珍珠港军事行动的情报通知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馆武官郭德权,请美方密切注意日本空军的活动情况。然而,对于中国人的好意提醒,美方却不以为然。在美太平洋舰队遭致灭顶之灾后,傲慢的美国人如梦方醒,感到中国的情报有极大价值,美国将领也对中方的无线电侦译技术感到吃惊。不久,美国便指派驻重庆大使馆武官迪帕斯上校就地访问军统局。另一方面,因为要扩大势力,把触角伸向国外,军统曾先后和苏军总参谋部建立过“中苏情报合作所”,和英国建立起过”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甚至和流亡的法国戴高乐政府也就建立“中法特种技术合作所“进行过谈判,但这些合作都因种种原因,胎死腹中。可军统并没有放弃努力,所以这次见面双方很快一拍即合。

4个多月后,1942年4月18日,美国16架B-25轰炸机从距日本650海里的航母大黄蜂”号上起飞,执行东京等地的空袭轰炸任务。任务结束后,美空军偏队按预定方案应在中国浙江衢州降落,但由于美空军对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气象地形资料准备不足,又加之飞抵浙江上空时正遇风雨交加,75名机组人员与地面失去了联系。后来,飞机燃料耗尽,机组人员只能弃机跳伞,其中67人被中方救起,另有8人落入日军手中。这次损失再次使美国人认识到,必须与中国合作,尽快掌握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附近区域的水文、地质、地形、气象等资料,了解日军在中国东南沿海活动的基本情况,以利于美海空军在亚太地区开展对日作战。很快,美海军军令部长金上将派遣曾在太平洋舰队任过舰长的梅乐斯中校,带领一个代表团,由箫勃陪同访问重庆。中美情报合作的序幕正式拉开。

军统积极筹建

1942年5月3日,梅乐斯抵达重庆后第一顿饭是戴笠请的。吃饭时,梅乐斯有点奇怪,因为所有菜肴中没有家禽。而据他的了解,中国人是非常喜欢吃鸡鸭的。难道自己掌握信息有误?梅乐斯问戴笠,戴笠回答说:听说你不喜欢吃所以就没有准备。初次见面就连自己的饮食习惯都被知晓了,梅乐斯觉得戴笠搜集情报的本领确实厉害。

当时,中国东南形势紧张,日军正积极筹备浙赣战役,戴笠与梅乐斯匆匆谈判后,就去了闽北浦城。梅乐斯要考查军统搜集情报的实际能力,第二天也赶到了浦城。戴笠看出了他的意图,就亲自陪他到闽东海岸,并让他带来的技术人员进行气象、水文观测。这一过程中,梅乐斯曾要求戴笠向他提供沿海各地有关水文气象、日军水雷布置的情报。几天后,沿海各地甚至台湾越南泰国菲律宾各情报站的情报先后到达,这让梅乐斯十分兴奋,觉得自已真正找到了美国人所需要的合作伙伴。

有了梅乐斯的认可,其后的磋商谈判进程就显得十分顺利。不久,戴笠起草了一份合作草案,这份草案经他和宋子文磋商后,获得了蒋介石的批准。草案明确:中美双方为共同对日作战加速击败日本,建立双方的情报交换关系,内容为共同合作,探测中国大陆气象情报和训练游击部队,以协助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双方共同成立合作机构,名称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地址设在重庆,设正副所长各一人,正所长由中方派任,副所长由美方派任。

草案还指出“中美合作所”的主要任务是:扩大搜集与交换情报,分呈两国最高统帅部参考;严密布置东南沿海的敌后情报网,准备策应美军登陆;布置中国全国气象网,制定气象预报,提供给美国海空军参考;侦译敌方电讯、研究敌人动态;加强情报通讯、争取情报的时效;扩大警特训练,以达成防奸防谍,维护治安的任务;开展心理作战;加强秘密破坏工作,摧毁敌人的军事设施及军用物资。

戴笠把这份草案提交给梅乐斯后,梅乐斯迅速向美国海军作了报告,美海军很快批准了这份草案。为了表达对此项合作的诚意与重视,美海军不但继续委任梅乐斯做这项工作,还破格将其晋升为美海军准将。

美国人批准草案后,双方的动作明显加快。戴笠令毛人凤在重庆神仙洞设立了“中美合作筹备处”,起草“中美特种技术合作草案”和“中美合作所组织大纲”,将双方合作推进到组织实施阶段。1942年9月初,“中美合作所”美方第一批专家7人到达重庆,月底,双方达成了具体的“合作纲要”。戴笠把重庆钟家山、杨家山一带拟作为中美合作所的办公场所,派陶一珊筹办“特种技术人员训练班”,调训通讯人员25人,加授爆破、侦译课程。

就在“中美合作所”实质上已经成立并开始运作时,蒋介石却批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需要一个双方同意的书面协定。”于是,1943年4月15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在美国华盛顿签字。7月1日,双方在重庆磁器口杨家山缫丝厂军统局郊外办事处礼堂,举行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正式成立仪式。

开展人员训练

中美合作所”在组织系统上归双方最高统帅部直属,其内部负责人构成为主任戴笠、副主任梅乐斯(1943年7月美国陆军方面改派魏今生为代表);参谋长中方两人,为郑介民和李崇诗,美方为贝利美。主任秘书中方为潘其武,美方为史密斯。合作所下设多个工作组,分别是:人事组、情报组、作战组、气象组、电讯组、联络组、研究分析组、心理作战组、供应组、医务组、会计组,总务组、运输组等。

中美合作所”是一个情报机构,但军统为了扩充自身势力不断加大对所属人员的训练。虽然美国人明白军统的用意,但既是为了情报工作,同时也是他们天性“好为人师”,于是双方在美国人出钱、军统出人的模式下,为军统训练了大批的各类专业人才。

中美合作所“以培训班的方式训练人员,先后有几十个班:

一是,重庆特种技术警察训练班。共2期,招收学员1725人,主要课程有侦察审讯、指纹、毒物、痕迹、罪犯心理、化装拘捕、刑具使用、警犬使用等。美方教官对实习十分重视,除了对卡宾枪、手枪等枪械射击调练特别严格外,汽车摩托车的驾驶也是其重要课程。后来,美方给军统提供了500匹军马,又开设了骑术课。

二是,中美特种技气象工作人员训练班。专门训练气象测量技术人才,为美国海军提供中国东南沿海地带及各地气象动态情报。先后办了4期业学员151人,除留在“中美合作所“气象总台任职外,其余人被分派到各地气象台任职。

三是,中美特种技术助教工作人员训练班,主要培训外语翻译人才,作为美国教官的助手,共4期,毕业146人。

四是,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该班是“中美合作所”培训学员的重点,主要是为直接训练军统所辖各类武装,为实现辅助美军登陆作战及打击日军的目标服务。该班共开设了13班,分别是雄村班、洪江班、临汝班、陕坝班、南宁班、漳州班、建瓯班、瑙安班、息烽班、临泉班、港口班、梅县班,以及重庆特种技术警察培训班等,共训练人员3万多人。

五是,中美东安医务人员训练班。

六是,北平、上海中美特种警察训练班。

七是,修水行动干训班与柱林(贵阳)秘密行动班,两班共毕业1100多人,主要训练游击干部,以及美式特务工作技术与方法。

据统计:从1943-1945年8月,“中美合作所“各训练班共训练单位22个,训练作战部队近5万人,各种干部1300多人,毕业学员5万多人,除忠义救国军归建外,剩下的3万多人编成为64个教导营,军统的武装力量因此大大加强。

携手对日作战

1943年4月1日,日本海军启用新的军用密码,并附加乱码增加破译难度,军统依据多年的侦译经验,向美军送去了及时的秘密信息。其中一条信息的内容极为重要: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大将,将于4月18日早晨6时乘坐一架中型轰炸机,由6架战斗机护航,离开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拉包尔,于8时抵达巴拉尔岛进行视察。

得到这一消息后,美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尼米兹十分兴奋,决定抓住这个机会一报珍珠港之仇。经过美空军的周密计划,这次报仇行动最终达成了既定目标,山本五十六的座机被击落,其本人丧命大海。当然,这只是“中美合作所“与美军情报合作中的一个例子。“中美合作所”从成立到抗战结束,共为美国提供地面情报4000多条,破译情报近12万件。美军根据这些情报共击沉日舰100多艘、战机200多架。为此,美国罗斯福总统曾专门致电蒋介石表示感谢。

在梅乐斯的要求下,军统还把触角伸向日本占领下的泰国、越南及中南半岛。他们与美国在华第14航空队合作在越南、台湾各地沿海地带布雷有效地阻碍了日军的运输,并炸沉日舰数艘。军统在美军扫荡南海诸岛、菲律宾及歼灭厦门日本海军等多个战役中也都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按任务要求,“中美合作所”还做了其他大量工作。如共建立了165座气象台、通讯电台、观测哨等,为作战提供气象信息8万多条,这些情报对美军日后在太平洋上进攻日占岛峙和轰炸目本本土都起了重要作用。二战结束后,美国的一份报告评价“中美合作所”提供的军事及气象信息成为美国太平洋舰队和中国沿海的美潜艇攻击敌海军的唯一情报来源。

此外,中美合作所还对日进行心理战,在中国沦陷区用秘密广播干扰日本广播并进行反宣传,展开宣传攻势瓦解日军士气,或者加强抗战宣传,增强沦陷区中国人的信心。他们还参与了对日经济战方而的工作,例如印制汪精卫政权储蓄券的假钞偷运到沦陷区,扰乱当地金融,还大量收购日货与沦陷区物资并运回大后方等。

中美合作所还将军统所属的武装部队“忠义救国军”“铁道破坏队”等加以训练,重新装备后改编成正规陆军编制的4个纵队,以及南京、淞沪、浙东、浦东、澄锡虞等5个行动总队,在敌后开展行动。在豫湘桂战役中,“中美合作所“的各类敌后武装,在战区各省进行了多次牵制性破坏和袭扰作战,炸毁了焦作煤矿黄河铁桥钱塘江大桥等。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在当年冬天中美双方就签订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结束协定》。在这份协定中,双方协定签订之日就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的正式废止之时。同时,双方就未完成的业务进行善后处理,但所有业务合作的处理都必须在1946年7月1日前结束。也就是说,“中美合作所”在1945年底就已在形式上解散,到1946年7月,正式解散。

中美合作所撤销后,美方人员回国。国民党军统组织则利用美方所供给的物资与培训的人员,大肆进行内战,并利用“中美合作所“的原址如渣滓洞监狱与白公馆等地,对进步人士进行残暴的追害。各训练班学员大多成为迫害民主进步人士的急先锋。虽然当时“中美合作所”已经解散,但正是他们后来的行为使“中美合作所”长久地背上了骂名。这些反人类的罪行并不应该计在中美合作所的账上,也非中美合作的初衷。中美合作所是基于共同对日作战的出发点而建立的,是作为一个跨国军事情报合作机构,其在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成绩应得到肯定,历史应为其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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